建国初期的五年，正值李先念主政湖北工作及参与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期间, 坚持注重调查研究，全面地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历史发展（社会主义）方向、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出发，探索怎样治理地方经济、社会结构和发展客观规律，创造性总结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和经济建设与发展等有关问题进行理性思考，深入研究，积极探索，科学实践，并回答解决好建国初期湖北所面对建设与发展过程中的理论探索和现实问题，初步形成了一些关于经济思想（观）体系（中国式工业化）及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和党的执政实践经验，学习、运用这一精神财富，这对于当今湖北省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挑战，实施中央提出的“中部崛起”发展战略，近期中央提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大政方针，运用科学发展观引领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推动湖北的“8+1”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都将产生重大指导意义和伟大借鉴意义。

    全新的统筹观：整体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建设与发展一体化模式

    1949年5月-1954年夏，正值建国初期，湖北因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百孔千疮，百业待兴，百端（事）待举，湖北面临着亟待解决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由于李先念实事求是客观分析了湖北的经济、政治、社会情况的特点，他明确指出：“湖北农村多数地区尚未进行土改，恶霸、土匪、特务三位一体，掌握乡保政权，进行破坏和抵抗，封建剥削沉重，农民遭受残酷压迫” 【1】217，又指出 “目前湖北的城市一般是商业性和消费性的城市，它在经济上是脆弱的，而仅有的一点工业也要依赖于农村供给原料、粮食，并且工业产品的广大市场也在农村，也靠农民购买力的提高，因此，要发展和繁荣湖北的城市，变消费的城市为生产的城市，也必须首先搞好农村工作” 【2】。以上这些情况可足以说明湖北、包括武汉在内乃至中南地区情况特殊，当夺取政权之后，中共湖北各级党组织和各级政府工作重心如何确定及其如何正确实施经济社会治理方略，是事关到湖北新生政权稳固的重大政治问题，李先念面对这些重大政治问题及其社会问题及诸多工作，进行了相关调查研究，深入思考，在这种特殊历史背景下，面对这些新问题、新情况，经过李先念与中共中南局及湖北省委一起集体讨论，作出了一项影响深远又符合本地实际重大决策；在本地新解放区，采取“以农村为重点同时兼顾城市”的方针 【1】238，这一具有创造湖北特色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建设与发展一体化模式（也是具有湖北特色早期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新尝试），并迅速得到中共中央批准，迅速在全省得以贯彻执行。在这一战略方针（决策）主导下，围绕湖北经济社会秩序恢复与发展这一工作中心的主线（实践活动的过程）体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发动群众，大力开展剿匪反霸运动。

    主要基于当时湖北全境还没有解放；从湖北省情和历史发展的状况来说，要发展生产力，必须扫清生产力发展的障碍。1949年8月13日至27日，中共湖北省第一次代表会议，李先念作会议开幕词和专题报告，指出：“会议的中心任务是讨论怎样贯彻工作重点以及根据湖北各区不同情况，贯彻执行的具体步骤”。8月14日，李先念作了《剿匪反霸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的专题报告，指出：“发动群众开展剿匪反霸运动，打倒地方阶级当权派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的乡村。”11月18日，湖北最后一座县城——鹤峰县解放，湖北全境解放【1】219。由于在以李先念为书记的省委正确领导下，湖北剿匪反霸任务在不太长时间取得了全面胜利，为经济恢复创造了稳定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彻底扫除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障碍，巩固了新生人民政权，使全省人民迅速地顺利投入到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中来。

    第二，大力发展和恢复生产，稳定物价,争取全省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主要基于湖北各级人民政权已经得到初步巩固的基础上，恢复与发展经济就必须把农村工作放在首要地位，李先念及时提出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的“中心工作任务”: 发展和恢复生产，稳定物价,争取全省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1950年8月2日——9月1日，李先念在中共湖北省第二次代表会议作了《关于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指出：“根据毛主席在（七届）三中全会的指示，我们目前总的任务是要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由于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各级人民政府，同心同德，大力进行土地制度的根本改革，并大力采取发展和恢复生产,稳定物价的各种经济措施，胜利渡过了这一难关。到1952年，湖北省财政经济状况也有了好转，新生的人民政权得到了巩固，为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工业化时代提供了经济基础保障。

    第三，全党全社会开展增产节约和生产改革。

    主要基于全省国民经济已经恢复，大规模经济建设高潮即将来临。1953年7月18日至25日，在召开中共武汉市委扩大会议上，李先念作了《关于下半年工作方针与任务》的报告，指出：“号召各级党组织把领导重心转移到增产节约与生产改革方面来，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经济建设高潮”。

    总而言之，湖北解放后，李先念主政湖北、武汉及参与中南局党政军工作，善于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能够创造性贯彻执行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指示，形成了具有湖北“统筹城（市）乡（农村）经济社会建设与发展一体化”模式，已成为创造性执行中央指示精神的一个经典范例，永载史册。

    科学的生产力观：从制度改革解放生产力 从经济建设提高（发展）生产力

    湖北全境解放，“城乡改革”已成为主政湖北及武汉工作的以李先念为书记省委的首要的中心工作任务。对此，湖北省作了大量的扎实的准备工作。为了解放和提高（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促进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必须从根本上制度上解放城乡生产力。在农村，一是为土地改革准备了条件，抓剿匪反霸，减租减息。1949年12月24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发布《湖北省减租减息实施细则》，历时4个月，到1950年4月，减租减息运动在全县71个县2384万人口的地区进行，共计退回租谷粮113165吨，基本废止了保甲制度，组织了15175个代行基层政权职能的村农民协会【1】219、，为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制度打下了政治和社会基础。二是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农村废除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主要从根本上建立解除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的土地制度,基于湖北全境解放，人民政权已经建立，从1950年秋，中共湖北省委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全省广大农村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实行土地制度的根本改革【1】230、。1950年8月2日-9月1日，中共湖北省第二次代表会议，对全省农村土改进行了具体部署，提出在两年至三年内分批完成土地改革工作；湖北省政府制订下发了《湖北省土地改革实施方法》，先后于1950年12月-1951年10月第一批；1951年11月第二批进行全省土地改革，到1952年底，共有12570个乡完成土地改革，占全省总乡数的百分之97.4，人口总计2376万人，占全省农业人口的百分之97，这样为下一步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社会、制度基础【1】231、。被史学界誉为：这是湖北有史以来，最彻底、最大规模的一次土地制度改革。在城市，在城市国营工矿交通企业实行民主斗争、团结、建设等多方面民主改革，实现工人当家作主。1951年9月中共湖北省委召开城镇工作会议，研究总结民主改革运动的初步经验，1953年10月，全省城市的社会民主改革运动结束，建立了工人群众参加企业管理的新型制度，极大地调动工人群众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了企业生产恢复和发展。通过统筹城（民主政治制度）乡（土地制度）改革，实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稳健过渡，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极大地调动劳动者政治热情和劳动积极性、创造性，有力促进了城乡经济恢复和发展，为巩固了新生人民政权奠定了制度、社会基础，为准备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有利积极创造了各种条件。

    提高（发展）城乡社会生产力是新民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另一重要任务。李先念在建国初期主政湖北及武汉和参与中南局区作期间，从党执政地位政治高度上，清醒认识到生产建设的极其重要性，明确指出：“中国长期的革命斗争是为了夺取政权，而夺取的政权又是为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建设富强的国家，如果生产搞不好，人民生活水平不能提高，人民同样会反对我们，人民民主专政是不能巩固的” 【3】。李先念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要把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一切工作中的首要工作指导思想，生产关系的变革、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进展、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要有利于发展生产。不仅从理论上认识到坚持这一原则，而且付诸于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与发展实践中。李先念在《生产建设与群众生产备荒》一文中指出：“生产问题必须提到首要地位，必须加紧生产建设，才有可能克服财政困难，改善人民生活，减轻人民负担，从而使贫困的中国变为富强的中国”　【4】49。李先念从执政党地位高度出发，认为共产党人必须精通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生产发展规律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指出“共产党员应当努力学会做经济工作” 【4】366。1953年10月，在全省普遍开展了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宣传、贯彻,李先念强调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目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实现农业合作化时坚持示范和自愿的原则，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正确贯彻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在建设强大的重工业的同时，相应地发展其他经济事业，使之与重工业按比例地协调地发展。这些发展经济政策措施出台与实施,是符合当时客观实际，是符合湖北省情，是符合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生产关系变革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要逐步进行，不搞急于求成，不搞一刀切。在经济社会管理中，坚持运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统领经济工作、经济社会发展；坚持了务实精神贯穿于经济工作全过程。经过5年努力，湖北省先后完成了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稳定市场，平抑物价，统一财政经济，合理调整了工商业等经济任务，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医治长期战争创伤，实现财政经济状况得到根本好转，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所有制（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个体经济五种经济成份并存发展的新型国家经济社会制度，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贯彻执行,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奠定了经济基础和制度基础，为贯彻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目标任务创造了领导体制上的条件,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湖北打下了坚实基础。李先念主政湖北及武汉、参与中南局期间，坚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推动国民经济恢复与协调发展、持续发展，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规律及其经济建设和发展规律（中国式工业化）和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践）道路的新经验、新方法，对于今天坚持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从湖北实际出发，创新性打造具有湖北特色经济社会建设与发展一体化(制度、体制、机制等)新模式，全力推进 “8+1”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仍有借鉴意义。

    持续的“三农”观：抓基础（农业）、重根本（农民） 、促发展（农村）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李先念的一个基本经济思想，也是主政湖北及武汉、参与中南局工作期间的施政主线，是把发展农业作为发展经济的一贯指导思想。李先念在建国初期主政湖北工作期间，对湖北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对全省的社会现状和经济特点有了正确分析和科学地判断，李先念认为：“湖北的城市在经济上是脆弱的，多是消费性与商业性的城市，虽有些工业，但对农村的依赖性很大” 【5】92。1949年8月14日，在中共湖北省第一次代表会议上，李先念作专题报告，在分析阐述城市工业与农业的关系时，报告明确指出“城市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料和产品销售市场主要在农村” 【5】92。 “有了农业生产的配合，原料才有保障，工业才能生产”，“工业品生产出来了，光靠城市的购买力不行，必须依靠广大农村的购买力，只有农村经济恢复和发展了，城市经济才能恢复和发展，整个国民经济才能繁荣起来” 【5】120。“要把落后的农村变为先进的农村，把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必须搞好农村工作，发展农业经济” 【5】92。强调指出：“本省经济工作的重点首先在于恢复与发展农村经济。一切经济部门都应面向农村，为农业生产服务” 【6】，这些深刻阐述，要正确认识，并高度关注、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发挥支援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基础作用。李先念认为城市离不开乡村，而要依靠乡村，要处理好城乡关系，首先要着眼于农业的恢复与发展，反之，就不符合湖北的实际。在李先念的“必须搞好农村工作，发展农业经济”的经济思想指导下，到1952年，湖北省成功地完成了恢复农业的目标和任务。即是李先念强调发展重工业的同时，仍然强调不能忽视农业基础作用，李先念一再指出：“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农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即使“要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是基础”【7】151，这些农业发展的经济思想，就是抓住农业基础地位不动摇，抓住发挥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基础作用不动摇。由此可见，李先念在主政湖北及武汉、参与中南局期间，能正确认识湖北经济和社会情况特点，坚持从地方实际出发，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历史责任高度重视、关注湖北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从执政使命的政治高度将“三农”问题纳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探索社会主义工业化大局,进行考察，牢牢抓在手中，一刻不放松，从而形成了我党建国初期“三农”的经济思想和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及其理论和成功地湖北施政实践经验，是我党老一辈革命家、政治家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当今应对世界粮食危机、国际局势多变大背景下，对于一个发展中农业大国来说，重视“三农”问题，仍然是全党同志重要执政话题和政治课题。当前，党中央提出“保增长，重民生，保稳定”大政方针，狠抓 “三农”工作，尤为重要。李先念关于“三农”的经济思想，告诉我们“三农”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个政治问题，这对当代中国经济工作及经济建设、推进国家工业化的历史警示，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积极意义。

    全面的惠民观：以“人民利益”标准指导经济工作，用发展经济成果让人民共享

    1949年极其严重的自然灾害和1950年极其紧张饥荒，湖北各级新生政权经受着各种挑战，各级党组织经受执政考验，把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放在第一位。从某种意义上讲，开展生产救灾是湖北恢复国民经济的第一仗，也是一场政治硬仗。在头3年恢复、发展湖北经济过程中，李先念一手领导湖北各级党组织、各级人民政府完成了新民主义革命遗留下来的历史任务，一手抓从发展生产需要大局出发，关注民生,进行必需的经济建设。针对湖北解放之初自然灾害，农业生产设施十分脆弱，省委确定了以水利为重点狠抓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省政府提出了“以治河防洪为重点，兼顾农田水利”的水利建设方针和“以防为主，防重于抢，以泄为主，蓄泄兼施”的治水原则。李先念亲自抓农业，坚持不懈地抓农业产业基础建设，特别是针对湖北水情灾害严重威胁的情况抓水利建设，努力为全省社会的稳定和全局工作的稳定发展创造了条件。1950年至1952年，湖北基本建设总投资26179万元，其中用于水利建设的资金达百分之30.3【1】249。1952年3月，湖北省成立了以李先念为主任委员的荆江分洪委员会，领导30万军民组成的建筑大军，克服各种困难，仅用75天时间，完成了第一期工程，至1953年4月，荆江分洪工程全部竣工，这是新中国建立后建设第一座最大的水利（防洪）工程。在1954年夏，湖北人民战胜近百年来特大洪水的防洪抗洪斗争，确保荆江大堤安全，保障湖北腹心（武汉）地区及荆州地区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发挥了巨大作用。由于建国初期，湖北灾害频繁，广大农村，数百万灾民流离失所，衣食无着，李先念把抗灾救灾当作头等大事，主持召开多次会议，研究制定对策，1950年7月，李先念经过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救灾工作的具体措施》，指出：“灾民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去领导，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如此可以减少灾民之困难” 【8】。李先念从讲政治讲大局高度，重视关注城市失业工人就业和灾区移民生产生活问题。他还指出：“失业工人问题很严重”，要求湖北省财政调拨专款救济。李先念主张是在抓好经济建设和经济工作、做好恢复国民经济的特殊时期，越是要把弱势群体放在心上，抓在手中。有了科学、持续地经济发展，社会才能稳定和谐。李先念这些关注民生、以民为本的发展经济思想和关注民生、改善民生施政的政治思想，作为经济建设出发点、落脚点，对于我们新时期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指导方针和近期实施中央提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大政方针，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李先念从人民政权建设（社会安定）高度考察经济工作及其经济建设，从经济工作和经济建设对社会影响考察人民政权稳固（社会安定），这是李先念经济社会建设与发展一体化思想，这是建国初期李先念主政湖北及武汉和参与中南局期间，探索立党为公、发展为民、施政为民的成功实践，这对于当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引领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用改革和发展成果惠泽于人民,具有重要启迪意义和标本意义。

    有序的协调观： 调结构、优关系、遵规律

    新中国成立后，头五年正值李先念主政湖北及武汉、参与中南局工作期间，在领导地方经济工作，处在第一践，对特定历史时期的领导经济工作进行了大胆探索和科学实践。

    1、正确处理好经济各部类之间的关系，注重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发展。1953年4月在湖北省第二次农村工作会议上，李先念作报告，明确指出：“在经济建设上，要把重点放在重工业，同时要处理好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兼顾商业、交通运输业和文教卫生等方面的建设，从中国经济的实际出发，农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7】150）。10月李先念强调指出：实现工业化要在建设强大的重工业同时，相应地发展其他经济事业，使之与重工业按比例地协调发展，避免招致经济生活的脱节和混乱。他明确指出重工业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导地位，并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在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并对工业、农业、资本义工商业的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从1953年起，在李先念主政湖北工作的背景下，全省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至1954年，湖北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贯彻执行取得了重大进展，实现了目标预期。与此同时，为促进社会主义工业化，提供不可缺少的条件。这是李先念关于工业化思想初步探索和早期实践。

    2、正确处理好地方与中央的经济关系，注重政治视角审视财经工作。1950年4月3日，湖北省召开财经工作会议，会议主题是贯彻落实3月政务院作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的指示精神，李先念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结合湖北省实际，作了客观分析，明确地指出：“对政务院的这个决定，我们党政军各级领导必须保证，坚决贯彻执行，今天的情况变了，全国实现了统一胜利局面，反映到财经问题上，就特别敏感，特别需要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必须去掉各自为政的思想，坚决克服地方主义”，他告诫地说：“否则，我们在财经方面就要失败”，对全省各级干部强调地说：“这不只是财经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如果我们不坚决贯彻执行统一财政经济、经济制度，人民政权就不能巩固” 【9】，由此可见，李先念从大局看问题、想问题，从政治高度来正确认识、解决问题，必须贯彻执行政务院这一决定，坚决克服地方主义。李先念这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维护中央权威，保证政令畅通的严守政治纪律，充分体现了李先念高尚的政治品德和优秀的职业品质，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