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书

　　董必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党内都尊称他“董老”。

　　董老认为书是可以传世的。他常说：我读过的书，别人还可以读；如果把书弄脏了，就会影响别人阅读；如果把书弄破了，别人就没法读了。不爱惜书，书如何传世？他还常说：爱惜书是尊重著书人的劳动，也是尊重成书过程中所有参加者的劳动。

　　因此，董老非常爱护书籍。除骑马订的小册子外，董老在读现在的洋装书时总是双手捧着，决不会像读线装书那样卷起来单手握住。如果正在读这样的洋装书被打断了，他会先把看到的这一页折一个大角，然后再把书合上。他解释说：当你回头继续看书时，这样的折角会被压平；如果仅折一个小角，则不易平复，会伤书的。

　　所有在董老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董老极少在书上勾画、圈点或批注。我说“极少”，是因为我只看到过两例。

　　一例是董老学习俄语的课本，书中有红蓝铅笔画的横道道，两种不同的颜色是用来区分已掌握的或刚学会的单词的，还有个别单词的注释抄写在正文边上。

　　董老去世后，为了征集文物，西柏坡纪念馆的馆长老白找到董老的夫人何连芝，何老给了白馆长许多东西，有书，有物。我从那堆书中发现了一本书，书名我不记得了，只记得书薄薄的，是一本理论书。董老在书的许多页面空白处密密麻麻地写着字，行间还有不少的圈点。因为白馆长急着要拿走，我没有来得及细看。这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当时是什么情况？写了些什么？我不知道。这就是我知道的董老在书上做批注的第二例。

　　董老不仅决不会让书在他的手里弄脏或损坏，而且，即使是一本已经很残破了的书，只要经过他的手，也会被修补、保护，从而焕然一新。记得“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没有文学书可以读。有一阵地下盛传：某领导说了，《基督山恩仇记》《红字》《简·爱》是好书。我听到这个信儿，就到处找同事、朋友借这些书。借书总是有期限的，每借到一本，我就先抓紧时间看，看完后就把书传给董老。这几部都是西方有关感情纠葛的小说，他过去也没有读过。

　　记得《简·爱》一书，到我手上时不知已经过多少手，早已被“看”得很残破了，所有的书角都被磨圆了，封面也不知到哪儿去了，扉页“晋升”为封面也已不是近期的事了，因为它也快掉了。就这样的书，我看完后也传给了董老。过了几天，他看完了，把书还给了我。我一看，书被包上了书皮，原来快要掉下来的书页、被撕破了的书页，都已经粘好了，像是一本书了。

　　董老爱书，但他从不把自己的书看作是个人的“私有财产”。我的一位同事是美术编辑。有一天，这位同事问我能否向董老借一本魏碑字帖。我知道董老十分喜爱字帖、拓片一类的，这是放在他的卧室书柜里的“宝贝”。这些字帖、拓片虽然无言，却陪伴董老度过了无数不眠之夜。我从来不敢为自己的好奇或者爱好向董老提这方面的要求，可是我想，美术编辑是懂艺术的，一定会爱惜书的。我试着向董老提出了，他很爽快地一口就答应下来。

　　过了两天，他叫我去，交给我一本字帖，说：“我比较了一下，这本好些。”他没有告诉我也没有问我还书的期限，更没有叮嘱要爱惜书一类的话。大约过了一个多月到两个月，美编还了书。我下班后把书还给董老，董老一手托着书，一手轻轻摩挲着，关切地问：“你的同事用完了？”听到我肯定的答复后，他欣慰地笑了。

　　这就是董老对书的态度，他爱它们，愿意拥有它们，同时又乐意让它们为更多的人服务。

　　书在心里

　　看书是董老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手不释卷”在他这里不是夸张，而是真实的写照。他到北戴河疗养，坐在沙滩上，手杖是笔，脚下的沙就是纸，书在心里；他躺在床上，手指是笔，空气是纸，书还是在心里。

　　董老的书多，看过的书也多。一般来说，他看过就不会忘记。董老到晚年，和他聊起三国、水浒、红楼中的人物、故事和情节时，他都知道，还常常纠正我记忆的错误。我很奇怪，他用什么时间看这种“闲书”呢？他告诉我，是他少年时读过的。董老小时候，家里穷，除了他父亲和叔叔这两位私塾先生用的书外，就没有其他的书了。要看书，只好借人家的，虽然人家每次只借一本书，每本还限定只借一晚。白天要上学，只有晚上才可以读这些书。借给他书的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也是他的同窗。董老因为家里穷，看书也点不起灯，如果要夜读，只能和他纺线的母亲共用一盏煤油灯，因为“母亲的纺织是为家计生存”而劳作。他还告诉我“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嘛，他总是如期还书。前面提到的那些名著，包括《三侠武义》《七侠武义》《小武义》等武侠书，就是在那时候读的。说起童年的读书情景，他总流露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欢乐，因为他可以在书中畅游，饥饿、寒冷和昏暗远远地离他而去。

　　告别贫困的童年，又从严酷的战争年代转入和平时期，董老的书就慢慢地多起来了。

　　董老的书那么多，哪本书放在什么地方，谁记得呢？

　　记得是上世纪50年代，董老有一次因病住进医院。在医院里他告诉我想要看的一本书：“这本书放在书房西面从门向北数的第几个书柜，从上向下数的第几层，从左向右数的第几本书，你看看是不是我要的这一本书。”我将信将疑地去找，没想到，果然除了数数就是拿书，毫不费力地找到了他要的书。我把书交给他，他问我：难找不难找？当他知道我在疑惑中十分容易地取到书时，显得非常高兴。那次找的书书名我忘记了，还隐隐记得书并不厚，没有书脊，白皮，好像是一本列宁著作的中文译本。

　　还记得有一次，董老到广州休养，一时要看的书又没带，来信要我为他找到，去广州时带给他。当然，按照老人家写下来的方位，我十分容易地就把书找到了。“这么多的书都装在他的心里”，对此我一点也没有怀疑了。

　　书在他的心里，书柜也就在他的心里，书房自然就在他的心里了。

　　买书藏书

　　也许是经历了正当读书而又缺书的岁月，也许是太渴望读书，也许是太喜爱读书，为方便随时读书，只要条件允许，董老就会添置几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