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曾是纪录片大省，《新中国从这里走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望长城内外》《重生与辉煌》《八路军》《国旗阿妈啦》《大转折：西柏坡1947—1949》《周恩来和他的娃娃剧团》《平山记忆》《中山国》等脍炙人口，声名远播。近年来河北广播电视台的纪录片创作更是风生水起，挺立潮头。无论是聚焦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潮起京津冀》，纵横燕赵历史文化精神的《大河之北》(第一季、第二季)，还是展现雄安新区底蕴与风骨的《雄安红色往事》，都给人以时代精神的震憾、文化历史的自信和迈向新时代新征程的巨大激励。

    雄安，这个既新鲜又陌生的“一方水土”，将会因这部6集文献纪录片《雄安红色往事》更加令人心弛神往。该片最鲜明突出的特点，是它的文学叙事。从与雄安有关联的作家作品入手，从著名小说家徐光耀（地道的雄安人）、孙梨（创立“荷花淀派”）、梁斌（时任八路军冀中军区新世纪剧社社长，创作《红旗谱》）、魏巍（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杨沫（时任中共冀中十分区地委政治干部，创作《青春之歌》），杨成武、吕正操、余秋里、孟庆山、常德善、刘秉彦、旷伏兆等著名将领曾经亲身指挥、参加过发生在“雄安”（雄县、容城县、安新县）的游击战、破袭战、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通过他们的经典文艺作品（小说、诗歌、战地通讯、电影故事片、摄影等），以及回忆录、口述历史等文本，回望战争峰火，重拾情感记忆，从中梳理出“红色雄安”的历史基因，回应“国家大事、千年大计”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和对未来的憧憬与展望。

    文献纪录片的本质是通过寻找史实、采访当事人、口述历史、情景再现等手段真实地“还原”历史中的“现实”生活之“本真样貌”。因文献纪录片中的“现实”事件与拍摄者此在时间的距离一般是比较远的。文献纪录片基于叙事与虚构的需要，制作人有时会使用特定事件发生的区域作为舞台。“雄安”，作为这部纪录片红色往事的“舞台”，讲述者必先为其设定“时间长度”与“空间宽度”。我们从片子中看到，早在“五四”时期，这里就播下了马克思主义的火种。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安新青年辛璞田迅速成长为天津学生运动领袖，1928年壮烈牺牲，年仅25岁。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基层党组织发展迅速。雄安历史上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北冯特别支部，就诞生在白洋淀南岸的安新县北冯村。

    历史的逻辑从此划定了一条曲线，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党中央指派孟庆山从延安到冀中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8月初，孟庆山和地方党组织把他来到冀中后开办游击训练班的地点，选在了北冯村。“当初200多人报名的队伍，经过短短四个月的培训，已成为拥有6.7万人，共3个师、12路军兵力的河北游击军。”这一年底，距白洋淀十公里不到的雄县段岗村，时年13岁的徐光耀家中，“住进了河北游击军第27大队的战士们。”从此少年徐光耀与抗日斗争结缘，当兵去，成为他那时的青春梦想，艰苦卓绝的雁翎队生活，使他多年后创作出不朽的名作《小兵张嘎》。

    文学是作家对生活本质真实生动的艺术反映。正如徐光耀所说，“白洋淀风光好英雄多，到处都有嘎子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时代的创造者。在人民的壮阔奋斗中，随处跃动着创造历史的火热篇章，汇聚起来就是一部人民的史诗。”

    《雄安红色往事》的主创团队立足于近百年来“时间长度”诞生于“雄安”“空间宽度”（安新、容城、雄县周边冀中平原）这片红色沃土上诞生的经典文学名著，革命将领用生命与热血写出的回忆录，展开文学叙事，辅以采访在“雄安”战斗过的革命先辈后人以及那些仍然健在的老战士、老乡亲的“口述历史”，以历史规定性的必然联系、血缘的非血缘的血脉关系、特殊环境下的鱼水情感记忆，凝聚成了这部文献纪录片的文学叙事结构与审美风格。

    该片主创别具匠心，运用文学叙事，另辟蹊径，以作家生活、作品创作背景、故事情节为主要叙述内容，引入绘画艺术中极具风格化的木刻雕塑替代“实景拍摄”和“情景再现”，既弥补了许多过往人物、场景、事件无法实拍、无法复制、难以匹配的制作难点，又因将绘画艺术中木刻雕塑的版画风格配以如诗如歌的解说词构成了文学叙事的“高保真”效果。

    如该片第3集专门讲述“雁翎队”的传奇。编导撷取孙犁的一首长篇叙事诗《白洋淀之曲》和他的小说《荷花淀》，在比较中展开文学和影像叙事，还巧妙穿插了穆青（曾跟随120师到冀中抗日）一篇充满激情写下的报道《雁翎队》，“‘鱼儿，游开吧，我们的船要去作战了。雁呵，飞去吧，我们的枪要去射杀敌人了。’打雁人拿出了他们美丽的雁翎，把它作为一个共同行动的标志，插在第一个船头上，从此，雁翎队光辉的名字诞生了。在这纵横百余里的广阔的湖面上，随着这个名字出现的，是无数只插着雁翎，载着武装，使敌人惊慌失措的‘硬排子’和一个个用白巾裹头的战士。”

    孙犁的小说《荷花淀》发表后，影响巨大。“它不仅成为孙犁的代表作，使白洋淀走进了中国抗战史和文学史，其明亮欢快、清新诗意的表达，还风及后来的中国文坛，诞生了一个以‘荷花淀’为名的文学流派——‘荷花淀派’。”

    1947年早春，孙犁回到了阔别十年的安新县同口镇，回到了魂牵梦绕的白洋淀，他再次被激发出创作的欲望，挥笔写就了多篇作品。他在《采蒲台的苇》中这样写道:“远处的炮声还不断传来，人民的创伤并没有完全平复。关于苇塘，就不只是一种风景，它充满火药的气息和无数英雄的血液的记忆……”平淡的语句下，依旧葆有着对战争生活与人民滚烫的情感。

    再如该片第5集重点讲述“地道战”的故事，虽然《地道战》军教电影早已家喻户晓，但是，编导却从一件真实发生在冀中雄县米家务镇一带的事件为由头展开叙述。讲述人杨平地，作为当事人(当时她刚刚出生两个月，在地道中两次险些告别这个世界)的“口述历史”，实证了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雄县所在的十分区，“已经成为整个冀中抗日根据地最危险的区域”。

    吕正操(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开国上将、时任八路军冀中军区司令员)在《冀中回忆录》中写道:“地道的形成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的。……在这种洞里不能活动，不能作战，只能消极隐蔽，敌人一旦发现，很难逃脱。”

    杨成武(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开国上将、曾任八路军冀中军区司令员)在《冀中平原上的地道斗争》中写道:“地道战的高度发展，使我军在敌碉林立、路沟如网的平原上，到处都有巩固的后方。在粉碎日寇‘驻屯清剿’的斗争中，冀中人民的天才创造——地道战，大显神威。”

    回望雄安的红色往事，印证了“人民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人民”的真理。杨成武在《回忆录》中动情地写道:“白洋淀，美丽的白洋淀，就是在这里，我们头一次聚集起冀中军区的武装力量。当时，各路人马丢掉自行车，甩掉毛驴子，掀去头上的白毛巾，解去腰间的麻线绳，从地道底下，从青纱帐里，从堡垒户的家里，从与敌人捉迷藏的角角落落，从打麻雀战、挑帘战、掀锅战、地道战等种种小型游击战的战场上走出来，敲着战鼓，打着军旗，在白洋淀上聚集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那是多么振奋人心啊！”

    人民军队打到哪里，人民的支援就跟随到哪里。

    孙犁曾以纪实的笔法，把曾在《晋察冀日报》一起工作、又因创作梦想申请到郭里口村做起教书先生的葛尧写成小说《葛覃》。在孙犁笔下，这位曾经的安徽籍诗人春风化雨，为村里办起第一所小学并任教46年，在白洋淀留下了一生中最好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