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习近平是毛泽东、邓小平两个时代培养出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如果说毛泽东在前半生主要是发动、依靠人民夺取政权的话,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后半生则主要是想通过发动、依靠人民保持党和政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性质与宗旨永不变质。毛泽东后半生的这一主要想法,至少发端于1944年延安整风时期的“甲申对”、1945年他在延安与黄炎培著名的“窑洞对”和1949年3月进北平前的“赶考对”。在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十分郑重地警示全党: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要警惕不拿枪的敌人,要警惕糖衣炮弹,要做到“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说到底,这就是为了保持党及政权永不变质。

    在努力保持党及政权永不变质的征程上,毛泽东越来越重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培养。毛泽东这一思想的产生,一是基于对我们党的建设任重道远现状的深刻认识;二是基于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脱离、背离乃至后来苏联领导集团最终背叛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后果的预见;三是基于逐渐对杜勒斯兄弟“和平演变”战略的高度警惕。

    有同志说:“最早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思想和战略构想的,是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凯南。”其实,这种思想和战略构想的明确提出者应是美国杜勒斯兄弟中作为弟弟的艾伦·杜勒斯。

    作为哥哥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生于1888年,作为弟弟的艾伦·威尔逊·杜勒斯生于1893年,他们是美国一个极具权势的门阀后裔。他们的外祖父约翰·沃森·福斯特和姑父罗伯特·兰辛都曾任美国国务卿。在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之后,约翰·沃森·福斯特担任过中国和平代表团的顾问,曾帮助日本侵夺中国的领土台湾。在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17年,罗伯特·兰辛是以牺牲中国利益换取日本承认美国在华“门户开放”的《兰辛—石井协定》的谈判签订者。

    由于以上这种裙带关系,1907年,约翰·杜勒斯在19岁时就担任了清政府出席海牙和平会议代表团的秘书。他早年就有法西斯倾向,并同德国纳粹分子相勾结。

    1916年,23岁的艾伦·杜勒斯就在美国驻维也纳和伯尔尼使馆工作,1922年成为美国国务院近东局负责人,1926年后曾为美国驻华顾问。

    杜勒斯兄弟对社会主义和民族革命力量都有着无比的内心恐惧和刻骨的仇恨。但在主张上却是一对“截然相反”的兄弟。大哥好鼓吹“冷战”,小弟则热衷于“秘密战”;大哥喜欢炫耀实力,以炸弹压人,小弟则讲究搞情报,力图给人背后一刀。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时任美国情报部门高级官员的作为弟弟的艾伦·杜勒斯详细勾勒出如何用“和平”办法促使苏联演变:“战争将要结束,一切都会有办法弄妥,都会安排好。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的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赞成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苏联)官员们的肆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我们将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觉间把这一切都神圣化,让它绽放出绚丽之花……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方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在此战略中,艾伦·杜勒斯还特别强调,“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渐抹去他们(苏联)的社会存在”。

    从有文字记载看,继而丰富发展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构想的是乔治·凯南。1946年2月,美国国务院致电美驻苏联大使,征询对苏联内政外交行动的看法。当时,主持美驻苏大使馆工作的代办乔治·凯南日夜疾书,于2月22日给国务院发回一份长达8000字的电报,对战后苏联的“理论、意图、政策和政治”以及美国应采取的对策,提出了全面的“分析”和“建议”。1947年1月,凯南在这份电报的基础上撰写成《苏联行动的根源》一文。其中提出:“苏联老的一代正在消失,一旦斯大林逝世,内部可能发生长达十几年的自相削弱的斗争。如果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党的团结和效能遭到破坏,苏俄可能在一夜之间从一个最强的国家,变成一个最弱和最可怜的国家”,“美国有能力大大增强苏联在执行政策时受到的压力,迫使克里姆林宫采取比它近年来所表现出来的远为克制和谨慎的态度,并通过这种办法促进某种趋势,这种趋势最终必然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趋于软化。”

    继凯南之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也提出了在中国搞“和平演变”的战略构想。他在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遭到彻底破产之后,于1949年8月5日公布了所谓的《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和他本人同年7月30日致杜鲁门的信。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在编好白皮书的1949年7月30日给其总统杜鲁门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提出了鼓励和支持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们起来推翻共产党的领导的设想。他明确说:“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这实际上就是美国后来在中国推行和平演变具体战略设想的蓝图。

    作为哥哥的约翰·杜勒斯是杜鲁门政府发动朝鲜战争的点火者。在他担任国务卿的6年间,他制订推行着一系列咄咄逼人的好战计划。但1953年他在国会考虑任命他为国务卿时的证词中说:“我们必须时刻记住这些被奴役的人民的解放问题。不过,解放并不就是解放战争。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后,约翰·杜勒斯受到极大鼓舞,他公开宣称美国的政策旨在促进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1957年6月,约翰·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资本主义世界要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信念”———“如果它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话,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

    尽管杜勒斯兄弟和乔治·凯南、艾奇逊等人提出上述“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相当于当今流行所说的“软实力”,但美国当局还是更相信自己的“硬拳头”,这就有了美国在海外发动和领导的迄今为止最大的两场侵略战争即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这两场战争使美国损失惨重,同时也促使其越来越倚重杜勒斯兄弟提出的“和平演变”战略。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逐渐在苏联内部找到了他们的同盟军,如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乃至叶利钦等人。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始终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与苏联共产党的演变进程紧密联系起来,继续深入思考中国共产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重大战略问题。毛泽东高度重视杜勒斯兄弟等人的“和平演变”战略,深感这一战略既有时间表,又有路线图,有极大的可能性在可以预见的不久的将来变成现实。毛泽东为此而深忧。约翰·杜勒斯曾说:“‘了解你的敌人’,这个忠告永远是有益的。”毛泽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1958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指出:约翰·杜勒斯“比较有章程,是美国掌舵的。这个人是个想问题的人,要看他的讲话,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要翻英文字典”。这就有了1959年6月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杜勒斯言论选辑》。

    新中国成立后,为应对杜勒斯兄弟等人的“和平演变”战略,毛泽东更加重视培养接班人问题。他首先从教育入手,并十分注重对干部子女的教育。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文,毛泽东在“第九评”中亲笔加了一段较长的话。这段话十分重要,但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多数没有读过甚至有的毫不知晓,读过的老同志中有的亦可能淡忘了。恕笔者在这里全文引出如下———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中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该篇长文在论述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五个条件之后紧接着说:“上面所说的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系列原则,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中增添了新的武器,这种武器对于我们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只要按照这些原则办事,就能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我们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援助世界各国人民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运动,并且保证在将来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

    温室里可以栽培出种种艳丽的花草,但养育不出参天大树。更何况,种种大风大浪本来就是社会发展客观进程中的必然之物什,是人类文明进步中必然呈现之状态。人、阶级、政党和国家的主观能动性只能使之提前或推后而已。仅靠哼着小曲行进在林荫道上就能步入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无疑是庸人梦呓般的幻觉。这是几千年来一部人类文明史或说血淋淋的吃人史所反复证明了的真理铁律。列宁开创的十月革命道路打破了这一吃人历史的进程,但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却又承续了这一历史的记叙。所以,毛泽东高瞻远瞩又见微知著,高度重视对赫鲁晓夫领导集团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惨痛现实的总结。

    毛泽东始终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一战略任务挂在心上。1964年2月29日,毛泽东与来访的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谈。毛泽东说:“中国变成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他甚至明确表示:“我死后,中国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会晤结束后,毛泽东意犹未尽,对前来给他检查身体的护士长吴旭君说:“我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提出这个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了我们的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才能放心”,“我现在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和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这个人没有私心,我不想为我的子女谋求什么,我只想中国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从一定意义上讲,由于几千年私有制的成长、壮大和完善,由于几千年私有观念的渗透、侵蚀和浸泡,由于国际垄断资本的影响、引诱和引导等等,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培养和产生,要比资产阶级接班人的培养和产生困难十倍、百倍乃至千倍。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为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毛泽东几乎耗费了晚年所有的心血。他想了各种办法,但往往效果不大。后来,他想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大民主的形式。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时,毛泽东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及其内心世界最为真实、最为真切的展示。所以,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时明确指出:“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持“文化大革命”是“权力之争”、是毛泽东“人品问题”看法的人如果不是糊涂,便是站在绝大多数人的对立面讲话。

    1975年11月至1976年3月,毛泽东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明确表示,“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尽管毛泽东清醒地知道,对文化大革命“赞成的不多,反对的不少”。但是,毛泽东始终认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毛泽东原设想通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形式,从青年一代中培养可靠的接班人。但各地、各大院校的一些红卫兵却头脑膨胀,从私心出发,争当“领袖”,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各地派性武斗不断,并致使工农业生产下降。1967年5月,毛泽东在接见外国代表团时指出:“本来想在知识分子(包括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红卫兵———笔者注)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1968年夏,各地武斗加剧,甚至酿成流血事件。其中,北京各高校造反派组织派到全国各地的串联队伍及联络站与各地高校驻北京的联络站则起到“煽风点火”之作用。7月28日凌晨,毛泽东紧急召见作为北京高等学校红卫兵负责人的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五人谈话。谈话从凌晨3时半开始,直到早上8时半结束,长达5个小时。毛泽东最后说:“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通过与五位红卫兵负责人的谈话,老人家可能想到了,在父母温暖的怀抱里,从幼儿园门进学校门,再从学校门进机关门,是培养不出合格接班人的。但这些年轻学生最终是要接班的。老人家可能想到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的“易子而教”。毛泽东是农民出身,农民最苦,让生活最苦的农民给这些孩子当几年父母行不行?但老人家可能也深知,把数千万知识青年“赶”到农村“吃苦”,甚至是吃大苦,这些青年中的不少人以及他们的父母可能会对自己有不少怨言甚至怨恨直至记恨,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为了党和国家千秋万代永不变质的伟业,你们骂也好、恨也好,我这个老头子认了。这就是不计个人毁誉、敢于“反潮流”的毛泽东。经过5个月的考虑,1968年12月,毛泽东大手一挥,毅然下达“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文化大革命”中16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规模运动的展开,这是人类现代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这其中虽有对解决城市人口就业这一十分重要的问题的考量,但毛泽东从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出发的战略设想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经过上山下乡锻炼过的知青,逐渐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产生的205名中央委员中,有65人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占这个群体的百分之31.7。其中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7位是上山下乡知青,占比为百分之28。而最高层的7名政治局常委中,4位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占比为百分之57.1。青年习近平在西北黄土高原一待就是7年。当年上山下乡的一大批知识青年,现在正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岗位上和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2004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接受延安电视台专访时说:“插队本身是一个标志界定的一个阶段,在插队之前,如果我们有所知所获,我总感觉到了插队以后,是获得了一个升华和净化。个人确实是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那么在之后我们如果说有什么真知灼见,如果说我们是走向成熟、获得成功,如果说我们谙熟民情或者说贴近实际,那么都是感觉源于此、获于此。”

    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过去50多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与中国最底层农民的朝夕相处,艰苦环境的磨炼,对中国特有国情的认识,已经并将是他们终生极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这可能是打断帝国主义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预言链条的最可靠的战略之举,是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难以逾越的一道根本的障碍。

    当然,我们也绝不否认,不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遭受了不应有的极大磨难,甚至有的还长眠于祖国的穷乡僻壤。这其中,有党政各级领导工作上的失误或错误,但有不少是毛泽东坚决反对的党政各级领导干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所致,有的甚至是党内腐败分子和社会上各种渣滓、罪犯的作孽。

    如何确保我们党永不变质、长期执政,确实是我们党当前和今后所应努力解决的重大甚至是根本性课题,关涉我们党乃至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我们应当坚决贯彻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要坚决开展反腐败斗争,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又要坚决防止阶级斗争的扩大化。这就需要深入开展理论研究,用科学正确的结论来统一广大干部的思想并进而部署相关工作。

    从一定意义上讲,杜勒斯兄弟等人和毛泽东都是代表本阶级的大战略家,都有自己的理论。只不过杜勒斯兄弟等人创立的是“和平演变”理论,毛泽东创立的是“反和平演变”理论。他们所服务的对象根本不同:前者是为着世界上的极少数人,而后者是为着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他们各自所创立的理论,都仍在各自的实践中和相互较量着,这种实践和较量甚至才刚刚开始。在他们之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世界上任何其他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及相关著名专家学者,可以寻找他们哪一步迈得或早或晚,哪一步迈得或左或右等这样那样的瑕疵,但从本质上说,其他人对此有价值的新的实践和新的见解,都只不过是对他们各自理论的坚持和发展。毛泽东与杜勒斯兄弟代表着不同阶级的根本利益,都站在了各自历史的最高处。当然,我们也决不排除并殷切地希望着,在永恒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产生新的更为杰出的代表人物。“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但这样的人物,也只能是在继承或扬弃他们前辈的基础之上而产生。

    在邓小平时代,习近平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先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这一宏观决策部门开阔视野,然后沉入基层,从县委副书记干起,一级一级,历练多个岗位和多个区域,既坚守“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党的优良传统,又拓展世界眼光,不负党心、民心、军心,与一大批年轻人一起,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接班人。这既是历史的偶然,同时又更是历史之必然。

    党的十八大诞生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多年来国内外各种风浪的考验和检验,进一步充分证明,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是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成长起来的杰出的可靠的革命事业接班人,而且是得到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拥戴的当之无愧的革命领袖。

    五、比较我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任期制,更加坚定“两个确立”与“两个维护”的自信

    早在1937年3月,毛泽东就指出:“共产党人决不将自己观点束缚于一阶级与一时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热忱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

    社会主义国家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这一不同好比是血液、骨肉和灵魂的不同。不同国家在体制、机制、管理方式等方面当然可以也应当相互学习借鉴,但这其中也有着根本的不同,这种不同如同衣服和皮肤,衣服可以随意置换,而皮肤与骨肉、血液和灵魂往往是生死相依的。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期间,邓小平多次讲到要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退休制度,正确地选择接班人。但他反复强调的是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的实际存在的终身制,并未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任期届数作出具体规定。

    1982年9月6日,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并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这表明,我们党明确不赞成的是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但对于中央最高领导人的连续任期届数并无明确的制度性规定。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部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所以自党的十二大以后便形成了党的总书记任期届数与国家主席的任期届数相同的惯例:往往都是连任两届共十年。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毛泽东明确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

    从国际局势和世界格局看,2017年,美国再次进入金融危机;2018年,世界再次发生金融危机;2019年以来,全球新冠疫情暴发。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国家为维护其全球霸权,把我国当成他们的最为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不断对我国进行全方位围堵和极限施压,这种施压本质上是国际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两种道路的躲不开、绕不过的生死之争,是美国要肆意推行的“冷战”的继续,并必将要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可以断定,今后十年左右,这种激烈、严酷的斗争,极有可能是又一个巅峰,甚至关涉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毛泽东关于“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一著名论断,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底线思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充分作好美国决然、绝然与我全面“脱钩”的最坏打算。

    从国内形势看,党的十八大前,我们面对的形势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取得显著成效等一系列成果,令世人为之引颈。但在政治特别是在坚持党的领导方面,存在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等问题;在经济方面,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矛盾突出,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贫富差距仍然较大;在意识形态方面,一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信不足,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网络舆论乱象丛生;在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方面,民生保障存在不少薄弱环节,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环境污染等问题突出;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制度不完善、应对各种重大风险能力不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存在不少短板弱项,国家安全受到严峻挑战;等等。正因如此,党的十八大前,党内和社会上不少人对党和国家前途忧心忡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校正党和国家的前进航向,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义无反顾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但是,党和国家建设中多年的积弊,并不是一个短短十年能够完全纠正和消除的。而实践已经证明,“三位一体”的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的领导体制和领导形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一大优势。1989年9月4日,邓小平致中央政治局信,向中央请求辞去当时担任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接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对外交流不断增加,领导人外访和接待外宾的次数也越来越多。1993年3月,杨尚昆任期届满后,江泽民又接任国家主席一职。在江泽民的任期届满后,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胡锦涛接任国家主席一职,从此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兼任国家主席以获得国家元首的身份开始制度化。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胡锦涛卸任国家主席后也承继这“三位一体”的惯例。江泽民说:“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位一体这样的领导体制和领导形式,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来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最妥当的办法。”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我们党毅然打破过去的惯例,按照法定程序,对宪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2021年11月11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党的二十大在政治、思想、理论和组织上进一步巩固“两个确立”,明确要求全党坚定做到“两个维护”,这不仅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且对于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从长周期世界历史经验分析,未来国际环境更加复杂,大国乃至政治阵营间的较量将更加激烈。大国之争突出表现为政治力和领导力的竞争。领导人对国家的政治力和领导力有关键性影响,对国家的治乱兴衰和成败输赢起着不可估量的关键作用。人们常说,要勇于学习和借鉴国外甚至是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我们不妨看看美国的相关例子,以说明他们是多么重视国家领导人对国家发展和国际斗争的重要性。美国第32任总统罗斯福在西方经济危机与世界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1933年至1945年,在美国历史上曾连任四届总统,为美国度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奠定美国战后70年的地位打牢了基础;1942年出生的美国现任总统拜登已81岁,但仍要竞选下一任总统。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解决干部终身制的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和经验,但从上到下的任期制中又出现了值得注意的新问题,特别是“杀鸡取卵”“过度举债”“吃光分净”“污染环境”“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创新放一边,以招商引资为纲”等短期行为。我们常说“撸起袖子加油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但在现实中,往往是一个地区或行业换一任党政领导,甚至是主要领导人一更换,就要换一张“蓝图”。前任规划的“蓝图”有问题,当然必须进行适当调整,但前任的规划是正确的,有的后继者却不惜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各种名义进行调整。他们认为把前任“蓝图”接着绘,辛辛苦苦绘成了,也仅是在为别人的政绩“添砖瓦”。这种不正确的政绩观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有人提出,美国等西方国家是任期制,为什么没有出现“杀鸡取卵”等问题?这主要是因为西方国家———比如美国的总统及国务卿不管经济,仅仅分管一定的外交事务和国内一定的社会运转管理职能等,因而可以采用任期制。更为主要的是,在美国一个“显性的任期制”背后,是由世袭嫡传的大垄断财团这一“隐性的终身世袭制”起着基础和根本的作用。

    美国是典型的垄断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被称作“托拉斯之国”。在美国,许多国计民生的经济部门,都是被几家甚至是一家大公司所垄断。近些年,这些垄断大公司把工业,包括近几年新发展起来的生物基因和医疗垄断资本与银行垄断资本融合为金融资本,组成由极少数金融寡头所控制的巨大银行和巨大企业相结合的垄断联合即垄断财团。这些垄断财团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外交等各方面有着决定性影响。1892年,恩格斯指出,“美国人早就向欧洲世界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资本主义生意人的共和国;在那里,政治同其他一切一样,只不过是一种买卖”。1917年,列宁指出,“美国解放奴隶的战争在1865年就结束了。从那时起美国的亿万富翁就成长起来了。他们把整个美国控制在自己的金融魔掌之中”。美国进步新闻记者和作家乔治·赛德斯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著名著作《一千个美国人———美国真正的统治者》写到:“由杜邦、普由、梅隆、洛克菲勒以及其他家族组成的少数亿万富翁集团……控制着美国的政治生活、美国国会和总统本人。”如果说,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是由“一千个美国人”进行统治的话,发展到现在真正统治美国的不过是3000余人的极富有人群。美国建国240多年来的实际统治者就是罗斯柴尔德、洛克菲勒、摩根等几大家族。这些极富有人群通过金钱统治美国的方式多种多样。这里仅列举以下几种:

    一是操纵驴象两党和总统选举。美国的宪法并没有直接涉及政党制度,但在美国建国后的历程中却逐渐形成垄断财团实际控制两党制的政治惯例。大家都知道,美国民主党的党徽是驴子,美国共和党的党徽是大象。“驴象之争”在美国是代指美国总统选举中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竞争。1892年,恩格斯就指出,在美国“这块广阔的土地上,甚至同一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之间在利益上的差别也是如此之大,以致两个大党中的任何一个党的内部,人们都因地区的不同而代表着完全不同的集团和利益,而且几乎有产阶级的每个阶层在两党内都有自己的代表。然而在目前,整个大工业还是共和党的核心,南方的大土地占有制则是民主党的核心。这种看来是偶然的杂乱的混合,恰恰为美国那大肆猖獗的营私舞弊和盘剥国家的行为准备了肥沃土壤”。从表象上看,驴象两党有时竞选十分激烈,在特定条件下甚至你死我活,比如现在的拜登与特朗普之争。但这种表象仅仅是美国不同大财团在前台的表演而已。洛克菲勒家族等财团一向以共和党身份在政界活动,但又在人力、物力、财力上资助民主党政客竞选总统和各级官员。按法律规定,美国普通民众个人向竞选人捐钱不得超过1000美元,但垄断财团对其中意的候选人出手相当阔绰,已经形成惯例,从来没人追究。这也就是说,垄断财团本质上并不是在驴象两党而是在两党推出的候选人之间进行抉择。美国黑人解放运动之后,驴象两个政党之间在其表象上的区别亦愈来愈小,甚至斗争的焦点仅仅是集中在关税率高低等这些狭小的分歧上。驴象两党及其历届推选出的总统候选人在国内维护资本主义统治,在国际上维护美国霸权主义、反对世界社会主义和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在国内外反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等重大问题上,从来都是高度一致。他们之间的分歧有时甚至无比激烈直至殊死决战,但仅仅是在于如何维护美国垄断资本在国内维护其统治,如何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以及采用何种方式和方法而已。不仅如此,谁若要参加竞选总统,必须事先声明本人只能属于驴党或象党,否则,你就根本不可能被印在州政府选票候选人的栏目里。美国除了驴象两党外,还有一些不见经传的小党,但这类小党根本无法撼动驴象两党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统治地位。这就决定了美国只搞“两党”的轮流执政,而产生不了“三党”或“四党”轮流坐庄。1988年10月27日,美国一位大学教授在电视上公开承认:驴象两党的总统候选人“都是特殊利益集团提名的,与普通民众无关”。正因如此,1891年,恩格斯指出,“正是在美国,‘政治家’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厉害地构成国民中一个特殊的和富有权势的部分。那里,两个轮流执政的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都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收入丰厚的生意”“他们轮流执掌政权,用最肮脏的手段为最卑鄙的目的运用这个政权,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个大的政客集团”。这也就是说,驴象两党在总统竞选中无论哪方获胜,都是不同甚至是同一个大财团的实际掌控,丝毫改变不了劳动人民遭受压迫和剥削的命运。虚张声势的所谓的两党制,不过是转移人民对于自己长远和根本利益的关注,是反对人民追寻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工具而已。1957年,毛泽东指出:“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

    谁能当选美国的总统呢?1846年,恩格斯即指出:“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所以他们要取得政权就只有使金钱成为人在立法上的行为能力的唯一标准。他们一定得把历代的一切封建特权和政治垄断权合成一个金钱的大特权和大垄断权”“资产阶级消灭了国内各个现存等级之间一切旧的差别,取消了一切依靠专横而取得的特权和豁免权”,“但是资产阶级实行这一切改良,只是为了用金钱的特权代替已往的一切个人特权和世袭特权。这样,他们通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资格的限制,使选举原则成为本阶级独有的财产。”列宁指出,西方“除了银行和工业进行‘个人联合’以外,这两种公司又同政府进行‘个人联合’”。列宁还说,“资本的势力就是一切,交易所就是一切,而议会、选举则不过是傀儡、木偶”。美国东部财团长期操纵着美国总统的选举。有些年份,无论当选还是落选的总统候选人都是华尔街金融寡头推出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西部与南部新兴军火财团势力迅速增强,由洛克菲勒和摩根财团领衔的东部财团的地位相对转弱,直至1963年代表洛克菲勒等财团利益的肯尼迪遇刺。有的垄断财团的头目还亲自出马竞选总统担任总统、副总统。但是,在保持与巩固资产阶级和垄断资本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使无产者和其他劳动群众继续处于受压迫、被统治地位这类原则性根本性问题上,美国历届政府的政策方针是有其连续性的。这就是西方国家敢于实行任期制的自信所在。翻遍美国总统选举史,当选的总统都属于资产阶级,且多数属于大资产阶级。即使有不是大资产阶级出身的美国政界人物,经过大资产阶级的培养、扶植,照样可以成为这个阶级在政界的忠实代言人。

    二是决定政府要职和国会席位。经济领域金融、产业、科技等垄断的发展,反映到美国政治上层建筑中核心的政府权力必然更加集中于联邦政府手中,激烈争夺美国政府内阁要职和具有立法权的国会席位,则是顺理成章之事。经过激烈甚至肮脏的争夺,美国政府内阁和国会重要职位,往往由财团代理人甚至资本家本人亲自出马分掌。列宁引用相关资料指出,“金融寡头统治一切,既控制着报刊,又控制着政府”。1917年,列宁揭露金融寡头在官商之间不断进行身份转换:“今天是部长,明天是银行家;今天是银行家,明天是部长。不论今天或明天,他们都主张‘把战争进行到底’。”美国政府内阁成员和具有立法权的参众两院大都由终身且嫡传超级富豪轮流坐庄。联邦国会参议员任期6年,众议员任期2年,但两者皆可连选连任,连任届数无限制,即终身担任。1917年,列宁指出:“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不仅在议会制的君主立宪国内是这样,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也是这样。”1918年,列宁又指出,“民主愈发达,交易所和银行家对资产阶级议会的操纵就愈厉害”。

    三是具有最后裁决资产阶级内部纠纷决定权的美国联邦法院九名大法官不仅是高薪制,而且是终身制。美国各级联邦法院(联邦地区法院、上诉法院、最高法院)的法官是以总统提名、国会参议院通过的方式任命的,并实行终身制,当然,本人申请退休或遭国会弹劾者除外。美国作家、哲学家亨利·戴维·梭罗有句名言:“法律从不会使人自由,而人则必须使法律自由。”

    四是兴办或资助种种智库,左右国家的内外政策,其主要成员和骨干往往是终身制。垄断大资本不仅掌控国家机器,而且利用它们直接兴办或资助的种种委员会、协会、同业工会等影响政府决策。比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该委员会从建立那天起,一直由东部的大财团资助,其成员和财务支撑大部分来自美国企业中的国际派。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是该委员会的主要捐赠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有近千位成员在政府任过职。该委员会成员是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侵略越南的主要策划者。20世纪80年代,美国排名前100家公司中的百分之70至少有一名职员或董事是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又如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其大部分成员来自有影响的美国垄断资本家。经济发展委员会主要是对美国政府制定国内政策施加影响。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承认:“在处理有关国内问题时,政府对经济发展委员会提供的评议比其他组织所提供的更加重视。”再如各种基金会。从19世纪末开始,美国金融寡头设立种种基金会。基金会的主要负责人一般都是大公司的董事或政府高级官员。20世纪初美国开征所得税和遗产税后,基金会不仅成为资本逃避税收的手段,更是财团对美国内政、外交、教育、文化等方面进行渗透和施加影响的重要工具,成为美国在其他国家进行颜色革命的重要工具。据美国媒体研究中心《商业》杂志的分析人士撰文说:“乔治·索罗斯向一些组织注入320亿美元,在全球传播他在堕胎、环境极端主义以及性少数群体主义等方面的激进‘开放社会’行动计划,这笔钱取得了收效。”美国种种智库的有成就的主要成员和骨干往往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今年整整100岁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至今还在中美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五是在美国政界、财界、智库这三者“旋转门”之间转来转去的富豪及其代理人是终身制。被称作“旋转门”的机制,也是我们了解美国腐败的最便捷的切入点。所谓“旋转门”,指的是个人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双向转换角色、穿梭交叉为利益集团牟利的机制。美国垄断财团通过一些离职的国会议员、离职的国会工作人员与国会交往,亦称“院外活动”。从事此职业的人只要是经过登记的便是合法的,其交易往往是在国会走廊里达成,故有“走廊议员”之称。这些人所获得的年薪,往往比国会议员的年薪还高。垄断财团利用这些人对议员进行游说、贿赂甚至恐吓,使之通过有利于或阻挠不利于财团的法案或相关条款。大体而言,“旋转门”机制可以被归为两类。第一类是由产业或民间组织进入政府的“旋转门”,这主要是指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商业利益集团游说者进入联邦政府并担任要职。在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这就可能为他们曾经代表的团体谋取特别的好处。第二类是由政府进入私人部门的“旋转门”。卸任的政府官员充当游说者后,可以利用自己与政府的联系来为现在所代表的团体谋取特别的利益。在当今的美国,“旋转门”司空见惯,而且运转良好,并且已经成为当代美国腐败的加速器。这种深深植根于美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以游说来达到一己之私的现象,便是被称作除行政、立法和司法之外的美国“第四权力中心”。它不仅开创了一种腐败文化,而且为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腐败行径披上了“合法”外衣。金钱是进入上述两种“旋转门”的入场券,很多财团在游说上每年都要花费上百万美元甚至更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思认为,“富人对穷人”的“主要战场在华盛顿。突击部队是蜂拥进入美国国会、联邦政府各部和行政部门的企业说客。弹药是每年用于联邦游说活动(2020年估计为35亿美元)和竞选捐款(在2020年联邦选举中估计为144亿美元)的数以十亿计美元”。

    六是兴办种种媒体,制作影视,操纵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等各个领域与各个方面的舆论。在美国,新闻媒介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权力”。美国的新闻报道打着“无党派”旗号,奉行所谓“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其实,在种种媒体的背后,都是种种资本坐庄。资本直接兴办媒体,甚至一家垄断资本同时办表面上观点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的两家媒体,并让其对骂,这样既有商业效用,又可装饰为所谓的“新闻自由”。广告的介入又逐渐使新闻媒体走向所谓“现代企业化”,在特定条件下,甚至成为比实体制造业产出更高暴利的行业。对于一些不听话的“越轨”媒体人,雇主则很快将之解雇。2023年1月22日,美国FISM电视网报道,美国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在2016年至2020年其间”,“至少花费了1.31亿美元来影响253家媒体”“收买54名有影响力的媒体人”,“记者成为世界上最不受信任的群体”。资本兴办的种种媒体、制作的影视,不仅维护着资本的眼前、局部利益,同时维护着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长远、根本的利益。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其主编的一本讨论文化重要作用的文集中引用了丹尼尔的话:“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绝大多数美国人相信上帝并信奉基督教,连美国所有的新总统在就职典礼时都要手按《圣经》宣誓。美国历任总统就职典礼的结尾词一定是“God bless you, God bless America”,意思是“上帝保佑你,上帝保佑美国”。而不说“宪法保佑公民和美国”。新总统就职仪式哪句话都可以变动,只有这最后一句是肯定不能改的,一个字都不能动。美国好莱坞电影所生产的电影核心价值观是围绕《圣经》和基督教文化所宣扬的自由、博爱、家庭等所谓的“普世价值”。美国统治者的思想就是美国的统治思想,种种媒体和形形色色的影视,是垄断资本统治美国社会思想、思潮的生力军。2019年4月15日,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在美国得克萨斯州A&M大学(德州农工大学)演讲,并回答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当一名学生就沙特这个有争议国家的外交政策提问时,蓬佩奥回答道:“我曾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局长。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我们还有一门课程专门来教这些。这才是美国不断探索进取的荣耀。”这几句话在现场引发了热烈的鼓掌。请注意,美国垄断财团和当局的撒谎、欺骗和偷窃,主要是通过种种新闻媒体及其各种文化传播工具而实现的。

    七是与五角大楼密切融合,竭力推行军备和战争政策。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后,西方垄断资本为了把统治的触角伸向全球各个角落,以维护自己的永久统治,更是千方百计地与国家的军事部门直接结合。美国垄断财团把大批退休军官和国防部的退休、退职官员安排到公司任职,或把公司的头目“输送”到国防部任职。这样,美国政府每年的巨额军事采购,就绝大部分为少数垄断财团所包揽。美国垄断资本不仅每年从军事订货中获取巨额的垄断利润,而且可以在全球不断点燃战火。

    美国垄断资本就是通过以上种种赤裸裸或隐蔽方式,直接或间接地用金钱统治着美国的角角落落,并企图统治世界的各地各方。列宁说,“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牧师的使命是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苦难和牺牲的前景……从而使他们顺从这种统治”。美国等帝国主义在国内有着这两种职能。在国内,平日主要采用“牧师的职能”,但每当剥削者开始感觉到资本的权力动摇之时,刽子手的恐怖和专政即“刽子手的职能”就公开暴露出来。美国等帝国主义在国际上,特别是对待社会主义国家同样有着这两种职能。对外,他们策划种种恐怖行动,甚至以战争相威胁直至付诸行动,就是他们的所谓“硬实力”,这就是他们的“刽子手的职能”;通过种种“交往”隐性或直接地对一些国家的上层采取收买等手段,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就是他们的所谓“软实力”,这就是他们的“牧师的职能”。支撑这两种职能的决定性力量,正如恩格斯所说“全部取决于金钱”。1918年8月,列宁在《给美国工人的信》中尖锐指出:“美国的亿万富翁们几乎是最富的,并且在地理条件上处于最安全的地位。他们发财最多。他们把所有的国家,甚至最富有的国家,都变成了向自己进贡的国家。他们掠夺了数千亿美元。每一块美元都有污迹,都有英国和它的‘盟国’、德国和它的附庸国为了共同分赃、互相‘帮助’(在压迫工人与迫害社会党人国际主义者方面)而缔结的龌龊的秘密条约的污迹。每一块美元都有污迹,都有使每个国家的富人发财、穷人破产的‘有利可得的’军事订货的污迹。每一块美元都有血迹,都有一千万死者和二千万伤者在英国或德国强盗为争夺更多赃物、英国或德国刽子手为争先摧残世界弱小民族而展开的所谓伟大的、高尚的、解放的、神圣的斗争中所洒下的鲜血。”从当年列宁的论述看,105年过去了,人类科技有了翻天覆地的发展,但以美元为媒介的金融垄断资本来到人世,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本质却没有丝毫的改变。必要时,它可以悍然炸毁北溪管道,又可以明火执仗动用军队,从叙利亚抢掠石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