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前，我们正在全党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如何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增强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性，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的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紧紧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较为全面论述了“两个维护”的历史必然性和重大现实意义，深入阐述了以下几方面内容：维护党的领袖的核心地位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原则；必须坚定维护党的领袖的核心地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历史经验；坚定维护党的领袖的核心地位就要从思想理论上弄清马克思主义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特别是人民群众与党的领袖的关系；习近平是毛泽东、邓小平两个时代培养出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比较我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任期制,更加坚定“两个确立”与“两个维护”的自信。

    关键词： 历史唯物主义  “两个确立”  “两个维护”

    在2023年4月3日召开的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这次主题教育,要在推动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深走实上下功夫,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同把党锻造成一块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坚硬钢铁。”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强调指出:全党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二十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对党员义务进行了完善,增写了“做到‘两个维护’”的内容。《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也明确指出,“全党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地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更加自觉地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强调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明确要求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这是党的二十大最为重要的政治成果,是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根本的政治思想与组织保障。

    只有理论上清醒,才可能真正做到政治上坚定。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科学社会主义和一切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而我们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质上就是辩证唯物主义根本组成部分。毛泽东指出,“唯物主义并不等于马列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就已经有唯物主义,资产阶级曾经发挥了唯物主义”;“辩证法也不是马克思发现的,例如德国过去有唯心辩证法。马克思是改造了这两种东西。他把唯物主义改造成为辩证唯物主义”。我们常说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严格意义上说,本质上都是广义上辩证唯物主义的范畴。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应用贯彻于人类社会、人类历史。历史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恩格斯说,“这个唯一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不是由我,而是由马克思发现的”。广义上的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仅仅包括自然辩证法,实质上已经包含了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正因如此,只有进一步从历史唯物主义亦即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和深度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才能更加自觉地做到“两个维护”。

    一、维护党的领袖的核心地位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原则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权威伴随着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就明确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⑤马克思恩格斯在1847年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就非常重视维护代表大会和党章的权威。在该章程中明确规定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和全盟的立法机关,既体现了“民主”又同时体现了“集中”的思想。此外,马克思恩格斯还非常重视支部的作用。1850年,他们明确提出支部在党的整个组织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强调“每一个支部都变成工人协会的中心和核心”。1873年,为了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铲除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恶劣影响,维护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恩格斯发表了《论权威》一文,指出:“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造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不管社会组织怎样,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下,都是我们所必需的。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不可避免地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而复杂化,并且趋向于日益扩大这种权威的范围。所以,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

    列宁继承并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思想。应该说,苏联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党的领导核心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全党和群众对党的领袖的重要性还没有深刻而又统一的认识。自1900年后,列宁对党的领袖从不同角度作了多次的论述。他首先认为,党的领袖是一个集团,革命事业需要“十来个政治领袖”“领导集团”“一批领袖”“革命家组织”的统一指挥。但他同时还认为,这个领袖集团同时也是由领袖个人组成的;党的领袖是“无产阶级之花”,是阶级的“权威”“先进代表”“伟大人物”“职业革命家”等。这些提法虽有所不同,但其基本思想都是指的党领袖。1900年,针对俄国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崇拜工人运动自发性,不要任何党的核心、忽视理论斗争的主张,列宁高度重视维护党的领袖的核心地位,强调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他明确指出：“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1901年秋至1902年2月,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便不能持久”。列宁在该文中又指出,“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便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阶级斗争’”。革命家组织首先必须要有一个核心,“由最可靠、最有经验、经过最多的锻炼的工人组成的一种人数不多的紧密团结的核心”。列宁还指出,“可以把一句名言(指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说的‘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把地球翻转过来’———作者注)改动一下,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1918年,列宁指出:“如果没有统一的意志把全体劳动者结合成一个象钟表一样准确地工作的经济机关,那么无论是铁路、运输、大机器和企业都不能正常地进行工作。社会主义是大机器工业的产物。如果正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劳动群众不能使自己的各种机构象大机器工业所应该做的那样进行工作,那么也就谈不上实现社会主义了。”经过一段实践,列宁关于领袖的思想更加成熟与明确。1920年4月至5月间,列宁的专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诞生,标志着列宁关于党的领袖的思想更加完整和系统。列宁在这部重要的著作中同时论述了领袖与政党、阶级、群众的关系(对这一思想将在后面相关部分专门谈及)。列宁在该书中还指出:“政治是一种科学,是一种艺术,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白白可以得到的;无产阶级要想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造就自己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治家’,而且要使这种政治家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比起来毫无逊色。”1920年8月,列宁指出:“确定一个党是不是真正工人的政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的,而且要看它是由什么人领导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如何。只有根据后者,才能确定这个党是不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1921年,列宁说:“培养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信的党的领袖,这是一件长期的艰苦的事情。但不这样做,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1931年,当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问道,“当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许多自认为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信徒的德国教授向我们宣传,说马克思主义否认英雄的作用,否认英雄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斯大林明确回答,“这是些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的人。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否认英雄的作用。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作用是相当大的”。

    1935年,我们党的遵义会议的决议指出,“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胜利必然是我们的”。对于领导核心,毛泽东说:“一个桃子剖开来有几个核心吗?只有一个核心”“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邓小平也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2016年,党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提出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这一政治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深刻揭示,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的科学总结,对开创治国理政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不是成熟的政党,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有没有一个乃至一批具有十分坚实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依靠群众、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领袖人物。这样的领袖,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往往起着关键性、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深刻理解“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首先是新时代党之大者,同时又是国之大者。

    二、必须坚定维护党的领袖的核心地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历史经验

    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伟大壮丽而又无比艰难的事业。领导这一伟大事业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有一个历史上任何阶级的领袖都无法与之伦比的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维护无产阶级领袖的权威是工人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作为一个自为阶级统一行动并最终消灭阶级的必备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领导欧洲工人运动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中,始终强调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和党的指导思想的指导地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积极推进各国工人阶级的联合,创建无产阶级政党即“第一国际”,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断向前推进。1871年5月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旧政权的纯属压迫性质的机关予以铲除,而旧政权的合理职能则从僭越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当局那里夺取过来,归还给社会的负责任的勤务员。”这里强调的是打碎旧国家机器,不是要废除旧国家机器的所有社会管理功能,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后仍然需要并且是为新社会负责的新的权威。1872年,恩格斯指出:“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如果有人对我说,权威和集中是两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加以诅咒的东西,那么我就认为,说这种话的人,要么不知道什么叫革命,要么只不过是口头革命派。”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夺取胜利等基本原理,致使“第二国际”受到严重腐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国的一些党的领导集团背叛无产阶级,转向支持本国帝国主义政府的战争政策,鼓吹社会沙文主义,导致“第二国际”瓦解。

    俄国十月革命之所以能取得胜利,最主要的原因是有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形成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这样的领导集体和列宁这样的领导核心。列宁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意义,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领袖要结合革命具体实践坚持和发展科学理论的重要性。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正是坚持以列宁为政治领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坚强领导和科学理论指导,才取得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他坚定地继承列宁的事业,成为苏联共产党的核心,领导苏联取得了抗击德国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推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并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凯歌行进时期。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领导集团脱离、背离马列主义,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则彻底背叛马列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的民主集中制被抛弃了,政治纪律被动摇了,党中央权威没有了。“谁都可以言所欲言、为所欲为”,党内思想混乱、纪律松弛。在这种情况下，“哗啦啦轰然倒塌"也就成为苏共难以逃脱的命运了,分崩离析也就成为苏联难以逃脱的命运了。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大悲剧、大曲折,更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大灾难、大倒退。当今正在发生的俄乌冲突,正是1991年苏联亡党亡国悲剧的历史回响。

    从我们党的历史看,尽快形成坚强正确的领导核心,全党坚决维护这一核心,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尤为重要。1935年遵义会议前,由于没有形成这样的一个核心,致使党的事业几经挫折甚至失败。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延安整风特别是党的“七大”后我党形成了坚强正确和成熟的领导核心,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便焕然一新。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党在14年间不仅艰难地战胜日本侵略者,而且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扫除美帝国主义全力支撑的蒋介石反动政权,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与前14年党的历经坎坷形成鲜明的对照。

    党的百年历史昭示,在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必须在实践中尽快形成一个坚强正确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必须有一个坚强正确的核心。

    三、坚定维护党的领袖的核心地位就要从思想理论上弄清马克思主义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特别是人民群众与党的领袖的关系

    当前,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在认真学习、坚决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在这一重大历史时刻,弄清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特别是人民群众与党的领袖之间的关系,有着十分特别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列宁深刻阐发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关系。要弄清领袖、政党、阶级、群众这四个概念及其关系,就必须首先明确,列宁是把这四个概念及其关系放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的视野下进行阐发的。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离开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就不可能认清这些概念的基本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但列宁的重点是为了阐发领袖的极其重要性,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把群众作为论述的逻辑起点。他说,“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

    先看列宁所说的群众的内涵。群众有着多重不同的含义:可指聚合在一起的人或全部社会人的集合体;可指一个人的政治面貌,即没有加入共产党或共青团的人;可指不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可泛指人民大众即人民群众,等等。笔者认为,列宁这里所讲的“群众”,是从当时已经产生和存在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这些“现代的文明国家”中所产生的阶级与政党和领袖的关系中所讲的,是指社会里的各种人群、群体、团体,甚至是社会所有人的集合体。列宁这里所讲的“群众”,又与“阶级”“政党”完全联系在一起,并没有排除群众中完全各自对立的敌对阶级及其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由此可见,列宁这里讲的“群众”是广义的,这与我们党通常所讲的“群众”的含义不同。我们党通常所讲的群众,是排除敌对阶级和敌对分子的,实际上是指人民,因此我们通常把人民和群众联系起来放到一起讲,叫人民群众。我们党所讲的人民群众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政治概念。人民群众主要是指一切能够促进革命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马克思主义旗帜鲜明地坚持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充分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根据时代背景和革命形势的变化,群众概念的内涵会相应发生变化,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开明绅士包括地主,只要赞成抗日、参加抗日就是人民的范畴。“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原来经济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等已经不复存在,同时为了适应新的历史任务,人民群众的内涵也随之发生改变。正如毛泽东在1957年2月指出的:“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二是剥削阶级在一定限度的历史时期内是革命者,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但不是人民群众的主体。在任何真正意义的革命中,工农群众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是人民群众与革命的主体。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了解古代奴隶主,中世纪封建主等等的历史必然性,因而了解他们的历史正当性,承认他们在一定限度的历史时期内是人类发展的杠杆;因而马克思也承认剥削,即占有他人劳动产品的暂时的历史正当性”。马克思恩格斯同时指出:“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毛泽东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在政治上非常软弱的和动摇的阶级”“他们是人民大众的一部分,但不是人民大众的主体,也不是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工农群众不仅始终是人民群众的主体,而且始终是革命的依靠力量并决定革命的性质。同样,我国宪法中所说的“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的企业的所有者,是人民群众的范畴,但不是人民群众的主体。我国宪法中所说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企业和其他外国经济组织以及中外合资经营的企业”的合法所有者和经营者,绝不是“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的范畴,但也不是人民群众的范畴,而是朋友或同盟者的范畴。因此,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开放时期,毛泽东在1925年所说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依然异常重要。只有十分清醒地弄清这一首要问题,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有人建议用“民族”或“族群”代替“群众”这一概念,并认为“历史是相互对立的民族进行的斗争、遭受苦难的折磨的场所”。因篇幅所限,这里不便展开。笔者认为,无论“民族”或“族群”,都代替不了“群众”这一内涵与外延都更为丰富和广阔的概念。若用“民族”或“族群”替代了“群众”概念,就有意无意地淡化甚至否定了列宁关于“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这一根本论断。一方面,这就从根本上抹杀了世界上各个民族内部激烈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则是在各国人民之间和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之间宣传煽动民族仇恨和种族仇恨,以使剥削和压迫制度“永存”。另外,美国、英国垄断资产阶级所宣扬的所谓“世界主义”,本质上内蕴着种族主义的因素。种族主义者认为,人世间存在着“高等的人种”,这些“高等的人种”是“上帝的选民”,而其他各族人民则是不能独立推进人类进步的“劣等人种”和“劣等民族”,进而认为他们这些所谓的“高等的人种”就可以“综合”“融合”其他所有民族的语言和文化。这些“高等的人种”甚至还可以随意否认这些人民和民族所组成的国家主权直至用各种办法灭绝他们的生命。列宁说,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就是帝国主义。我们还可以说,帝国主义发展的峰巅就是法西斯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完全对立的、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进步、最为文明和最终会让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心悦诚服的科学理论。1963年6月3日,毛泽东在谈到中国历史时说:“元朝的统治并不很坏,社会经济有进步。明朝是很腐败的,不如清朝。清朝形成了这样一个大的中国。我们不是以民族来区分进步还是反动,而是以阶级来划分的。”在阶级和阶级社会中,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是看清事物本质与规律的最为根本的方法。如果丢掉了阶级分析方法,我们就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接着看列宁所说的阶级的内涵。阶级本质上是一个经济概念。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历史是人的活动,而首先是生产活动,“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人们在生产中形成各种关系,其中,根据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可以将人们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所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定义,阶级及阶层主要是经济领域而不是政治领域的概念。任何社会的阶级及阶层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也就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阶级及阶层一旦形成,对一定时代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则必然产生反作用。任何剥削阶级及其阶层一旦形成,则必然企图进一步建立最大限度有利于自己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甚至企图“终结”和固化一定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列宁明确界定了阶级概念的含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的全部人类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920年,列宁指出,俄国“刚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即向共产主义低级阶段过渡的最初阶段。阶级还存在,而且在任何地方,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都还要存在好多年”“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终止,相反地,这种斗争会变得更广泛、更尖锐和更残酷”。当今时代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长期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长期博弈并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期。在这一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不仅大量存在着人民群众内部矛盾,同时不能否认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阶级斗争。《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指出:“在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载明:“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否定我国现阶段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就违背了现行党章、宪法的基本精神,更不是事实。我们说我国现阶段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绝不是要重复过去所犯过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实现2023年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所说的“守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方向”“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不仅在现阶段我国内部,而且在现阶段我国人民群众内部,同样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1905年,列宁指出:“马克思一向都是无情地反对那些认为‘人民’是一致的、认为人民内部没有阶级斗争的小资产阶级幻想。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语时,并没有用它来抹煞各个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把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确定的成分联为一体。”列宁还指出,共产党人“坚决主张无产阶级的党必须保持完全的阶级独立性。但是他们把‘人民’分为各个‘阶级’,并不是要先进的阶级闭关自守,把自己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因顾虑世界的经济主人退出而阉割自己的活动,而是要先进的阶级不沾染中间阶级的不彻底、不稳定和不坚决的毛病,从而能以更大的毅力和更大的热情领导全体人民去为全体人民的事业奋斗”。1957年,毛泽东在其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毛泽东还说:“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在谈到人民群众时,马克思主义将人民划分出各个不同的阶级,阐明工人阶级的重要地位、特殊使命和领导作用。这并不是为了强调工人阶级有区别于其他人民群众的任何特殊利益,而是为了正确估量其他阶级和阶层的种种不同利益,以及整体人民群众的共同和根本的利益,以更好地带领人民群众兼顾个人与集体、局部与全局、眼前与长远或根本利益,为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而团结奋斗。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局部与全局、眼前与长远或根本利益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坚持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坚持系统观念和坚持胸怀天下,统筹兼顾。不能坚持系统思维、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局部与全局、眼前与长远或根本利益之间的关系,是各级党组织、各级政府和每一位党员、每一位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中高级党政领导干部的共同职责。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着当时或现时的阶段性纲领,但这些阶段性纲领又都是与我们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即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紧密相连的。毛泽东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里所说的共同的革命目标,就是党的不同历史时期的阶段性目标与党的最终目标的相统一。正因如此,我们绝不能把这一共同的目标,分解为不同甚至相互抵牾的职责,让在不同工作岗位上工作的其中一级组织或每一个不同的个体来分别承担。比如:每一个公民只负责自己的个人利益甚至仅是自己眼前的个人利益,单位领导才负责这个单位的集体利益;各省市、地区和本单位领导负责各自的局部利益,党的总书记与国务院总理才负责国家和人民的全局利益;本届政府只关心自己任期内出不出政绩,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才考虑人民群众长远的根本利益。这样的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阶段性宏伟蓝图就不可能实现,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更是无从谈起。毛泽东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说,“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要“公私兼顾”。“公私兼顾”,个人与集体、局部与全局、眼前与长远或叫根本利益相统一,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才有最为可靠的保障。

    再看列宁所说的政党内涵。政党是在阶级斗争的历史进程中代表某个阶级、阶层或集团并为实现其利益而进行斗争的政治组织。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在阶级基础上产生的,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工人阶级的政党则是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和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无产阶级的领导者、教育者和组织者。正因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马克思恩格斯这一基本思想指引着世界各国共产党健康发展。但是后来的“第二国际”背叛了上述思想,把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降低到一般工人运动的水平。这种错误思潮也很快蔓延到当时的俄国。当时,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否定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把俄国党说成是知识分子党,超阶级的党。党内的孟什维克则与此相呼应,坚持要把党扩大到每个“教授”、每个“中学生”和工人运动中的每个“罢工者”。这种思潮实质上就是孽繁赫鲁晓夫集团提出的“全民国家”“全民党”理论的先祖。针对这一思潮,列宁尖锐指出,“我始终坚持在谈到我们党的阶级性质的地方用‘无产阶级’一词代替‘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一词”。他还明确指出,“工人的政党不是知识分子进行‘讨论’的俱乐部,而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组织”;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不是消极地为每一阶段的工人运动服务,而是要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给这个运动指出最终目的,指出政治任务,维护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独立性”。列宁说,工人运动脱离了党,“就会变得无足轻重,并且必然会堕入资产阶级的泥潭,因为只从事经济斗争,工人阶级就会失去自己的政治独立性,成为其他党派的尾巴,背叛‘工人的解放应该是工人自己的事情’这一伟大遗训”。列宁特别强调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1920年,他特地指出:“我们共和国的任何国家机关未经党中央指示,都不得解决任何重大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1921年,列宁进一步指出,“我们是执政党,所以我们不能不把苏维埃的‘上层’和党的‘上层’融成一体,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这就为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进一步提供了思想、理论和政治的依据。一个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既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获得解放的力量所在,又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党的性质的上述表述十分正确与准确,这是从毛泽东关于“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等一系列论述演化转化而来的。但这两个先锋队并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从属关系。第一个先锋队是阶级性质,第二个先锋队是第一个先锋队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中所起的作用。只有始终保持第一个先锋队的鲜明的阶级性质,第二个先锋队才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坚强顽强的生命力。当然,必须把这两个先锋队的辩证关系统一起来,但也决不能把这两个先锋队的作用相并列,更不能对立起来;在当前情势下,应防止有人用第二个先锋队来淡化甚至否定第一个先锋队鲜明的阶级性质和根本性的作用。毛泽东指出:“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往往是灾难性的、颠覆性的。”他还说:“越是形势复杂、任务艰巨,越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越要把党中央关于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要求落实到工作中去。”
强调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决不是要否定民主集中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同坚持民主集中制是一致的,“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发展党内民主”“在酝酿和讨论过程中,大家可以充分发表意见,畅所欲言,可以提修改意见,可以批评,甚至可以反对,言者无罪”“但是,一旦党中央作出决定,各方就要坚决贯彻执行”“在坚决执行的条件下,有意见、有问题还可以通过党内程序反映,直至向党中央反映,这都是允许的”。我们党为什么敢于坚定提倡贯彻民主集中制,就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任何特殊利益。能否坚决贯彻民主集中制,说到底,是能不能坚持勇于自我革命的重大问题。

    中国共产党无疑是社会主义中国国家政权的核心,但党和国家政权不是而且不能是同一范畴的概念。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同样不是同一范畴的概念。无产阶级专政是个国家概念,党是国家中的领导力量。用党的领导来顶替国家政权同样是十分荒谬的。正因如此,列宁同时又指出:“党的任务则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不是……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

    最后看看列宁所说的领袖的内涵。领袖是一定阶级的突出代表,同时又是一定历史时代的必然产物。一些人常常有这样的历史错觉,好像伟大人物的出现是伟大事件和伟大时代的原因。这恰恰颠倒了伟大人物与伟大事件、伟大时代的因果关系。每一个社会和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伟大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所以,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必然会造就伟大人物。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必然出真知、出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坚强的领导核心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根本性问题。一个成熟的政党总会在长期的实践斗争中产生自己的领袖人物,以带领本党、本阶级更好地推动理论发展和实践变革。马克思主义决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不是成熟,一个根本性标志就是看有没有一个乃至一批有十分坚实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依靠群众、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领袖人物。这样的领袖,往往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起着关键性、决定性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在发现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为无产阶级革命及其政党创建了革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者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把马克思主义推向新的境界,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最终胜利指明方向。无产阶级领袖人物又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有着崇高的威信,与人民群众时刻保持着血肉联系,是人民群众的向导、组织者和鼓舞者。在历史转折关头高瞻远瞩,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往往能以科学的预见和非凡的胆略带领党和人民不断夺取新的胜利。我们坚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曲折不会自己消除,光明也不会自动到来。“两军对垒帅坐镇。”从一定意义上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较量,是各自政治力量的代表即领袖间的较量。资产阶级十分重视培养和选拔自己的代表人物,我们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更加注重培养和选拔我们自己事业的代表人物尤其是领袖人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推动历史在曲折中不断前进,经过一代又一代极长期的、复杂的、艰难困苦的斗争,最终把所有传统所有制和与其相适应的所有传统观念送进历史的坟墓,真正实现无阶级、无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即人类命运共同体亦即人类社会之大同的社会。

    在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之间的关系中,最需要弄清的是人民群众与党的领袖之间的关系。人民群众并不是所谓的“英雄”手中可以随意、任意塑造历史的某种黏土或被动的物质,群众的利益、目的和意愿是由他们的经济地位、他们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所决定,而不是由所谓“英雄”和“领袖”的主观意志所决定。毫无疑问,从根本上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工人、农民的劳动是人类整个文化和文明的基石,是全部国家生活的基础。正因如此,劳动群众既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又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还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正因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说,“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任何一次革命都不可能由一个政党来完成,只有人民才能完成革命”。1873年,恩格斯就指出:“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甚至资产阶级的最光辉灿烂的成就都不是它自己争得的,而是平民大众,即工人和农民为它争得的。”无产阶级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列宁说:“千百万创造者的智慧却会创造出一种比最伟大的天才预见都还要高明得多的东西。”1944年1月9日,毛泽东在看完《逼上梁山》的演出后,当晚乘兴给剧作者杨绍萱、导演齐燕铭写信。信中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人民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是人类社会前进的根本因素。要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只有在人民群众的大多数,首先是劳动人民群众大多数表现出有历史意义的独立创造精神之下,才能顺利实现。

    一切唯心主义者,不论哲学上的还是宗教上的,都相信改造社会的事业是灵感、启示、救世主、“奇迹创造者”大脑活动的结果,或认为历史是“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人们必须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即应当崇拜天才”。这些人最终得出的结论都是:我们这个世界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即所谓“精英”来统治。如前所说,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任何革命都不是由任何个别天才人物头脑里短暂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花所产生的主观臆想所决定,而是社会内在基本矛盾迟早所必然引发的广大人民群众持久的、推动伟大历史变迁的实际行动。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历史活动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决定历史的结局。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不仅仅是由领袖决定,而首要和更主要的是由千百万劳动群众所决定。在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看来,人民领袖是能够正确地总结、概括、反映并能带领人民实现自己意志的伟大政治人物。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人民万岁”;习近平总书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但是,马克思主义决不否定个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所起到的特殊作用。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唯心主义者或是不懂或是故意地曲解历史唯物主义,说马克思主义把整个社会的发展仅仅归结于不可捉摸的一般原因和规律,与领导事变的个人即伟大人物没有关系。马克思早在1850年就引用法国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这样的话:“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普列汉诺夫在《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中指出:“凡是存在着有利于人才发展的社会条件的地方和时候,都会有人才出现。”他还说:“一般的历史条件,要比意志最坚强的个人更为强大。伟大人物所处的时代一般性质对于伟大人物是种‘经验上既定的必然性’。”以上所说,本质上讲的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也正如马克思所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主义还认为,社会意识一旦形成,就会对社会存在产生反作用,甚至是巨大的反作用,革命理论更是如此。马克思主义最重视的是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这也正如列宁所说:“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事业的扩大。随着人们历史创造活动的扩大和深入,作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人民群众在数量上也必定增多起来,其中的领袖集团也必然愈来愈扩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对于工人阶级乃至全人类的文明进步事业,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人类历史已经证明,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是一代又一代地推举出自已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与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即使取得统治地位,这个阶级所取得的统治地位还会丧失。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是无产阶级忠诚的先锋战士,是革命无产阶级意志的真正表达者,是无产阶级利益的忠实捍卫者。肯定伟大人物的个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所起到的特殊作用,是不是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呢?不是。我们衡量人物伟不伟大,主要看他是为谁,是为绝大多数人还是为极少数人,是看他对人类文明进步事业贡献之大小。另外,英雄无疑是人民群众的一份子,肯定伟大人物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作用,就是在肯定人民群众的作用。在反驳有人夸赞希特勒的行为像拿破仑时,斯大林说:“希特勒象拿破仑不过是小猫象狮子一样,因为拿破仑是依靠进步力量来反对反动力量,而希特勒则相反,是依靠反动力量来反对进步力量。”

    无产阶级领袖的巨大作用,首先体现在革命理论的创立、坚持与发展上。人类社会有着自己的发展规律。当社会新的伟大任务提上日程的时候,先进阶级的领袖常常是历史必然性的最先表达者。1901年,列宁指出:“‘思想家’所以配称为思想家,就是因为他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其他人更先解决运动的‘物质因素’自发地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亦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理论方面给资产阶级一个使它永远翻不了身的打击”,从而唤醒了工人阶级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成为世界各国共产党公认的领袖。列宁坚定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强调工人阶级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引。列宁在《怎么办?》中十分犀利地抨击了当时的经济主义思想。什么是经济主义?列宁引用了当时《工人思想报》创刊号的社论中的表述:经济主义就是力图使“工人听信以下的说法”,“每个卢布工资增加一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和任何政治都更加实惠和可贵;工人要进行‘斗争,是因为他们知道,斗争不是为了什么未来的后代,而是为了自己本人和自己的儿女’”。列宁又指出:“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对‘自觉因素’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工人的影响。”认为“纯粹工人运动本身就能够创造出而且一定会创造出一种独立的思想体系。但这是极大的错误”“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正因如此,毛泽东和习近平特别强调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读原著,要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和习近平对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都十分熟悉。

    要真正提高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自觉性,就必须真正认清社会主义学说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317-318页。]的道理，真正理解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即工人阶级的自觉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317页。]这一真理。历史唯物主义有这样一个最为浅显而又深刻的道理和真理,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活动。马克思在踏入社会之前,应该说是生活富足、衣食无忧,所以才能进入大学,博览群书,自学英语和意大利语。其家庭败落后,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主要由恩格斯等人资助。马克思有着坚定坚强正确的理论信仰和政治信仰。1865年,马克思致信恩格斯说:“半辈子依靠别人,一想起这一点,简直使人感到绝望。这时唯一能使我挺起身来的,就是我意识到我们两人从事着一个合伙的事业,而我则把自己的时间用于这个事业的理论方面和党的方面。”正因为马克思把自己的毕生精力贡献给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进化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对人类的贡献时也说,“当现在突然要我在理论问题上代替马克思的地位去拉第一小提琴时,就不免要出漏洞,这一点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强烈地感觉到。而且只有在时局变得更动荡一些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感受到失去马克思是失去了什么。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像马克思那样高瞻远瞩,在应当迅速行动的时刻,他总是作出正确的决定,并立即切中要害。诚然,在风平浪静的时期,有时事件证实正确的是我,而不是马克思,但是在革命的时期,他的判断几乎是没有错误的”。恩格斯还说,马克思的思想“哺育两个半球的无产阶级运动了。我们之所以有今天,都应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

    列宁在坚持马克思恩格斯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的同时,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斯大林说:“列宁的伟大,正在于他没有做马克思主义字句的俘虏”。列宁在哪些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呢?毛泽东说:“一,在世界观,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发展了它;二,在革命的理论、革命的策略方面,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上发展了它。列宁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开始,革命中间就有建设,他已经有了七年的实践,这是马克思所没有的。我们学的就是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这段话还告诉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至今没有过时,而且还可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笔者认为,毛泽东开创的、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发展的关于党及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极有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新的重要组成。但是,在创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方面,我们应慎之又慎。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引用了恩格斯如下所言:“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而现在有的学者整天热衷于“创新”,在一篇普通的学术论文中,就宣布自己有多少多少处“创新”。这种文风应是新八股的一种突出表现和表白。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时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无产阶级领袖的巨大作用还表现在,把正确理论的力量与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组织结合起来,经受过长时期革命斗争的锻炼与考验,是成熟的理论家和实践家,并使理论与实践统一于一身,取得人民群众的充分信任与衷心爱戴，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恩格斯说,在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人物,“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列宁也指出:“‘思想家’所以配称为思想家,就是因为他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其他人更先解决运动的‘物质因素’自发地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的问题。”无产阶级优秀的实践家,坚持正确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路线,有着英勇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并置身于革命的实践之中,置身于群众之中,与人民群众始终保持最密切的血肉联系,做群众的一员,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时刻把握时代的脉搏,及时提出指导运动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得到广大群众的承认和公认,并享有崇高的威望。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特别是杰出的领袖,要是离开广大人民群众的火热革命斗争,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领袖。人民群众要拥戴、爱戴与捍卫自己的领袖;人民的领袖要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们在谈论人民群众与党的领袖的关系时,一定不能忘记党的领袖亦是人民群众的一份子。伟大历史活动家的作用可以比拟为滋润大地的甘露,但是甘露毕竟是由同一个大地蒸发的水蒸气构成。正如列宁所说:“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是少数人,而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如果这些少数人不适应群众,群众有时就会对他们不太客气。”

    正因如此,斯大林在评价列宁时说:“在我们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当党的每一个口号和领袖的每一句话都受到事实检验的时候,无产阶级向自己的领袖们提出了特别的要求。历史上有过一些无产阶级的领袖,风暴时期的领袖,实践家领袖,他们是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但是在理论上很弱”“还有另一种领袖,和平时期的领袖,他们在理论上很强,但是在组织工作和实际工作方面却很弱。”在论述了上述两种事实后,斯大林接着说:“要始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就必须一身兼备理论力量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组织经验。”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这样的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在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中,艰辛探索实践并形成了符合时代大潮流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理论。他们的后继者与人民群众一道,在这些伟大领袖思想和光辉实践的指引与鼓舞下,必将最终获得一个崭新的世界。

    无产阶级的领袖还都有一个十分突出的优秀品格,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和人类文明事业勇于坚持真理、勇于担当重任、勇于进行斗争、勇于争取胜利。在资产阶级还处于上升时期,当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绞杀马克思恩格斯所发现和开创的共产主义思想与事业之时,他们便在《共产党宣言》的结尾果敢宣布:“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时说:“多年以来,马克思无疑是受诽谤最多的一位德国著作家;而谁都不会否认,马克思勇敢地进行了斗争,他的所有打击都能准确地命中目标。”列宁像马克思恩格斯一样,不仅对于凶恶而又强大的敌人敢于斗争,而且对于党内种种错误思潮敢于斗争。1924年1月28日,斯大林在列宁去世后回忆列宁的晚会上说:“党的领袖们不能不尊重党内多数的意见。多数,这是领袖们不能不重视的力量。列宁对这一点的了解并不亚于党内其他任何领导者。但是列宁从来没有做过多数的俘虏,尤其是当这个多数没有原则立场的时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党内多数的意见或党的眼前利益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相抵触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总是毫不犹豫地坚持原则,反对党的多数。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怕独自一人去反对全体,因为他认为———正如他自己常说的那样———‘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接着,斯大林举出“可以特别明显地说明”列宁的这个特点的“两个事实”。斯大林说,“在1909—1911年的时期,党被反革命势力打败,处于完全解体的状态”“当时只有列宁一人没有随波逐流,而高举着党性的旗帜,以惊人的耐心和非常的坚忍精神来收集党的零散残部,猛烈攻击工人运动中所有一切反党派别,以非常的勇气和空前的毅力来捍卫党性。大家知道,在这个为党性而进行的争论中,后来列宁成了胜利者”“在1914—1917年帝国主义战争炽烈的时期,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都染上了流行的爱国主义狂热,替本国的帝国主义尽忠效劳”“当时只有列宁一人,或几乎只有列宁一人掀起了反对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的坚决斗争”。“大家知道,在这个为新国际而进行的争论中,列宁成了胜利者”“‘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这就是列宁的公式,列宁用这个公式攻占了许多新的‘不可攻占的’阵地,把无产阶级优秀分子争取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方面来”。毛泽东比较早地看到了历史发展的大势,同时也充分估计到其艰难之程度。早在1917年,他就提出,“天地盖唯有动而已”“人世一切事,皆由差别比较而现”,赞同世界一切事业和文明“无不起于抵抗决胜”的观点,称“无抵抗则无动力”的观点是“至真之理,至彻之言”。他热情洋溢地写道:“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1962年,毛泽东在我们党和国家遇到三年困难之时的“七千人大会”上说:“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马克思、恩格斯手里有真理,可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是少数。列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也是少数。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经验,在陈独秀统治的时候,在‘左’倾路线统治的时候,真理都不在领导机关的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他们的学说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不被多数人承认,反而被看作错误的东西,当时他们是少数。我们党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从根本上说,对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精准把握和对真理始终不渝地坚持,是毛泽东特有的坚毅和自信品格的根源所在。所以,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说,尽管毛泽东时常处在少数人甚至极少数人的境地,但他更突出地展示出精神上的卓尔不群,“像骡子样倔强,有一种钢铁般的自傲和坚毅贯穿他的性格”。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说,“鲁迅先生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的远见”“第二个特点,就是他的斗争精神”“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鲁迅的第三个特点是他的牺牲精神”“他往往是站在战士的血痕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无产阶级的领袖就是这样的人。无产阶级领袖的思想,指引着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前进方向;无产阶级领袖英勇果敢的斗争精神,鼓舞激励着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为着自己的根本利益乃至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把坚持敢于斗争放入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十个方面的历史经验之中,并强调指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这是历史与未来颠扑不破的真理,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叩之欲闻铜声”的风骨。习近平总书记的“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一掷地有声的名言、誓言,就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精神的生动诠释。

    在弄清群众与领袖的关系时,一定要认清领袖并不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所谓“天才”,而是终生为着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而顽强执着地艰辛奋斗者。1850年,马克思说:“至于说个人的牺牲,我为阶级,而不是为个人作的牺牲不比其他任何人少。”1851年,他又说:“从早晨九点到晚上七点,我通常是在英国博物馆里”“民主派的‘头脑简单的人们’靠‘从天上’掉下来的灵感,当然不需要下这样的工夫。”1867年,他在一封信中说:“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我希望,这样解释就够了。我嘲笑那些所谓‘实际的’人和他们的聪明。如果一个人愿意变成一头牛,那他当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列宁对领袖的自身条件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说:“我们应该培养一些不仅能把晚上的空闲时间贡献给革命,而且能把整个一生贡献给革命的人。”1970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批评陈伯达唯心主义先验论时指出,“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毛泽东还说,天才“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1971年8月至9月间,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的谈话中说,林彪集团在庐山会议上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对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林彪拼命鼓吹“天才论”,其实质一方面是典型的“低级红”“高级黑”,通过制造“红海洋”诱发广大干部群众对毛泽东的不满;另一方面却说他20几岁的儿子是“超天才”,本质上是用封建嫡传制那一套,让其儿子林立果接班。这样下去,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最终必将重回半殖民地甚至殖民地社会。

    无产阶级是伴随资产阶级的成长发展而不断发展壮大的。人类社会一旦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就必然随着无产阶级的不断成长壮大而不断诞生自己的领袖人物。培养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信的党的领袖,这是一件长期的艰苦的事情。领袖一旦诞生,无产阶级对于自己的领袖人物就必须坚决拥戴、爱护和捍卫。但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则必然是仇视、诬蔑和攻击。恩格斯说,正因为“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亦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并“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资产者“都竞相诽谤他,诅咒他”。列宁多次严厉抨击一些人攻击无产阶级领袖的言行。1901年秋至1902年2月,列宁指出,“一些蛊惑人心的人,他们竭力奉承‘几百个笨人’,把他们捧到‘几十个聪明人’之上”“散播对于坚定刚毅的领袖的不信任”。列宁还特别强调人民群众要坚决捍卫自己的领袖。1917年,列宁在《政治讹诈》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诽谤我们党的领袖”;我们“蔑视他们,抵制他们!不断向工人群众揭露他们的丑恶面貌!我们要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保卫自己党的工作能力,保卫党的领袖”。1920年,列宁更是尖锐指出,一些人“未经很好考虑就胡乱使用‘群众’和‘领袖’这类当今‘时髦’的字眼而已。这些人时常听到并切实学会了怎样攻击‘领袖’,怎样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一些人“竟把群众专政和领袖专政根本对立起来,实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尤其可笑的是,人们在‘打倒领袖’这一口号掩饰下,实际上竟把一些胡说八道、满口谬论的新领袖拉出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领袖”。斯大林同样指出:“资产阶级佣仆们诽谤得愈粗野,工人对领袖的热爱就愈强烈,对领袖的信任就愈无限,因为经验告诉他们,敌人辱骂无产阶级领袖,那就是领袖忠诚地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可靠的标志。”1963年6月,毛泽东主持制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就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进行专门阐述:“近几年以来,有些人违反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说,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即反对个人崇拜),是错误的,有害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是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

    我们当然反对个人迷信。谁都不是所谓的“圣人”。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时说,“在风平浪静的时期,有时事件证实正确的是我,而不是马克思”。在评价孙中山时,毛泽东说:“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伟大领袖的可贵之处,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勇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包括修正自已的错误。1959年9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从前的人讲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其实,这个话也不妥当,圣人也是有过的。我们总不是孔夫子,我看孔夫子也有过。凡人,都大大小小、多多少少要犯点错误”“马克思主义的许多东西我没有学好。我这个人缺点很多,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好些时候我自己不喜欢我自己。”

    但是,广大人民群众对自己伟大领袖的热爱、崇敬并发自内心的捍卫,决不是个人迷信。像林彪式的人物,利用人民群众对伟大领袖的衷心爱戴大搞“红海洋”,以谋取私利,终将在历史上成为笑柄。1958年3月1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一九五六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他们不挂像,我们挂像。对苏联经验,一切好的应该接受,不好的应该拒绝。有些人对反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又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镇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不要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地怕教授,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不要自惭形秽。”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昨天有同志讲,‘跟着某个人走,就不会错的’,这个‘某个人’就是指的我毛泽东。这话要考虑。我说,又跟又不跟,对的就跟,不对的就不跟,不能糊里糊涂地跟。要独立思考,一切什么都跟就不好。不管是伟大的领袖,或者是挖煤矿的、挑大粪的、扫街道的,对的就跟他们走,看真理在谁手里,我们就跟谁走”“糊里糊涂地跟某个人是很危险的,要独立思考。要准备对付灾害,还要准备打大仗,还要准备搞得不好我们党会分裂。”毛泽东以上论述,对于我们划清崇拜和迷信的关系,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一方面,我们要坚决反对个人迷信;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崇拜真理。二者不能偏废。另外,一些年来,破除了对领袖人物特别是对真理的崇拜以来,又树立起了对一些教授特别是对一些西方教授和崇拜西方的一些教授的迷信,这是不是在新的形势下的个人迷信呢?这种现象同样可悲,在特定条件下,会给党、国家、人民带来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