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与恽代英、林育英等人领导了武汉的学生运动，联络18所学校成立学生联合会，印制传单，出版《学生周刊》，组织学生罢课，上街游行，显示其卓越的领导才能。

    陈潭秋以记者的身份走街串巷，进行社会调查和采写新闻报道。1920年春，他与董必武又建立新教育社，并出版《新教育》，还开办了劳工学校、贫民学校和农民夜校等。包惠僧去上海后，他接替负责武汉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一大”代表中还有旅日代表周佛海，此人身穿日式单领外套，留着时髦的发型，原来那种湖南农村的土气在洋都市的浸染下早已消失殆尽，倒有点上海老克勒的腔调，人也颇为活跃。他是从湖南沅陵乡村走出的留洋学生，其父为举人。1917年，他中学未毕业便赴日留学。五四运动爆发后，周佛海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日本读书期间，撰写和翻译了诸多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并在上海李达主编的《共产党》杂志上不断发表犀利文章，故此小有名气，引起了陈独秀的注意。他回国探亲时，途经上海特意拜访了偶像陈独秀。

    1920年6月，施存统（歌唱家施光南之父）在上海参加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后即去日本，他与周佛海一起建立了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施存统接到开会的通知后，请周佛海利用暑假出席中共一大会议。共产党旅欧支部因时间紧张来不及赴会。

    一粒火种渐次燎原映红中华

    1921年7月23日晚，一群杰出青年云集在望志路106号石库门里，策划上演了一出开天辟地的大事件——筹建成立中国共产党。

    会议原定陈独秀主持，由于他未能出席，大会临时决定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周佛海担任记录。张国焘提出了大会议题，及制定党的纲领、工作计划和选举中央机构。马林、尼科尔斯基代表共产国际热情致辞，李汉俊、刘仁静即席翻译。马林指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他还介绍了列宁对中国革命的关怀，期望中国建立共产党，期望世界的东方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在那间18平方米的客堂里共召开了五次会议，会议讨论中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观点和争论。讨论到党的现阶段的斗争目标和策略问题时，性格直爽的李汉俊首先亮出观点：“世界上有俄国的十月革命，也有德国社会党的革命，我们究竟应采取何种党纲和政纲，应先派人去俄国和德国去考察。”

    刘仁静摇手嚷道：“NO!中国共产党应信仰马克思主义，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原则，决不能走西欧社会党民主党的议会政策，以及一切改良派的思想。”

    多数人不赞成李汉俊的观点，主张共产党应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争论激烈之时，有个身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声称找各界联合会的王会长。国际代表马林警惕性颇高，棕色眼珠一转，便当机立断建议马上撤离。约一刻钟后果然法租界巡捕房的一帮侦探和翻译赶来了，万幸大家已胜利大逃亡。

    翌日清晨，代表们分批转移至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继续举行会议，通过了党纲和决议，陈独秀被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张国焘被选为组织主任，李达被选为宣传主任。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

    95年后，当年参加中共一大会议的13名代表，早已全部作古。当年的热血青年怀着探索救国救民的赤子之心，一腔热血地投身到改造中国社会的洪流中，然而，在血雨腥风的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们所走的路却迥然不同。毛泽东、董必武始终坚持理想信念，执着奋斗，九死一生，最终成为卓然超群的共产党领袖；李汉俊、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为了崇高理想，或面对屠刀、大义凛然、悲壮捐躯，或身先士卒、血洒疆场，或鞠躬尽瘁，献身理想，成为彪炳史册的革命烈士；李达、刘仁静和包惠僧悄然脱离了革命阵营；张国焘、陈公博和周佛海甚至沦落为叛徒和汉奸，走向革命的反面，真可谓是历史无情，大浪淘沙。

    从1921年7月23日，出席中共一大的13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踏进红色石库门始，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跋涉，至1949年10月1日，以毛泽东为领袖首的共产党领导人，代表全国四百多万党员，走上了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岁月悠悠，物换星移。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六十多年的拼搏奋斗、艰苦创业，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夜色如墨，风雨飘摇，一粒火种在石库门里悄悄点燃，徐徐燃烧，渐渐燎原，映红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