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女杰王会悟——中共一大成功召开的幕后功臣（上）【请点击标题继续阅读查看】

    十二、李达脱党后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出版论述唯物史观的《现代社会学》，王会悟独自挑起照顾一家五口的重担

    1923年暑期，李达去上海会见陈独秀，商谈国共合作问题。国共合作是共产国际的指示，也是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实际需要，但是怎样合作以及采取什么形式合作是需要商谈的。陈独秀考虑到当时中国的革命条件和时机均不成熟，主张共产党全体加入国民党，全心全意做国民革命，等到将来条件和时机成熟以后，再做社会革命。

    李达则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产党本身应当保持自己组织上的独立性。

    陈独秀和李达都是个性极强的人，两个人的意见存在分歧，各自坚持自己的意见，互不相让。

    在张国焘的记忆屏幕上，“李达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词，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

    而李达则认为陈独秀“拍桌子、打茶碗”像草莽，又有独断专行的“家长制”霸道作风。他对王会悟叹道：“像陈独秀这样草莽式的英雄主义者做我们党的领袖，前途一定无望。所以我一气之下，拂袖而走。”

    王会悟安慰道：“你也不要不开心了。仲甫人还是不错的，就是脾气大了些。每个人都是有缺点的，你也有书生意气呀，怎能一言不合就拍屁股走人呢？不过吵过也就算了，别再置气了，还是想想今后有什么打算吧？”听了妻子的耐心宽慰，李达烦躁的心情稍有平静，觉得妻子说得对，也许自己的书生意气确实有点重，在有些事情的处理上的确不够冷静。但既然已和仲甫闹翻了，他也不想再去作沟通，所以他对妻子说：“我虽然不再参加共产党的工作了，但我想做理论研究，静下心来专做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可以不用分心了。”

    “嗯，这样也好，理论的研究与传播对党也是极有帮助的，况且这也是你的特长，我支持你！你写文章、著述，我帮你整理、校对、誊抄。”

    李达握着王会悟的手，深情地说：“会悟，真是谢谢你一直陪伴在我身边！感谢你为我付出的一切！”

    1923年至1926年这一段时期 李达先后在湖南自修大学、湖南法政专科学校、湖南第一师范任教，讲授唯物史观。他集中精力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边教学，边研究。王会悟则帮他整理、誊抄书稿，默默地做好他的助手。1926年6月，李达将这一时期的教学和研究成果，形成他的第一部专著《现代社会学》，由湖南现代丛书社出版。《现代社会学》是一部系统阐述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专著，也是建党早期传播规模较广、影响较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全书从“社会学之性质”、“社会之本质”到“帝国主义”、“世界革命”、“社会之将来”等，分18章。这本书后来再版了14次，在当时流传很广，革命者几乎人手一册。解放后，贺龙元帅见到李达时，还提起这本书的事。他紧紧地握住李达的手说：“你的《现代社会学》写得好啊！我当时也得到了一本呢！”

    这一时期，李达和王会悟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变化。1924年2月，王会悟生了一个活泼可爱的男孩，李达十分高兴，他给孩子取名心天，别名赤球。此时的李达虽然已经脱党，但他仍心系共产主义之红色世界，特意给儿子取别名“赤球”。李心天长得酷似父亲，1948年6月毕业于湘雅医学院（六年学制），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工作，为我国医学心理学和临床神经心理学奠基人之一。1925年11月，王会悟又生了第三个孩子，这是她和李达的第二个女儿，取名心怡。李心怡后来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四机部（即后来的电子工业部）下属的738厂工作，她终身未嫁，一直陪伴在母亲身边。

    王会悟是一个坚强、勤劳的女性，她在照顾好三个子女，当好一个母亲的同时，也努力地做一个好妻子，无怨无悔地为家庭付出了自己的一切。

    尽管李达已脱离了党组织，但因为他所著《现代社会学》系统地论述了唯物史观，特别是联系了中国革命实际，在当时的革命者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而国民党反动当局依然把他列为重点通缉对象。

    在一片血雨腥风中，王会悟陪李达历尽艰险，几次侥幸躲过了反动派的搜捕。他们在友人许德珩的资助下，于1927年冬潜回上海，隐居在法租界一条偏僻的小弄堂里，靠着给商务印书馆做翻译维持生活。

    为了安全起见，夫妻俩一度让孩子们改姓王，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有一次，为了躲避巡捕的搜查，王会悟还带着孩子们在上海大世界的最顶层呆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商家开门的时候，为了不引起怀疑，王会悟佯装受到了很大的委屈。她说：“你们关门的时候，我和我的小孩还在楼上，我们一整晚出不去，只能坐在地板上。”

    在危险而艰苦的环境里，李达的胃病和眼疾越来越严重，而王会悟不仅独自挑起了照顾一家五口的重担，还承担起对三个子女进行启蒙教育的责任。

    在王会悟的全力支持下，李达不仅得以集中精力坚持研究马克思主义，还于1928年冬与熊得山、邓初民等人一起在上海创办了昆仑书店，编译出版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等革命书籍，如陈启修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李达译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钱铁如译的《反杜林论》（上册），李达和钱铁如合译杉山荣的《社会科学概论》等。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相继出版，给处于低潮的中国革命注入了新鲜的空气。

    随着昆仑书店名声渐大，李达在文化界声名鹊起，也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惶恐。1931年前后，国民党在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发动军事围剿的同时，在文化战线上也发动了反革命围剿。国民党为了剥夺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先后颁布了《出版法》、《宣传品审查标准》、《图书杂志审查办法》等法令。凡属宣传共产主义、批评国民党对日不抵抗政策或对国民党不满的印刷品一律查禁。同时，派大批特务袭击进步文化机关，迫害、残杀进步文化人士。

    1931年昆仑书店被国民党当局以：“宣传赤化，危害民国”为由查封，王会悟和李达的寓所也曾被法国巡捕搜查。

    1930年前后，李达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开始在上海法政学院和暨南大学为学生们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并联系实际分析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他对学生循循善诱，把深奥的道理讲得浅显易懂，所以他的课程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王会悟在李达每次去上课之前，都细心地为他准备好服装，虽然是普通的中式装束，但干净整洁，恰到好处地展现出李达温文尔雅的学者风度。

    1932年1月28日夜，日军发动对上海闸北区的进攻。蔡廷锴、蒋光鼐率领国民党十九路军进行英勇抵抗。上海各界民众纷纷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救护队支援前线，而李达、王会悟则立足宣传阵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国民党对李达讲授的内容十分恐慌，通过各种渠道引诱李达去南京教书，遭到拒绝后，便暗中指使暴徒毒打李达。

    一次，李达到上海暨南大学给进步学生作形势报告时，特务事先得到消息来到会场，暴徒在证实李达的身份后，伸起拳头朝他的胸部、右肩和肋骨猛击。李达被打倒在地上，动弹不得，后来被他的学生送往海格路的红十字医院，由于李达的右臂骨和右锁骨被打断，故住院治疗达七个星期之久。断臂被接上后，打上了石膏，刚出院时，只能稍许往上抬一下，尚不能过肩。李心天见父亲每天清晨拿着一根竹竿在房间里练习上举。李达曾激动地对李心天说：“反动派想打断我的右臂，不让我拿起笔，要我放下武器，这办不到！我要把右手练得与好手一样。”

    1932年2月学校搬家，校方就以这个借口把李达解聘了，这样，李达就没有了经济来源。面对反动派的威胁和迫害，王会悟表现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冷静和坚强。她顶着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全心全意地照顾着受伤的李达，每天帮助李达坚持功能恢复性锻炼。在王会悟的精心护理下，李达的伤势很快得以康复。

    为了支持丈夫继续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王会悟化名王啸鸥，在上海注册了一家笔耕堂书店。她采取当年人民出版社挂名出版的形式，躲过国民党的审查，秘密出版李达编译和撰写的哲学著作。笔耕堂书店实际上就在王会悟和李达的家里。为何叫王啸鸥？显而易见，王是王会悟的意思，“鸥”是相对于“鹤鸣”来讲的。那么，王会悟和李鹤鸣两个就要共同为革命理论书籍的出版来呼啸，为马克思主义鼓与呼。为了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监视，李达伤愈后不久，就从上海转移到了北平任教，而王会悟为了吸引特务的视线，独自一人带着三个孩子暂时留在上海。

    十三、毛泽东分外牵挂李达王会悟夫妇，他给易礼容写信，询问这一对老朋友的下落

    1935年，李达的讲义《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和《社会进化史》由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作为教材印行。1937年5月，《社会学大纲》由笔耕堂书店正式出版，至1939年共印行四版。《社会学大纲》是李达的代表作，分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论序说、社会的经济构造、社会的政治建筑和社会的意识形态，共五篇12章42万字。它是一部规模宏大、结构严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不仅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且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观点。《社会学大纲》的出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国有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性教材。

    为了能躲过国民党反动派书报检查机关的检查，使这本书顺利出版，李达、王会悟没少花心思，如将书中的马克思写成“卡尔”，将列宁写成“伊里奇”，而本来是一本哲学著作，也巧妙地用了一个隐晦的书名：《社会学大纲》。

    《社会学大纲》正式出版之际，正值全面抗战前夕，李达在扉页上满怀激情地题写“献给英勇的抗日战士”，又在1939年第四版序言中说明了撰写此书的目的：“战士们为要有效地进行斗争的工作，完成民族解放的大业，就必须用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把精神武装起来，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新生的社会现象，去解决实践中所遭遇的新问题，借以指导我们的实践。”

    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历尽艰险到达延安之后的毛泽东读到了由笔耕堂书店出版的李达与雷仲坚合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令他受益匪浅。他在书中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批注》，有的页码批注的字数竟然超过了原文的字数。

    感慨于李达和王会悟在白色恐怖下坚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毛泽东分外牵挂这对久违的老朋友，他于1936年8月给在上海从事工会工作的老友易礼容写信，询问李达夫妇二人的下落：

    “李鹤鸣王会悟夫妇与兄尚有联系否？我读了李之译著，甚表同情，有便乞为致意，能建立友谊联系通信更好。”毛泽东的问候辗转传到北平，令李达、王会悟夫妇十分感动。

    1937年5月，李达的哲学新著《社会学大纲》出版后，夫妻俩第一时间就想方设法把书寄往延安。酷爱学习和研究哲学的毛泽东收到此书后，手不释卷，认为这是一部好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他将《社会学大纲》阅读了10遍，并在自己的《读书日记》上记录了阅读此书的进度，即1938年1月17日至3月16日，在书上写了3000多字的眉批。毛泽东向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延安哲学研究会推荐了此书，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党的高级干部学习此书。

    毛泽东还在给李达的回信中称赞他们夫妇：“你们是真正的人。”

    可王会悟没有想到，就在他们把书寄走一个多月后，卢沟桥事变爆发了。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西南郊外卢沟桥附近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的战争，举国震惊。消息传出，居住在北京宗帽胡同三条的王会悟焦急万分。因为自己的家就在北平城的西边，离卢沟桥只有15公里。而李达刚刚回湖南老家探望病重的父亲，不在北平。眼下除了三个孩子需要她照顾外，还有一批李达的哲学新著《社会学大纲》刚刚出版，需要她妥善处理。王会悟一面托人去弄离京的车票，一面找来李达的学生，帮她处理家中的进步书籍。就在她把一切收拾停当，准备带着孩子们离开的时候，北平沦陷了。

    李达和王会悟的小女儿李心怡回忆道：“走之前，我们把爸爸的好多书，包括从上海寄过来的《社会学大纲》，在我们原来住的那个地方挖一个深坑埋起来。就在准备要走的头一天，日本人闯进了我的家。”

    日本兵打了王会悟一巴掌，打得她脸部顿时肿起来，牙齿也出了血，要她交出李达来。由于在家里未查到什么，于是他们就用绳子将王会悟五花大绑，并在她的头上蒙住了一块黑布后押走了。见到日本兵气势汹汹的样子，李心田、李心天、李心怡三个姐弟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当时13岁的李心天晚年时回忆：“日本兵一走，只见我家门口挤满了人，就是因为抄了我们家，把我母亲抓去了。”

    面对凶恶的敌人，王会悟表现得十分镇静，在确定李达不在北平后，敌人只好释放了她。回家后，她问保姆，才知道三个孩子被朋友接走了，于是她又跑到友人家，看见孩子安然无恙，这才放下心来。几天后，王会悟在友人的帮助下，摆脱了日本宪兵的监视，带着三个孩子逃离北平，经天津南下，开始了多年最艰苦的流亡生活。这一年，她39岁。

    十四、颠沛流离之中，痛失爱女“点儿”

    一路上，母子四人随着逃难的人群走走停停，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经过一个多月的辗转奔波，终于到达李达的家乡湖南醴陵，与正在家中服丧的李达重逢。这是王会悟第二次回到李达的家乡，而上一次在这里团聚，还是一年前李达的父亲80大寿时。昔日的喜庆和热闹犹在眼前，如今却山河破碎物是人非。尽管这里位于湖南与广西的交界处，是永州地区最偏远的地方，而他们所在的村庄更是四面环山，交通闭塞，是绝好的避难地。可王会悟却不想在这里荒废了孩子们的学业。

    1938年2月，李达接到前北平大学法商学院院长白鹏飞的邀请到桂林广西大学任教。王会悟毅然带着三个孩子一同前往。

    这年冬天，冯玉祥经广西到重庆，路过桂林时，听说老朋友李达受聘于广西大学，立即让副官找到李达，两人长谈了一夜，主要是谈国际国内形势。冯玉祥对李达既熟悉又非常尊重，因为1932年中共地下党员张庆孚曾介绍李达去山东泰山给冯玉祥讲学两个月。冯玉祥一生酷爱读书，但幼年时家境贫寒，只接受过一年零三个月的私塾教育。他到泰山后，一边热心教育，在泰山一带办起了十几所武训小学；一边成立研究室，专心致志地读书学习。此次李达应邀到泰山给冯玉祥及其研究室讲学，主要讲授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多年的教学经验和研究心得，使李达讲这些世界观、人生观和革命理论等驾轻就熟，讲得非常精准、透彻，受到冯玉祥及其部属的欢迎。两个月的讲学，使冯玉祥在思想上获得了很大的进步，使他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找到了真理。为了纪念在泰山听李达讲课和自己读书的收获，冯玉祥在泰山普照寺的密林深处立碑，上面刻着他亲笔书写的“若不信辩证唯物主义则我民族不能复兴。”

    这次冯玉祥邀请李达去重庆，一方面继续给他讲列宁哲学、辩证逻辑和社会发展史，一方面帮他主持研究室的工作，专门研究政治和国际国内形势。对于冯玉祥的邀请，李达心领神会，慨然应允。于是，李达带着王会悟和儿女坐上冯玉祥安排的卡车前往重庆。为了让丈夫安心赴任，也为了让一家人免受分离之苦，王会悟又带着孩子们跟随李达出发了。可这次的长途跋涉，却让他们付出了无比沉痛的代价。由于桂林到重庆的道路崎岖不平异常颠簸，卡车盘桓在阴冷潮湿的大西南山中，途径贵阳时，大女儿李心田突发疾病，高烧不退，住进了当地的中央医院。一年多的担惊受怕，辗转奔波，使这位年仅17岁的花季少女罹患结核性脑膜炎。当时的医疗设备、医疗技术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又逢战争年代，治疗结核性脑膜炎没有特效药。看着心田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王会悟泪如雨下。心田反过来安慰王会悟：“妈妈，您别哭！您一直要求我们，不管遇到什么艰难困苦都要坚强，您自己也得做到！女儿可能等不及长大孝敬您了，您自己要多保重！”

    面对懂事乖巧的女儿，王会悟心如同刀割。虽然有父母的悉心照顾，心田还是没能摆脱病魔，在1938年年底带着亲人的爱和对世界的无限留恋离开了人世。一声声喊着女儿的小名，一次次抚摸着女儿虽已冰冷却依然娟秀的脸庞，李达、王会悟悲痛欲绝，心天、心怡哭着、喊着“姐姐！姐姐！”亲眼看见亲爱的姐姐被病魔夺去了年轻的生命，年幼的弟弟心天已在心中暗下决心，长大要去学医，让人们能摆脱病魔，远离痛苦。

    李达和王会悟的儿媳，毕业于湘雅医学院，后任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员的余国膺分析：“姐姐可能患的是伤寒或是结核性脑膜炎。她的去世，对这个家庭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因为爸爸最喜欢姐姐。”

    王会悟晚年痛苦地回忆道：爱女的意外病逝，“李达竟发疯似地要和孩子一起躺在棺材里”。

    李心天在接受采访时直言不讳地说：“在我父母的眼里，我姐姐放在第一位，我第二位，我妹妹第三位。家中最受宠爱的是我姐姐。”

    大女儿的病故，是李达和王会悟一生都无法平复的伤痛。

    为了怀念自己的爱女，李达将自己唯一的孙女取名为“小典”，从活泼可爱的小典身上，他似乎再次看到了“小数点”当年的样子。

    王会悟在她含泪撰写的散文长诗《哭点儿》中道出了她心中的隐痛：

    十七年来我用心血浇灌着你，
    为的是，要看见你开放这美丽的花朵！
    然而，当你向妈说出最后告别的时候，
    我却坚决地说：“不，点儿，我不答允，因为你是妈十七年来用心血灌浇长大的！”
    你在我心坎上刊了一条深痕！
    我漆黑了，我模糊了，我昏迷过去了…”。

    十五、在贵州花溪六年的艰苦岁月里

    为了不让剩下的一双儿女再受颠沛之苦，王会悟决定改变之前的计划，让李达一人赴重庆讲学。自己则带着两个孩子留在相对安定的贵阳。此时的贵阳城里，到处是各地流亡来的民众。徒然激增的人口不仅使当地的物资供应严重短缺，住房更是十分紧张。就在王会悟刚刚找到稳定的租房，正四处打听可以让孩子们上学的地方时，灾难再次降临了！1939年2月4日，贵阳遭遇了有史以来最惨烈的一次轰炸。18架日军飞机在贵阳市中心的大十字中华南路和金井街一带疯狂投下120余枚炸弹和燃烧弹，给贵阳人民造成了重大伤亡，被炸死521人，伤残1526人，1326栋房屋被毁，两万多人无家可归。虽然王会悟租住的北门一带没有遭到直接轰炸，一家人幸免于难，但绵延的大火却将半个贵阳城化为灰烬。市区各中小学校和西迁而来的高校纷纷迁往贵阳郊区的县城，王会悟也只好带着一双儿女跟着逃难的人群向郊区的花溪转移。花溪是贵阳地区颇负盛名的风景区。一条花溪河自西向东蜿蜒流过镇中。两岸群山环绕风光秀丽，犹如一处世外桃源。在抗战时期，这里成为无数颠沛流离的民众理想的避难地。然而初到花溪，王会悟却没有心情欣赏这里的美景。自从全国抗战爆发后，孩子们的学业已经中断一年半。眼看着春季招生就要开始了，尽快给孩子们找到理想的学校入学，这是她最关心的问题。

    坐落在花溪河边的清华中学，是一所诞生在抗战硝烟中的学校，1938年5月，8位流亡到这里的清华大学学子抱着“教育救国”的思想，在贵州省财政厅厅长、原清华学堂老校长周贻春的鼎力支持下，创办了贵阳私立清华中学，学校就办在贵阳市区中华北路铜像台附近的复圣祠内。日军二四轰炸后，全体师生紧急从贵阳转移到花溪，借用花溪河边的几间油炸坊做教室，学校一边抓紧招生复校，一边组织师生在大将山脚下开荒，建设自己的校园。学校提出诚实、爱国、自立、合群的要求。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每个班的学生以25人为原则，入学考试严格。早在日军二四轰炸前，王会悟就在贵阳城里听说过这所学校的情况，并对清华学子们教育救国的赤诚之心心存敬佩。在亲眼目睹师生们开荒建校后，她对这所学校充满了信心。1939年春，15岁的李心天在母亲的鼓励下考入了清华中学高一年级。比他小两岁的妹妹李心怡也入读了搬迁到附近石头村的贵阳女中初中部，此时，李达已只身一人去往重庆，为冯玉祥主持研究室的工作，而王会悟就在靠近清华中学的花溪大桥旁租了一座一楼一底的小木屋，在艰苦却不乏生机的环境里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花溪的日子里，王会悟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她独自一人抚养着一双儿女。儿子李心天、小女儿李心怡要上学，母子三人的生活十分拮据，一度靠典当度日，偶尔受到兄长的资助。

    1939年9月，李达结束给冯玉祥的讲学，离开重庆，准备返回桂林再去广西大学任教，途经贵阳的时候，他在花溪逗留了一段时间，并把冯玉祥将军送给他的一笔钱款留给了王会悟。靠着这笔钱款，母子三人省吃俭用艰难度日，眼看一年过去，所有的积蓄就要用完了，孩子们也面临着辍学的危机。情急之下，王会悟想到把小木屋分租给别人，以此来补贴家用。尽管日子窘迫，王会悟却没有耽误孩子们的学业。儿子李心天于1942年以贵阳学区第一名的成绩被搬迁至贵阳的湘雅医学院录取。经过6年刻苦攻读和潜心钻研，他于1948年6月毕业，先是留校任内科医师，1958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先后任教授、医学心理与生理心理研究室主任兼任北京医科大学医学心理学教研室主任、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等职，成为我国从事神经医学和心理学跨学科研究的专家，中国医学心理学和神经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在清华中学高中三年养成的良好习惯和意志品质，为李心天日后从事专业学习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正是母亲王会悟当年在花溪的选择和坚守，成就了他非凡的一生。女儿李心怡则在抗战胜利后考入金陵女子大学。

    李心天从父母的谈话中，还得知毛泽东与周恩来曾捎信请其父去延安，其父也表达了去这个革命圣地的迫切愿望，但后来却遭到南方局负责人博古的拒绝。

    十六、极为特殊的待遇：重庆谈判期间，王会悟被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单独约见

    1944年11月26日的黔南事变，日军魔爪所到之处，烧杀奸淫，抢掠破坏，在独山之战中，仅县境内被日军杀害及冻饿病死民众达19800多人。正在陕北的毛泽东辗转得知王会悟母子的下落，十分关心他们的安危，特意将自己的稿费委托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转过来（信封上写有“润之”字样），以资助他们脱离险境。

    毛泽东的汇款，犹如雪中送炭，解了王会悟的燃眉之急。她即刻带着女儿李心怡离别了她们居住了六年的花溪，动身前往重庆。

    1944年底，王会悟带着18岁的小女儿李心怡跟随逃难的人群撤离至重庆。在重庆，她加入了中华妇女节制会，担任华西区重庆分会的常务理事，与重庆妇女界代表一起，积极投身到各种声援抗战的民主活动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经整整八年的全面抗战，中国人民终于迎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遭受了重重苦难的中国人民渴望从此不再有战争，过上和平安宁的生活。基于人民对和平的渴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战胜利之后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政治口号。国民党蒋介石迫于国内外的压力和内战准备尚不充分，不得不暂时做出和平的姿态，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连发三封电报，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虽然明知蒋介石玩的只是表面把戏，但为了表明共产党希望和平的真诚态度，不给蒋介石国民党制造任何借口，为人民建设一个和平的环境，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张治中的陪同下，乘专机抵达重庆。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到重庆，以行动表明中国共产党是真诚希望和平的，是真正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因而受到重庆各界的热烈欢迎。从8月28日到10月9日，谈判43天。期间，毛泽东在重庆的日程安排每天安排得满满的。除了和国民党面对面谈判，还不停地接见、会见重庆各界人士和代表。9月5日，毛泽东接见中国妇女联谊会代表，按照惯例，工作人员事先将参与接见的代表名单交毛泽东过目。在这份妇女联谊会代表名单上，毛泽东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王会悟。这让毛泽东感到惊喜，他没有想到，历经战乱，王会悟这位看似柔弱的江南女子如此坚强，不仅经受了战火的考验，还积极从事着抗战时期重庆的妇女工作，今日重逢，实属意料之外。惊喜之余，毛泽东马上叮嘱工作人员，接见结束后请王会悟单独留下，他要和老朋友好好聊聊。

    和毛泽东的心情一样，自从得知毛泽东来重庆谈判，王会悟就一直盼望能与故友重逢。天遂人愿，她作为中国妇女联谊会的代表参加了重庆妇女界欢迎毛泽东的大会。在会场，王会悟和大家一起静静地等待，内心充满了期盼和激动。当毛泽东微笑着走进会场，并向大家挥手致意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此时此刻，王会悟多想立刻走上前去，向故友表达久别重逢的喜悦之情，然而，作为妇女代表团中的一员，王会悟只能暂时平息内心的激动，一边静听毛泽东向妇女界代表阐述中国共产党和平民主建国的主张，一边细细注视毛泽东。多年不见，眼前的毛泽东早已褪去青涩的书生意气，成为叱诧风云的中共领袖，威猛雄岸。然而在王会悟心里他依然是她熟悉的毛润之，是和她情同姐妹的杨开慧的丈夫。她有太多的话想跟眼前的故人说，也太想和故人聊聊分别后的悲与欢，当然她也深知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工作繁忙，每天有大量的接待和谈判任务等着他，不大可能有时间和她单独叙旧，她也不该为了一己私念干扰他的工作安排，对她来说，今日能够见到润之已经非常满足。

    集体接见很快结束，王会悟心有不舍地往外走。然而，就在此时，一位工作人员叫住她，并悄悄地告诉她，毛泽东要单独接见她。听到这个消息，王会悟别提有多高兴、多激动了！她压制住内心的喜悦，跟随工作人员来到了毛泽东的住所----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终于，故人相见，随着彼此一声亲切的称呼“润之”、“会悟”，仿佛又回到当年的时光。让毛泽东意想不到的是，多年不见的王会悟一见到他，就紧紧抓住他的手，急切地说：“蒋介石是个说话不算数的人，你千万别上他的当！”

    毛泽东听后先是一愣，随后轻松地笑着说：“会悟啊，你还是老样子，说话直来直去，一点也没有变呦，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

    其实，王会悟对毛泽东的担心事出有因，不无道理。蒋介石在政治上的不讲信义，有历史为证：1929年蒋桂战争前夕蒋介石把李济深软禁在汤山；1931年因约法问题意见不合，又把两党元老胡汉民在汤山软禁；1936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有宋子文、宋美龄和外国人端纳作连环保，保证张学良安全返回西安，但到达南京一下飞机，蒋介石就翻脸不认账，张学良被软禁已达十年之久。按蒋介石这种两面三刀的性格，谁能知道他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居心？谁又能保证毛泽东在重庆安然无恙？

    而对王会悟的担心，毛泽东之所以能做到泰然自若，也是由他自身性格决定的。此次从延安来重庆，表面上看是因为蒋介石连发三封电报力邀，同时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和平建国的诚意；但另一方面，毛泽东对当时国内国际形势有一个非常准确的判断。他料到蒋介石不敢轻举妄动。当然，他也作了最坏的打算。赴渝谈判前，他在向中央交代“后事”道：“如果蒋介石把我杀了或者关了，那就由刘少奇同志代替我。”

    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以深入虎穴的弥天大勇，占据了舆论的高地，赢得了民心。虽然如此，对于王会悟发自内心的关切之情，毛泽东仍心存感激，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位故友对他真诚的关心和担忧。

    这是一场相隔了18年的重逢。18年来，他们一个投笔从戎，领导了中国工农红军进行武装斗争；一个坚持协助丈夫，在白色恐怖下传播马列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周旋。在残酷的斗争中，毛泽东的五位亲人先后为革命献出了生命，而王会悟也在八年的战乱中失去了大女儿“点儿”等几位至亲。

    毛泽东关切地向王会悟询问了李达和她的生活的状况以及蒋管区的现状。王会悟一一作答 。她感谢毛泽东在她们母女逃难的危急关头给予的救助，使得她和女儿心怡能够来到重庆。她也得以有机会在重庆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虽然战争使她夫妻离散，骨肉分离，她承受着巨大的内心伤痛，但让王会悟感动和欣慰的是，在她困难和无助的时候，党组织始终在关心着她。抗战期间，周恩来和邓颖超常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他们一直十分关心王会悟，他们知道王会悟一人带着孩子生活艰难，不时给予她帮助和接济，还派人送去从延安带回的小米和红枣，这一切都让王会悟倍感温暖。

    当毛泽东问及当年在清水塘见到的“点儿”的时候，王会悟禁不住失声痛哭。6年来，她无时无刻不在痛惜这个心爱的女儿，但国难当头，无数的母亲把自己的孩子送上前线，为民族抗战而壮烈牺牲，她没有理由沉浸在个人的悲伤中，只有把对女儿的怀念寄托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行动里。

    听着王会悟的述说，毛泽东也不免勾起痛及内心深处的往事：妻子杨开慧与王会悟情同姐妹，却早早惨遭杀害，让他“百身莫赎”，最小的儿子毛毛失散至今杳无音讯。然而，为了民族大义，这一切伤痛只能埋藏在心里，好在艰难的抗战终于胜利，故友得以相逢在没有硝烟的环境中，在故人面前，彼此可以敞开心扉，尽情叙旧。真可谓太久的离别，有太多的话题。作为湖南同乡，又曾为建党共同谋力，李达是他俩离不开的话题。当毛泽东得知李达人在湖南，生活现状并不好时，自然又为1939年李达未能前往延安一事而惋惜。谈话中间，警卫员几次催请毛泽东，说另有客人求见，毛泽东总是说：“呆会儿，再谈一会儿。”就这样，他们不知不觉地谈了好几个小时。

    临别之际，王会悟依旧不安地拉着毛泽东的手，再次轻声关照：“润之，您在重庆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毛泽东点头称是，并请王会悟放心，他一定会平安返回延安。

    王会悟此次与毛泽东在重庆相见，使她备受鼓舞。她从毛泽东身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她期待并相信，不久的将来，他们能再次重逢，那时的中国必定是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

    1946年初，饱经苦难的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没有炮火和枪声的春节。虽然战后的生活依然困难，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节日的笑容，因为这是和平的春节。尤其让王会悟感到高兴的是，中共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在新华日报社举行春节宴会，细心的周恩来委派工作人员开车接王会悟母女来办事处一起过年。这场宴会让王会悟有一种久别回家的温馨之感，大家欢聚一堂，开心地笑，欢快地跳，尽情释放了心中的忧伤和悲愁。

    十七、患难夫妻再度重逢

    1946年春，随着西迁的学校陆续回迁，小女儿李心怡考入南京金陵女子大学。48岁的王会悟带着一身伤病，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自年少离家，一晃二十多年，中国社会已发生巨变，但她所热爱家乡故土上的姐妹们依旧被封建礼教束缚着。她们逆来顺受，只是作为家庭附属品而存在，根本没有自己独立思想和冲破传统礼教束缚的意识。为此，王会悟深感不安，无法安心在家休养。她一面积极联络镇上的进步教师指导青年编印传播进步思想的《乌青学报》；一面发动镇上几个知识女性一起，挨家挨户地上门动员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活动，并在《桐乡民报》上开辟专刊，传达妇女的声音，呼吁妇女解放。此外，王会悟还联合徐冠英等进步人士，于1947年春成立了桐乡青镇妇女会，她被选举为负责人。在王会悟的领导下，青镇妇女会以座谈会、联欢会、演讲会等方式举行经常性活动，宣传妇女解放新思想，努力摆脱封建传统礼教的束缚，积极争取恢复生产和保障妇女权益。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蒋家王朝面临土崩瓦解之势。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及其所属机构由西柏坡迁至北平，正式开始成立新中国的各项筹备工作。

    而时任湖南大学法律系教授的李达欣喜地收到毛泽东于1948年11月9日写给他的一封信，这封信是通过“地下交通”辗转转给他的，到他的手里已是几个月后了。该信写得非常巧妙：

    “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在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

    读着毛润之的来信，李达心领神会，激动万分，这是老朋友特地邀请他速去北平参加重要工作啊！当时长沙的局势已相当险恶，国民党特务已将李达列入黑名单的第一名。在中共华南分局指派的同志护送及程潜将军的关照下，李达于1949年4月16日深夜两点化妆秘密离开长沙，先赴香港，然后乘英国商船抵达天津，5月16日平安抵达北平，毛泽东派人驱车到车站迎接。身穿蓝布长袍和布鞋的李达作为毛泽东的客人被单独接到北京饭店。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李维汉等老同志亲自登门看望。随即，周恩来、党中央统战部还分别举行欢迎晚会和茶话会。5月18日晚，李达在林伯渠的陪同下，来到双清别墅毛泽东的住地，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的集体会见。李达向各位中央领导汇报了湖南的政治形势，湖南省主席程潜要求和平解放的意向，大家听后非常高兴。会见结束后，毛泽东单独留下李达叙旧。这几乎是个不眠之夜，两个久别的战友彻夜长谈，以致于李达当晚就在主席处休息。

    就在此次叙谈中，毛主席问起王会悟，由衷地对李达说：“鹤鸣兄，现在解放了，你应该把会悟和孩子也早日接到北平来，这些年，她一人很不容易。”主席的话引起李达内心一阵伤感。抗战胜利后，他在湖南，儿子李心天留在重庆，女儿李心怡就读金陵女子大学，而王会悟则回到了故乡，曾经的一家四口，分居四个地方。现在，主席问起了妻子，可见他心中也一直记挂着王会悟，自己与王会悟夫妻分离多年，也是时刻思念、牵挂于心，何尝不希望早日见到她？所以，与主席会面一结束，李达马上写了一封信寄给王会悟，信中转达了他与主席见面的情况，希望王会悟带着子女早日来到北平。

    而此时远在乌镇的王会悟浑然不知这一切。那时乌镇所处嘉兴地区已经解放，王会悟与家乡人民一样为解放而欢庆，喜庆中的王会悟尚不知她的丈夫李达已经到了北平，更不知她的丈夫会寄来一封书信邀请她北上。当她展开信纸看到那熟悉的字体和“悟妹夫人”的亲切称呼时，禁不住热泪盈眶，这是久别的丈夫李达写给她的家书。

    李达在信中对自己如何到北平，到北平后的活动情况向王会悟作了详细的叙说，特别提到：“润之兄已经晤谈过，他要我赶快写信催你来平，其他许多老友也这样主张。你来北平是当然的，只看你的身体如何？”

    除此之外，李达在信中对王会悟进京交通以及进京后的生活都作了周密、妥当的安排，李达对妻子的关爱、呵护之情溢于薄薄的信笺中。十年了，多少次梦想过战争早日结束，天下太平，夫妻重聚。现在，梦想终于将变成现实，王会悟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喜悦的泪水一次次涌出眼眶。没有任何犹豫，1949年6月，王会悟很快安排好手头的工作，打点好行装，告别乌镇的亲人和朋友，按照李达在信中为她设计的进京线路，辗转苏州、南京，最后平安到达北平。不久，李达和王会悟这一对时聚时散的患难夫妻，终于在北京重逢了。

    到了北平，王会悟和李达一同暂住在北平饭店。在那里，王会悟见到了许多故友，一张张熟悉的脸，一个个亲切的笑容，让王会悟真正感受到了和平与胜利的喜悦。

    自从1939年9月花溪一别，丈夫李达就再也没有与她相见。后来她才得知，当年李达匆匆赶到桂林时，却因广西大学校长白鹏飞被国民党当局撤职而遭到解聘。身无分文的李达先是流落街头摆摊度日，后回零陵老家专心著书，贫病交加中，遂与照顾他生活的本乡农家女子石曼华结为伴侣。尽管如此，王会悟并没有心生怨恨。她知道，在分离的岁月里，李达一直受到国民党当局的监视和迫害，生活极其艰难，尤其是1944年零陵沦陷后，为了避免日本人的骚扰，李达甚至带领全村40余口人躲进深山一年多，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能够经受生死的考验活下来，王会悟已经谢天谢地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早已超越了普通的夫妻之情。

    当年9月，李达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同年12月，由毛泽东、刘少奇、李维汉、张庆孚作为历史证明人，刘少奇作为介绍人，中共中央批准李达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之后，李达先后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湖南大学校长和武汉大学校长等职，并担任了中国哲学会会长。李达毕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宣传和教育，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大师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李达也堪称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名家大师，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众多领域都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实现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探索和综合创新。

    毛泽东还曾当面称赞他是“理论界的鲁迅”。

    十八、晚年生活中的王会悟

    新中国成立之初，王会悟曾一度在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工作，1954年，该机构被精简撤销，王会悟为减轻国家负担，同时也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没有向组织提出调整工作的要求，而是请求离职休养。为节省国家开支，她还主动退出公房，搬回曾被敌伪占据过的原宗帽三条旧居居住，过起了深居简出的简朴生活，很少再参与社会活动。

    虽然因身体原因无法为党和国家多做贡献，但她依然时时关心国家大事，听广播、看报纸，听一双儿女回家叙说外面发生的大小事情，感受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偶尔，李达来北京开会时也会去看望王会悟，叙叙别后生活、工作情况，每一次李达都会叮嘱王会悟注意身体，有空多看看书。同样，王会悟也会提醒李达，工作虽然重要，休息调养也不可少，毕竟是过六十的人了。几十年的夫妻，虽离聚不定，但彼此的情感历经岁月磨砺弥足珍贵，相聚时彼此关怀，分别时一声“珍重”包含千言万语。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李达就受到了冲击。从5月10日起，他就被勒令停止编书，交代“罪行”，失去了人身自由。6月初，又被“造反派”污蔑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叛徒”和“地主分子”等，随后经历了声讨、批斗、审讯、辱骂、罚跪等等迫害。8月24日，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毕生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的著名哲学家和理论家被迫害致死，终年76岁。

    作为李达夫人的王会悟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牵连。造反派并没有因为她年岁已高，体弱多病而放过她。“文革”中，造反派强行命令王会悟拖着病弱的身体上街扫地，接受所谓的“改造”。苍天无语，大地无言，在一个随时都可以用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人的动乱时期，王会悟和一对儿女被扫地出门，一家几口被迫迁居于破旧的小胡同院子内，连最基本的生活都不能保障。那一段日子，王会悟承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煎熬，苦不堪言。尤其悲惨的是，当得知李达含冤离世的噩耗后，王会悟和子女们连送别亲人的权利都没有，所有的悲痛和疑惑只能埋藏在心里。然而，即使在这样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岁月，遭受非人的折磨，王会悟始终坚信党，坚守自己的信仰不动摇，坚信公道自在人间。她不仅自己做到了，还教育子女要相信党，相信马克思主义，坚守信念。她以内心的强大，始终为自己保持一份心灵的净土，带着子女坚强地挺过“文革”的动乱岁月。

    “文革”结束后，随着党中央对冤假错案的拨乱反正，李达的冤案也得以彻底平反，王会悟的声誉也得以恢复。我们可以想象王会悟经历又一次劫后余生的内心感受。一场浩劫使他们夫妻阴阳相隔，留给王会悟的只有无尽的思念和追忆，好在有一双儿女陪伴身边，时间和亲情让王会悟慢慢走出伤痛。

    平反政策落实后，王会悟的生活和居住条件得以改善，她搬进了北京和平里一栋普通的楼房里。20世纪80年代末，又搬至国务院宿舍---建国门外灵通观，在这里王会悟度过了她最后的晚年时光，小女儿心怡和她同住。

    王会悟晚年生活简朴而平淡，每天看看报纸，听听新闻，了解政治时事。在外人眼里，王会悟就是一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而且永远改变不了浓重乡音的高龄老人，左邻右舍不知道这位老人曾和中国历史上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密切相关。她也从来没有对人炫耀过她的过去。不经意间，岁月几乎要将这位老人淡忘，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党史的研究与宣传日益受到重视，与中国共产党创建史有关的许多问题成为研究的重点。王会悟，这位当年一大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再一次引起外界的重视，走进人们的视线。王会悟家中不时到来一批批拜访者，他们中不乏国内著名的专家、学者，还有来自不同省份的新闻媒体。他们总希望从这位时代老人身上探究和挖掘出更多当年中共一大会议的相关史料。面对来访者，只要身体许可，王会悟总是热情相待，用地道的乡音向来访者一遍遍讲述一大会议的相关情况。在会议和叙述中一次次将那段不寻常的历史再现。

    1987年8月5日，最后一位健在的一大代表刘仁静因一场意外的车祸离世，王会悟便成为中共一大唯一的亲历者，因此，她对一大历史的回忆就显得弥足珍贵。这样的场景一次次在王会悟简朴的住处重复出现。老人不厌其烦，女儿耐心转述，在你来我往中老人不时还会发出爽朗的笑声。王会悟晚年身上穿的一直是一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洗得已经有些发白的蓝色对襟布衣。天凉的时候，老人就穿着粗制布棉袄。这样的衣着，与江南最普通的农家妇女并无二致。也许正是这样的超然、淡泊，使王会悟经历那么多的变故，依然做到我心如故，瘦弱的身躯仿佛包含着无限的能量，沉稳内敛，从不张扬。

    1989年，王会悟患风寒发高烧大病一场，一度病危，经医生全力抢救，子女与护士日夜护理和精心照顾，多日以后才慢慢好转。此次重病，使王会悟本来就虚弱的身子雪上加霜，尤其是听力大受影响，一只耳朵几近失聪。好在有小女儿心怡不离左右，经常与她聊聊一些开心的事。生性豁达的王会悟并没有因为身体状况而心灰意冷，清瘦的脸上总是挂着淡淡的笑容。面对来访者，老人依旧热情健谈，记忆不减。她的耳朵听不清楚，女儿心怡就成了她的传声筒，往往是大声把来访者的话转述给母亲，再把母亲那一口外人难以听懂的乌镇“土话”转译为普通话告知来访者。

    王会悟晚年不顾体弱多病，积极配合党史研究部门，留下了不少与中共一大、二大和早期妇女运动的有关回忆资料，为中共党史和妇女运动史的研究以及南湖红船的仿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1993年10月20日，王会悟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11月19日，《文汇报》以“李达同志的夫人王会悟在北京逝世”为标题，刊登了王会悟逝世的消息。原文为：

    “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王会悟同志因病于1993年10月20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6岁。王会悟同志是中共一大创始人李达同志的夫人。她在一大筹建期间，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她因病在家休养。”

    伊人已逝，但她的故事仍在继续。

    2001年，在纪念建党八十周年前夕，中共嘉兴市委宣传部和嘉兴广播电视局联合拍摄专题片《她和共产党》，揭开尘封的记忆，清晰地再现王会悟的人生故事。同年，由中共嘉兴市委宣传部、嘉兴广播电视局等单位联合拍摄的6集电视剧《水的女儿》公开发行。王会悟，这位从江南小镇走出去的传奇女子更加完整地走入人们的视线。2007年，在她的故乡乌镇，为了纪念她，当地政府将王会悟的故居—乌镇西栅观后街，修缮兴建为“王会悟纪念馆”对外开放。展馆以图版形式较为详尽地展示了王会悟的生平事迹，带领人们走进这位鲜为人知的历史人物，了解她和中国共产党之间那段无法抹去的历史记忆。

    在嘉兴南湖，围绕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党的一大，更多的精彩和辉煌不断呈现。在电视屏幕中，一位银发清瘦的老人操着一口地道的嘉兴桐乡方言，清晰地叙述着中国一大在南湖开会的相关细节。岁月让她从年轻秀美的少女变成耄耋老人。因她提议，一大会议从上海转移至嘉兴南湖。在中共一大南湖的会议上，是她坐在船头，担起会议的保卫工作，时刻注意湖面发生的一切，因她周密、细致的安排，一大会议圆满顺利闭幕，一个伟大的政党在南湖小小的游船内宣告诞生。也正因她和中国共产党这一段历史，观众记住了她的名字----王会悟。

    王会悟一生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她生活得极其低调，特别是她离职后，过的几乎是与外界隔绝的简单生活。然而，这并不掩饰她人生中曾经的光彩，正是因为她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紧密联系，“党的第一位会务工作者和后勤工作者”，“一大幕后功臣”，“中共第一任保卫部长”，“组织一大南湖会议的有功之臣”，“一大卫士”等称谓，成为当代中共党史专家、学者给予她的赞誉。

    纵观王会悟的一生，她是一位进步青年，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她是一位伟大的妻子和母亲，不畏艰险，拼劲全力，协助丈夫传播马列主义的真理，在战乱中护佑儿女成长。

    她既是一大红船的租船人，也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的“红船精神”的实践者。

    王会悟一生未曾身居高位要职，但她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为中国妇女的解放事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参考文献：

    1）陈伟平等著《党的“一大”卫士王会悟》，浙江大学出版社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年9月
    3）《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二大史料编纂委员会，中共党史出版社
    4）叶永烈《红色的起点》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2月
    5）张国焘《我的回忆》
    6）段欣《王会悟  真正的人》《中华儿女》2020年13期
    7）蒋正洁、马伯良主编《怀念李达》中共湖南省永州市委党史办等合编
    8）《为真理而斗争的李达同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10月
    9）宋镜明《李达传记》
    10）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等编《中共“一大”南湖会议》浙江大学出版社1989年10月
    11）韩泰华主编《中国共产党从一大到十五大》（上）北京出版社 1998年1月
    12）孔海珠：《我所认识的王会悟》

    附录：对王会悟的采访手记及与其亲属交往的回忆

    四万五千余字的报告文学：《一代女杰王会悟—中共一大成功召开的幕后功臣》经过数月的辛勤耕耘终于完成了。既倍感欣慰，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今年12月26日又恰逢毛泽东同志诞辰128周年。而本文的主人公又是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密切相关，与毛泽东的交往是十分深厚的，因此，我想务必应在年底之前，将《一代女杰王会悟—中共一大成功召开的幕后功臣》在中红网上发表出来，以表达我对王会悟同志的敬重与怀念，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读者了解这位杰出的女性。

    一、负责党和国家领导同志遗孀工作的胡振英同志向我推荐了王会悟

    1978年8月，我从北京大学国政系毕业后被选调到国务院机关从事宣传教育工作。职业的特点，决定了我要经常与文字打交道。此外，我特别喜欢阅读中国近现代史及与此相关的人物传记，喜欢观看中国共产党党史及军事题材的影视作品。来机关不久，我发现因工作性质，我有较多机会接触到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亲属、国民党元老的遗孀以及党和国家领导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如毛主席的厨师，周总理的卫士长等。我想，他们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他们与中国革命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的联系。我决定利用业余时间将其中的珍闻轶事采写出来，我认为这既符合党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提出的关于抢救中共党史资料的号召，也可作为向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材料。

    1983年2月11日，《北京晚报》头版头条发表了我的第一篇人物专访文章：《勤学、守己、能群—谢觉哉留给青年的话》，次日，该报头版又刊登了我写的《满怀喜悦迎新春---访李济深夫人和邵力子夫人》一文。被采访者都十分乐于接受并积极配合我的采访，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很好的反响。此后，我又在《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北京日报》以及《纵横》和《妇女》杂志等媒体上发表了多篇人物专访或报告文学。由于我是本机关最早有文章见诸报端的，故我的文字能力在单位也算是小有名气了。

    1985年4月上中旬的一天，我在机关大院里遇见一位为党和国家领导同志遗孀服务的胡振英同志。老胡个子不高，快人快语，搞服务工作很有经验。他或许知道我能写点东西，于是告诉我，党的一大代表李达同志的夫人王会悟是我局的服务对象，她曾为中共一大进行了选址及安排代表食宿等项工作。

    这一重要信息令我兴奋无比！我马上向他索要了王会悟的联系方式。采访之前，我做了些“功课”，并列了需要采访的主要内容，事先与王会悟的小女儿李心怡进行了电话沟通。

    二、数次采访王会悟及其小女儿李心怡，完成万字左右的报告文学《中共一大改址是她的主意》

    受家父的影响，我有写日记的习惯。我从13岁半到军事院校学习起便开始写日记，迄今已坚持了近57年，累计158本，摞起来有2.88米。日记当然是一种私密性的资料，不写东西时似乎也看不出它有什么用。倘若撰写文章，它的珍贵价值便立刻显现出来，因为它可以保证时间、地点、场景、人物及对话的真实性。 

    据我1985年4月18日的日记记载，1985年4月17日5：50，我从白云观宿舍骑车出发，前往和平里，整整一个小时，6：50分才赶到王会悟老人家。老人当时住在和平里东街14区三单元202室，是一套极为普通的两居室。我到时，87岁的王会悟与李心怡及两位阿姨（都是50多岁）正围在一个直径六七十公分的旧圆桌吃晚饭。菜很简单，只有三盘炒菜。

    王会悟上身穿着蓝色布料中式女装，下身穿着黑色布裤，头发皆白，戴着一幅黄框眼镜。她的左眼于二十年前因视网膜剥离而失明，有几颗门牙已脱落。老人面容非常慈祥，她左手端着饭碗，右手递给我一包烟叫我抽。我心里在想，从她的面容、穿着、举止来看，如果她走在大街上，任何人都不会想到她是大名鼎鼎的为中共一大的顺利召开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会务工作者，而以为她是位普通的家庭妇女。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王会悟吃完饭后我问道。

    “87岁了。”她笑容可掬地答道。

    “我1898年出生，与总理同年，但比他小几个月。我是浙江桐乡人，与沈雁冰是同乡，他要叫我表姑母。”

    老人口音较重，但听力、记忆力都不错。李心怡陪同她母亲与我交谈，有时为我当“翻译”。

    当晚，我主要向老人了解了以下内容：协助李达出版《社会学大纲》的情况；创办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妇女刊物《妇女声》的情况；创办党领导下的平民女校的情况。

    王会悟还给我看了《妇女声》第一、二期的复印件。其中第二期上刊登了好几篇她执笔写的文章。

    我将1984年12期的《妇女》杂志（上面刊登了我写的《毛泽东写给李淑一的四封信》）和1984年9月8日的《北京晚报》（上面刊登了我写的《访李淑一》一文）递给王会悟。她看了我的名字之后连连说：“这个名字我在报纸上见到过几次。”

    我临走时，她请我在一个横格本上写上工作单位、姓名及联系电话。我写毕，她拿到眼前看后又说：“对，王元慎，我以前见过你写的文章。”李心怡在一旁补充说：“妈妈一只眼睛还坚持看书看报，拿放大镜看，她看得很仔细。”

    我在日记中写道：“此次采访近两个小时，到家已近十点，虽然经长途跋涉（来回骑车两个小时），比较劳累，但还是挺愉快的，因为我的主要目的达到了。一是见到了这样一位慈祥的妇运老前辈；二是了解了她的主要经历。特别令人高兴的是她这样的高龄，身体、脑子都还不错，并且愿意谈，这就为我深入采访带来了有利条件。”

    “回家后，我又看了半个小时的新闻函授教材中的《论范长江的记者素质》一文。我应很好地向新闻界老前辈范长江学习。要采写好人物，应具备恒心和毅力，有不怕吃苦的精神。”

    4月22日我再次采访王会悟，为表示敬重，我给老人买了一盒西式糕点。这次主要请她谈自己的经历，重点谈中共一大召开前后的细节情况。

    4月26日，我给王会悟寄去两本书，一本是《中国共产党历史讲话》，一本是《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并附一简信。

    为了佐证王会悟回忆中共一大她承担会务工作的一些情况，我专门去国家图书馆查阅了中共一大其他参会代表关于中共一大的回忆，并查阅了《妇女声》。

    从4月29日起至5月15日晚，我用一个星期的业余时间撰写王会悟稿，初稿完成后近一万一千字。5月26日，我还请从西安来京出差的父亲审阅，他提出了许多非常好的修改意见，家父的文字能力很强，他老人家提出的大部分修改意见我均予以采纳。

    1985年6月16日（星期日）上午，我去王会悟家，这次主要是征求王会悟及其家人对初稿的意见。由于比较熟悉了，加之初稿也写出来了，李心怡对我热情了许多，她给我沏茶，拿出乌镇产的姑嫂饼及湖北的麻糕请我吃，中午又挽留我在她家吃饭，还特意交代阿姨烧了排骨。

    我逐字逐句地念稿，王会悟及李心怡仔细地听。我们约定，有不当或需补充处，她们都随时提出，我则记在稿件上。吃饭前，我将稿子拿给住在隔壁的李达、王会悟的儿子李心天看，李心天很快看完，并用铅笔作了少许修改。

    吃饭后，我继续念稿。李心怡对初稿中《毛主席说：“你们是真正的人”》这一部分提出了不少需要修改的内容，主要说明她父母在十分动荡、艰苦的白区环境中坚持宣传马列主义的情况。

    李心怡时年59岁，她终身未嫁。她的记忆力很好，许多电话号码都能背出来，打电话时拨盘也非常熟练。她属于乐观、开朗、健谈的性格，讲话的声音也很洪亮，只可惜因罹患脑瘤，开刀后，视神经被破坏了，导致双目失明。

    下午三四点钟时，李心怡为我沏了一杯咖啡。当我提出文章最好配几张照片时，她马上找来影集请我挑选。

    离开王会悟家时，已是下午五点。

    6月18日，李心怡来电，说找到了其父的一张照片（注：李达在办公室时手握钢笔凝视前方），拟用挂号寄来。

    6月26日日记载：“为修改王会悟这篇大稿，我已有大约两个星期未看电视了。”

    28日完稿，400字一页的稿纸抄写了27张，共计10800字。

    辽宁省妇联主办的《妇女》杂志编辑赵阳女士和全国政协办公厅主管、中国文史出版社主办《纵横》杂志的编辑薛京先生对记叙王会悟的这篇文章非常感兴趣，期盼刊登在他们的杂志上，为满足他们的需求，经协商，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于1985年以《一位妇运先驱者的足迹》和《中共一大改址是她的主意》为题，先后刊登在《妇女》杂志和《纵横》杂志上。

    文章刊出后，我都要求杂志社多给我寄几本，随后我及时地送到王会悟家中。

    听说王会悟新迁到灵通观三室一大厅的房子，地理位置和居住条件都相当不错，于是我于1988年3月24日上午冒着小雪，带了些礼品骑车一小时前往“温居”，看望王会悟老人及其陪伴她的小女儿李心怡。

    李心怡听到门铃声缓步走过来开门，因她视力不好。听到我自我介绍之后，她热情地请我在沙发上就坐。

    王会悟一时记不起我来了。李心怡大声向母亲介绍：“国管局的王元慎，在《纵横》上写过文章的。”这时她才想起来。我突然想到，再过几个月她就满90岁了，看来她的记忆力确实不如前几年了。本来我想再挖掘一些关于李达和王会悟的一些不平凡的革命经历，但是她们母女主要谈到李达的性格很倔强，一生搞马列主义宣传，比较新鲜的事例未谈到，这使我不免有些遗憾，不过我还是庆幸三年前在王会悟记忆力不错的时候对她进行了深入采访，并写成了上万字的报告文学：《中共一大改址是她的主意》。

    《中共一大改址是她的主意》一文，刊登在1985年第12期《纵横》杂志上。该文可以说是国内外全面系统地介绍王会悟的第一篇文章，当时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数家文摘刊物摘登，其中由人民出版社主办的《新华文摘》摘编了百分之八十。

    谈起这篇文章，王会悟母女来了兴致，她们几次表示赞赏。

    王会悟说：“你写的文章文笔很好，很实在。我们虽然认识不久，但是你写的东西很符合我的性格。我的一些晚辈亲戚不知道我过去做过什么事情，看了文章之后都知道了。”

    她还不禁笑着说：“好多人以为我已经死了，看了《纵横》之后，才知道我还活着。”

    李心怡夸赞道：“你的笔杆子挺硬的。”她告诉我：“介绍我母亲的《纵横》杂志和《新华文摘》我们想办法买了不少本，但都被亲戚朋友要走了，现在可能只剩下一本了。”

    王会悟母女入住的这套新居，据悉曾是蔡廷锴夫人罗西欧住过的。罗西欧迁至红霞公寓后，这套房子便由国管局调给王会悟了。

    李心怡表示感谢中央和政府的关怀。她颇感欣慰地说：“这样妈妈可能多活几年。”

    11点半，我起身准备告辞，她们母女非常热情地挽留我一起吃午饭，说是家常饭，没有专门为我准备什么，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午饭是由半月前新来的一位18岁的安徽无为县的小保姆做的，李心怡给予技术指导，三菜一汤：烧肘棒、豆腐、油菜和蘑菇粉丝汤。

    三、王会悟的丧事由国管局安排，国务院、中组部及全国妇联有关领导同志参加遗体告别

    1993年11月1日下午4点左右，我接到李心怡的电话，她告诉我，母亲王会悟于10月20日傍晚6：25分在北京医院去世了。我大吃一惊。晚饭后，我匆匆买了盒糕点去灵通观。李心怡和一位姓赵的女士在家。王会悟住院时，赵女士负责照料她的生活。心怡非常清晰地向我描述了其母发病至去世前的情况：

    5月份妈妈发烧不退，6月份住院，吃药后退烧了。9月19日午饭后摔倒，后脑勺磕了个包，当时并无异常。9月22日发现说话不灵活，拿筷子也不好，去医院照了CT之后，发现脑膜有出血症状。9月23日又入院，后并发肺炎。10月4日医院通知家属王会悟病危，因当时医院已经使用吸痰设备。

    “妈妈入院后神智一直是清楚的。”

    李心怡告诉我：“近两年访问妈妈的人较多，其中有研究党史的，也有研究妇运史的。今年为纪念毛主席诞辰百年，日本的NHK电视台的记者还由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陪同来家中拍了照片。8月下旬，妈妈还接待了上海虹口区党校的一位同志。”

    国管局于11月1日向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报送了《关于王会悟同志丧失安排的请示》，请示中作出了五项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