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示中还附了《王会悟同志生平简介》，此稿是由其子女起草的，中组部作了文字修改。

    李达同志逝世后，作为他的遗孀，王会悟由国管局负责发给生活费。

    11月5日上午，我收到“王会悟同志治丧办公室”寄给我的王会悟的讣告。

    11月6日上午8：40分，我来到北京医院告别室，我见国管局服务司的领导都已到位。我签到后，领了一份《王会悟同志生平简介》，并与李心天、李心怡兄妹打了招呼，请他们节哀。

    在休息室，我见到了全国妇联副主席黄启璪。她得知我在《纵横》杂志上发表过关于王会悟的文章，便问我：“很遗憾，我还未见到过。能否送我一本看看？”我说：“杂志已没有富余的了。”“那复印一份给我吧。”我表示：“没问题！”

    黄启璪还向我介绍了与她谈话的中组部一位副部长。

    我回单位后得知，国务院副秘书长李树文代表国务院秘书长罗干也参加了王会悟的遗体告别仪式。

    11月11日早上，我给黄启璪本人及秘书杜洁打通电话，告知今天已通过交换站将我撰写的有关王会悟文章的复印件交换过去。

    四、与李心天、余国膺夫妇及他们的女儿李典继续的交往的片段

    王会悟老人虽然去世了，但我与她的后人仍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下面截取几个片段。

    1998年8月8日上午，我先与李心怡后与李心天通话。我提出拟借阅《李达文集》学习学习。李心天说：“《博爱》杂志刊登了我父亲与主席争论的内容（注：对1958年大跃进时“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一口号的不同看法），可借给你看看。”

    随后，我开车到和平里东仪表厂门口接他到位于海淀区的中国医科大学宿舍。心天说：“这是我住的地方，和平里是我老伴的房子。”

    心天借给我1996年第6期、1997年第1期《博爱》杂志，内登有《父亲和毛泽东的交往及友谊---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李心天访谈录》，还借了《李达文集》第一、二、四卷；《纪念李达诞辰一百周年—中国现代哲学与文化思潮（续集）》；《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为了使他放心，我主动提出并写了借条。

    我掏出前不久买的两本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71周年的杂志，他见后很感兴趣，说：“借我看看吧，主要是我老伴也想看。”

    我又送他一本我的个人专著：《往事追踪—党史轶闻与人物专访》，因里面刊登了我撰写的关于他父母的几篇文章。原送的那一本，他可能放在和平里了。他说：“你再送我一本当然好了。”

    他答应帮妹妹找到钥匙，送我一套四卷本的《李达文集》。我还请他在原赠我的《为真理而斗争的李达同志》一书上签了字。

    “能借到上述书，我很高兴，因为这有助于我最近撰写的《李达：被毛泽东称为在理论界和鲁迅一样的人》一文的写作。”

    2002年7月8日，我邀请李心天、余国膺夫妇到我家中作客。余国膺教授因侄女次日由美国回来，当日搞卫生，装空调，故过不来。李心天上午9点到，我到楼下去接他。他给我带来6集电视连续剧《水的女儿》光盘，该电视剧主要是描写王会悟早年革命生涯的。他还送我一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画册。我请他在画册及此前他送给我的《李达文集》四卷本第一卷上签字。他在扉页上郑重地签上了“赠王元慎同志”。

    他还滔滔不绝地讲了去桐乡县乌镇，受到当地领导热情接待的情况。他告诉我，乌镇下半年要来人商谈为其母亲建纪念馆事宜，届时拟请我参加。

    2008年2月12日下午3点多，我到中科院黄庄小区看望李心天、余国膺夫妇。他们住的是一个三居室。由于二人都是教授，故每人一间书房，一台电脑。我送他们两本《往事追踪》，李心天则送我一本2006年2期的《炎黄春秋》，里面刊登了由“湘人”撰写的《“文革”中的李达与王任重》一文。他还送我一本《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画刊，并请我看了“二大”遗址照片及乌镇“王会悟纪念馆”照片。他说：“王会悟纪念馆去年10月已对外开放，展出的部分家具是从灵通观拉过去的，经办此事的是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

    余国膺补充说：“她对妈妈的历史一点儿都不了解，只是要我们提供资料，心天写了三个月。”

    余国膺出生于1928年，是中国著名的侨乡广东开平人，她也曾在湘雅医学院学习，比李心天小4岁，低几级，毕业后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研究员，从事心血管方面的研究。她属于典型的知识分子类型，多次柔声细语地对笔者撰写有关李达和王会悟文章之事表达感激之情：

    “本来，爸爸妈妈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和杰出的历史贡献应该是由我们作子女的来帮助记录和整理留给后人的，但我和心天都是搞技术，搞医学研究工作的，平常都非常忙，再说也没有这方面的能力。你花了不少精力来完成这件事，我们全家都非常感谢你！”

    2011年4月11日，余国膺在接受笔者电话采访时说：“妈妈比较低调，她到临终也没觉得自己对党有什么大的贡献。爸爸‘文革’时被打成‘武大三家村’，妈妈受牵连，被监督劳动，安排扫大街。妈妈原来住在和平里的一栋普通楼房里，房间很小，后来，由国管局帮助解决到位于灵通观的蔡廷锴夫人罗西欧曾经住过的房子里。”

    随着李心天和余国膺夫妇进入耄耋之年，身体也日渐衰弱，为了传承与王会悟后人的友谊，数年前，我便与李心天、余国膺唯一的女儿李典开始建立了联系。李典出生于1955年，曾在中国计量院工作，一口京腔，属于快人快语的性格。2016年5月28日上午10：30，我刚来到嘉兴南湖纪念馆参观，便接到一位陌生女士的电话，她自我介绍说：“我叫段欣，是嘉兴市广播电视集团文化影视频道的副总监，我今天早上才接到李典的电话，说您到乌镇来了。”我说：“我刚到南湖纪念馆”。她很有新闻敏感，得知我30年前便采访过王会悟，便说中午请我吃饭，与我就王会悟的宣传课题聊一聊。本来我已有安排，但还是答应了她，并表示：我这儿还有一本书，可送给你，她十分高兴。中午吃饭时，她告诉我，她已策划编辑一部《南湖女杰王会悟》的记录片，共三集，每集20分钟。她表示：“计划到王会悟去过的地方，如贵州等地采访一些了解她的人，之后再对您进行采访。”

    对于宣传王会悟，我自然是非常支持的。后来，段欣带着摄制组赴京，到我家中采访了大半天，我给予了认真准备和积极配合。

    今年6月上旬，李典应邀去爷爷李达曾工作过的武汉大学和湖南大学走访，携丈夫同行。行前，她打电话给我，表示拟买五本我著的《往事追踪—党史轶闻与人物专访》一书，届时拟送给有关领导，因书中有我写的几篇关于其爷爷李达和奶奶王会悟的文章，我表示送给她即可。6月3日，我请她一起吃了顿便饭，还将原中央党史研究室于2010年10月5日在《人民日报》二版以半版的篇幅刊登的《马克思主义的忠诚战士---纪念李达同志诞辰120周年》及2001年《北京青年报》四版上以整版篇幅刊登的《80位共产党人的故事》中的首篇《李达：共产党的哲学家》一文复印件连同五本书一并送给她，李典很高兴，连连致谢。她还与我聊了“文革”前父亲李心天带她去武汉大学看望爷爷李达等情况，并说多年来在随父亲参加一些党史纪念活动时，与出席中共一大的董必武和王尽美等代表的后人都见过面。

    李典从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及嘉兴南湖参加有关纪念活动及参观回来之后，我们通过两次电话，她说：“我们所到之处接待方都安排得很好，但遗憾的是清水塘和自修大学的展览中没有关于李达和王会悟的任何文字记载，毕竟我爷爷奶奶带着我姑姑在清水塘与毛主席和杨开慧一起住了五个月。”

    我建议李典多积累、珍藏有关她爷爷奶奶的珍贵资料，包括回忆文章、照片和实物等，自己也可以写一些回忆他们的文章。我说：“你毕竟是李达、王会悟的嫡传后人，每年临近建党纪念日时，诸如中共一大会址和嘉兴南湖这些革命圣地的有关部门都有可能邀请你出席纪念活动甚至讲话，因为传承中共党史和建党精神一定会持续下去，不会只是今年纪念建党百年的事情。”

    李典对我的建议表示认可，还说了句非常幽默实在的话：“嗨，我了解的好多我爷爷奶奶的故事还不是从您和段欣等党史研究专家学者这儿淘来的啊！”

    五、有关党史研究的一些思考

    行笔至此，笔者想到，鉴于中共一大在我国革命发展史上具有开天辟地的作用和里程碑的意义，因此数十年来，包括著名传记文学作家叶永烈先生和资深中共党史专家邵维正先生等对中共一大召开的一些细节进行了精彩的描述或考证，其严谨的科学态度是十分可贵的。笔者查阅过许多党史书籍及有关报道，发现有些回忆及考证还不尽一致。比如，关于密探出现的时间，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1921年7月30日晚8点多，而去嘉兴南湖是“子夜”作出的决定。问题是当马林宣布立即散会之后，代表们紧急疏散，分住在几个地方，如何去了解7月31日早上的车次并通知他们第二天清晨去嘉兴呢?再说，险情刚过，难道就不怕巡捕放暗哨捕人吗？所以，30日晚上出现密探，子夜作出次日去嘉兴南湖的说法似乎从逻辑上说不通。

    1985年笔者采访王会悟时，尽管她已78岁高龄，但思路非常清晰，语言表达也十分准确，只是她讲话的语速比较快，乌镇的乡音也特别浓，有些话笔者不大听得懂，好在旁边有她的小女儿李心怡来为我当翻译。王会悟记得出现密探后休会两天，这期间部分代表商议另择会议地点之事。董必武、张国焘、陈公博等人则回忆“隔了一日”后去的南湖。

    关于中共一大会议的起止日期，1921年7月23日开幕这个日期已经过党史专家充分考证，党史界看法比较一致，官方也给予认可，但闭幕日期尚存疑，有7月30日、7月31日、8月1日、8月2日、8月5日等几种不同的说法。

    不过，根据几位中共一大代表回忆及党史专家考证，以下几个重要史实，说法是比较一致的：一是王会悟在向会议代表报告出现可疑人士之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立即宣布休会；二是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召开，是由王会悟提议并安排在嘉兴租船等事宜的；三是在红船上完成了中共一大的最后两项议程，即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纲，选举中央局成员。

    鉴于王会悟是中共一大会务的负责人，笔者认为她的回忆应该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笔者在数次采访王会悟之后，写成了一万字左右的报告文学《中共一大改址是她的主意》一文，1985年发表在全国政协办的《纵横》杂志上，这篇文章因其重要的史料价值，曾被《新华文摘》等多家刊物转载。投稿前，笔者曾专门请王会悟的小女儿李心怡逐段逐句地用乡音给她母亲念稿。因此，可以说，笔者发表的文章是经过王会悟认可的。

    我不敢保证王会悟的所有回忆都是准确无误的，但相信主要情节应该是不会错的。对于老年人的记忆问题，有句俗话叫做：“过去的事忘不了，眼不前的事儿记不住。”我想，对于数十年前中共一大召开的主要情节王会悟应该是不会记差的。退一步说，既然她是中共一大会议的当事人，那我就根据她的回忆写，也许某些情节与他人的回忆不尽一致，但仍不失为中共一大的重要史料，可供有关部门及党史专家研究时参考。

    行笔至此，顺便提一下，笔者认真拜读了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于2002年9月出版，2011年再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发现在谈到中共一大召开时，对“王会悟”的作用只字未提，为此感到非常遗憾，希望再版时能予以补充。

    感谢中红网，感谢江山总编辑和他的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