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下去仍是一部奇书一面镜子
    这些年每次回到延安，无论日程多紧，都要去看望老友王毓华。作为忘年之交，我喜欢同老人家拉话，爱听老人家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和生活感悟。言语之间常常会闪现出哲理的火花。他的生活信念更像一位克己禁欲的闭关修行者。当你每次同他相视而坐，望着他和蔼慈善的面容，那一团和气般圆润的脸庞、平和而安详的目光，就感觉到他那宽阔心湖的惬意与平静，总给人以上善若水般禅意超然的暗示。的确，在物欲横流的世风之下，红尘滚滚、利欲熏心之时，读着他这一部朴素里透着深刻的奇书，就像是盛夏时节饮着一壶清茶，该是多么诱人的一种甘甜的享受。而沉默之时，他老人家倒更像是一面镜子，总在无声无息间反映出世情的洞明，映照出你我心中哪怕任何一点非分贪欲，甚或急功近利的轻薄与浮躁。老人家与众不同的高妙正在于此，他是很少当面指出别人缺点的，但作为传统的儒道文化的一个综合体，他又是属于那种标准民间版的传统道德卫士，浅显而又随和的风格，如同春风春雨悄然而至，透着章回体般吸引你的因果报应的禅机。
    今年元旦回去，才知王老已经过世，不禁感到凄然。八十多岁老人仙逝，似乎也不是什么意外，但这对于一贯健康开朗、积极乐观的王毓华，却是没有想到的。满以为他能够活过一百岁的，因为你同他在一起，从来不觉得是在同一位老人相处，不觉得他的思维、谈吐和观念有丝毫的迟钝、吃力和落伍，连同他的快步如小跑的走路风格也丝毫不给你留下上了年纪的感觉。直到年逾八旬，他的外表看着也同三十多年前我们初识时没有多大变化。如今听说他老人家已经过世，平日心中总会惦念起的亲密老友就又少了一位，心里顿觉空落。眼下回想与他相识和共事的情形，更加感到亲切了。毓华老可真是鲜为人知的一部奇书、一面镜子子呀，他即使倒下了，也像是一棵沙漠里的老胡杨，仍然不失自己本真的价值……思前想后，深夜难眠，凌晨时分，关于老人家的一些有趣儿的记忆连缀复活了起来，催促着你不得不记录下这些往事和感念。
    一辈子只提拔过一次的行政官员
    作家孙犁逝世后有回忆文章说，他一生担任过的最高行政职务是五十年代的《天津日报》副刊部主任，括号内还特意注明：“相当于正科级”。王毓华的情形也大致如此。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他就在延安县文化系统工作，以后提拔为延安县文化馆副馆长，更准确说，相当于副科级。从我七十年代初同他相识，他就早已是副馆长了。那是他主持举办的一期业余作者创作学习班，好像是为北京插队学生赴京汇报演出团创作文艺节目。我作为业余作者，参加作品修改讨论。这次机会使我亲身体验到了王毓华的谦虚、务实、质朴与诚恳。的确，他对业余作者的关怀、鼓励、支持和不厌其烦手把手的辅导，多年以后仍然难以忘怀。常常是，他同你一起通宵达旦反复讨论修改作品，改得面目全非，甚至推到重写，但作品发表时，他却不参与署名；作品获奖了，他也不讲自己如何为之出力。他是心甘情愿担当幕后英雄、墙里柱子的。就这样，文化馆副馆长这个比七品芝麻官还足足小了两圈儿的职务，他一直有滋有味地干到退休。令人感动和值得敬重的是，从来没见他流露出眼下时空见惯的埋怨组织提拔慢而牢骚满腹的情形。他在我的印象中，总是心满意足，总是乐乐呵呵地忙碌着，更是谦虚谨慎、兢兢业业地努力学习和工作着。他的行政职务可谓是中国最小一级，可就像烧炭牺牲的张思德，作出的奉献却是无法估量的。像他这样无条件忠于职守的人，今天已经很少见到了。他一生坚持不懈地致力于群众文化辅导和大众文艺普及工作，组织开展了多少群众文化活动，培养扶持了多少业余作者和文艺人才，以及工作中体现出的永不减退的热情责任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也是无法统计和难以估量的。他的精神与风采是同作家孙犁、战士张思德一样永远值得人们尊重、学习和纪念的。
    感人至深的人生镜头永远定格了
    其实看见王毓华还要更早。大约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延安的南门坡一带，人们时常可以看到一队身背三弦的盲人相互手搭着肩膀横穿马路。这对于一群小孩子而言，是很有吸引力的。我们总是追着队伍围观，发现在这支特殊队伍的前头走着一个剃着光头的明眼人，他也身背三弦，穿着洗得发白有些显小的蓝色中山装，裤脚高挽着，圆睁着一双大眼睛，神情庄严地就像一位带兵的将军。显然，他是名副其实的“领队”啦。以后我才知道，这是延安县盲人曲艺队又要下乡演出了。这个领队的明眼人，说白了也就是为盲人们带路的人就是王毓华。这有趣儿而感人的一幕，深刻地留在延安城里许多儿童记忆中。稍长，有缘的是我家住进市场沟后，进出时常可以碰到光头的“领队”。他手里总是攥着一个书袋，急匆匆地一路小跑。那时沟里居民还没吃上自来水，几乎大半沟的人都要到后沟半山上那个泉水窖去挑水。我在挑水的时候，意外发现“领队”就住在水窖边上的石窑洞里。许多年后当我们熟悉了，有一次我问王馆长，“你从前是不是在曲艺队工作过？”他很惊讶地说“是呀，你咋知道？”我说“打小就时常看你牵着盲艺人从街上走过。”他自豪地说，“对呀，我们那阵常下乡演出。一下去就是几个月，一个庄子挨着一个庄子地演，很受群众欢迎。组织起来后，盲艺人们生活也有了着落，大家可高兴哩。那时候我好像不知道劳累，白天忙活照顾大家，晚上看着演出结束招呼大家都睡了，我就爬在老乡的炕上就着煤油灯写，几年下来，编了不少新书词，还学会了弹弦子说书。”王毓华陷入了幸福的回忆。延安县曲艺队队长，这大约就是王毓华的第一个行政职务吧，只是并非正式提拔任命，而是由领导口头指定，每个月32块钱工资，级别大概相当于股级吧。显然他也是干得格外投入。每天伸手牵着十几位盲艺人翻山跨涧为农民演出，而且还为艺人们创作新书词，自己抽空还学会了弹弦说书，这就是年轻时代的王毓华。只要给一缕阳光就出大彩，这种人生的态度，其实也是当时的世风，但在今天看来已经是难以想象的可贵了。那些别人看来也许微不足道的艰苦而充实的往事，留在王老心中的却是千金难买的一段幸福。
    世事练达笔耕不辍的草根文化人
    王毓华是农民出身，洛川旱原上的普通农家子弟并没有上过大学，但他从小热爱说唱表演，深受民歌、剪纸、秧歌、皮影戏等民间艺术的熏陶，更受到了民间根深蒂固的儒家和道家思想文化的影响。据说他师范毕业后，大约还做过短暂的小学教员，但无论干什么工作，修身、治家、平天下，无为、有为、有不为都是他定格了的人生信条。在我印象中，他是修养极好的人。在延安文化界和熟人圈子里，一提到他的名字，谁都会说“老王是好人”。“好人”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显然，首先说他是一个“平和”的人，所谓平和，就是很少是非，与人总能保持一团和气。其次说他是一个“得道”的人，所谓“得道”，就是为人处世讲究道德情操，绝不做缺德之事。但是，老王又不是一个没有是非观念的人。他对坏人坏事，还是敢于斗争。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刚调到文化馆工作，那时他已经年近花甲，一段时间馆长出差，他在馆里主持工作。有一位年轻人擅自去了趟广州，回来硬要报差旅费，满以为王馆长好说话，不料他还有坚持原则的一面。结果那人碰了壁恼羞成怒竟然撒泼大打出手，老王在淫威面前照例坚持原则毫不动摇，还以凌然正气顶着来自各方的压力以制度治服教育了对方。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老王的不畏强暴，是他平和性格中的风骨所现，同样也是传统文化中威武不屈的精神体现。
    我对王毓华的更多了解，还缘于一次曲折有趣儿的长途出差。那是1985年秋季，早晨我俩乘长途车从延安出发不久下起了小雨。车行至洛川原上，路滑弯急，司机不慎把车开进排水沟中，结果车翻酿成了车祸，许多旅客都受了伤，我和老王却安然无恙。因为危难之时在他提醒下，我们都采取了同样正确的保护措施，即牢牢抓住扶手，把身体固定了起来才避免一难。这件事显出了他遇事从容的人生经验。就是这次到山西出差，我们乘船渡过黄河，还顺便看了不少文物古迹。其间，老王一直担任义务讲解员，他显然很激动，一路兴致勃勃，触景生情、借题发挥，谈了不少的文化掌故和人生体验。我这才看出，平素言辞木讷、很少表露心机的老王，不仅天资睿智，而且涉猎广博，人文知识之深厚足以做我这个中文系本科毕业生的导师。那次出差，工作任务完成顺利，回程路过还一同登了西岳华山。我们都是头一次朝山，冒着绵绵细雨，年已花甲的老王，像小伙子一样兴奋，艰险路段总是冲在前面。我从他的举止和情趣，读出了他年轻时的志向和风采。那次登山，东南西北诸峰朝遍，还在东峰旅馆住了一宿。两人一路欢声笑语，无所不及，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真可谓患难与共、风雨同舟。至今忆起，如同昨日之事亲切而历历在目。
    九十年代我回延工作的七八年间，同王老的交往更多。他退休之后，老有所为，承担起延安民俗学会的秘书长工作，邀我担任名誉会长，办了刊物《延安民俗文化》，他干工作依旧风风火火，仍然留着光头天气再冷也不戴帽，手中经常还是攥着那个书袋，来去快步小跑，敏捷如同一阵清风。见面除了交谈学会工作，从来不讲个人诉求，每过一段就有新的研究成果。每逢春节，他都要叫我到家中小坐，还说是老伴儿交代的任务，必须完成。于是有几年春节，我都遵命前去，主要还是想给他老人家登门拜年。新春佳节老友相聚，叙旧论文其乐融融……如今老友去矣，忆及当初，心中不胜悲伤凄然。好在他的人品与作品，仍留心头世间。他生前常讲“人生一世，草木一春”，一个人去后，还有人真心挂念，人生慰藉莫大于此，莫大于此矣。愿好人王老安息。
    百年之后冷热对他其实很不重要
    文章写成，才看到延安德高望重的老文化局长袁福堂先生写的一篇纪念王毓华的短文。文章不足两千字，发表在《延安老年生活》第6期上，看样子大约是老龄委办的一个内部刊物吧，社会上当然是很难看得到的。文章一开头，就写到“我在王毓华同志遗体前，情不自禁地失声痛哭……”他的悲伤情绪一下就感染了我，使我原本悲凄的心情再也无法控制，泪水夺眶而出。“十月中旬我们还在一起商讨《民俗文化》第12期印刷出版事宜，怎么就突然的离开了人间？他们孩子告诉我王毓华同志在重病期间仍伏案整理他多年来的文稿……”泪水终于淹没了我的视线。袁福堂本人也该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他是延安各界公认有思想水平有道德修养有较高威信的老干部。他当过市歌舞团团长，当过多年县委书记、临了任市文化局长，也就是王老的业务上级，离休后又担任了民俗学会会长（王毓华任常务副会长），两人搭班子共事近十年，显然他了解王老的情况更多，也就更加敬重他的人品。眼下盖棺定论，袁福堂给王毓华一生的评语是“他走的是圣人之路，”“关键在于他一生作的好事多，没干过损人利己的事，在于他做了许多有利于社会前进的事，没当过绊脚石。进一步通俗地说，他一生积了大德。”文中还着重写了王老晚年为研究陕北民俗文化十年如一日辛劳奔波所付出的不懈努力和去世后遗体告别时的一些情形。说在遗体告别仪式上，他没有看到有关部门和单位（例如宝塔区老干局、人事部门、文化局等）来人，而区文化馆本身又是一个小单位，想一些老人手年事高又有病，这样以来遗体告别除了王老的子女亲属，就再没几个人了。
    一个普通人身后冷清，我们是完全能够想象出并接受得了的，但王毓华作为一个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努力奋斗、无私奉献了一生的老黄牛式的耕耘者，是一直为理想和信念而工作到生命最后一刻的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他去世以后竟然冷清到如此的程度实在出人预料，也多少令人有些心寒。难怪一贯以和为贵的袁福堂看到了都会忍无可忍，他在文章中公开反诘，话里话外谴责了冷漠世风与那些利欲熏心的势利小人作风。但话又说回来，这也难怪，退一步说，人要来多了一贯低调的王老真还不习惯哩。通观人世，我们也应当看明白，人这一辈子总会分成前后两段，俗话讲得好，“前半辈子是儿子活老子，后半辈子是老子活儿子，”这话细想想也是千真万确，是充满中国特色的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或是真起作用的浅规则吧。 我们都看见了，王老这一辈子，安分守己，不善社交，更拙于寻机钻营、羞于拍马逢迎。用世俗的眼光衡量，他所从事的工作单位，是既没有钱又没有权的清水衙门，这就是他自身的具体情况。他的这种处境不仅规定了他自己只能默默无闻、埋头工作，连他的子女发展也受到了明显的局限，最终导致了他的儿女也都是像他一样老老实实做人、兢兢业业工作的老实巴交人。在俗人眼中，王老的前半辈子和后半辈子相互都不给力，那生前身后的寂寞冷清也就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