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曹永明先生的这篇文章原题《延安保小史话》，比较系统地回忆了延安保育院的来龙去脉，这引发了我们若干思绪。

    笔者的母亲早年曾任教于西北保育小学，其前身亦是延安保育院。如今年迈的母亲患病已失去记忆，但偶尔吟唱的《团结就是力量》，总让我们做子女的感觉撕心裂肺的痛。

    今天经曹先生同意，本公号推送这篇文章，既是回忆那所令人难忘的学校，也是表达对付出几多艰辛的老一辈的敬仰，更是提醒大家莫要忘记那个非凡的时代。

    2015年5月20日，毛泽东之女李讷来到陕北，参加“毛主席亲属与身边工作人员重走毛主席转战陕北路”活动，在观看大型红色历史舞台剧《延安保育院》时，李讷哽咽难抑，一度中途离场。

演出结束后李纳等与全体演员合影，前排中是李纳，二排左二是省保小校友张小可。

    滚滚延河水，巍巍宝塔山，陕北的小米饭养育了延安保小的娃娃，不朽的延安精神哺育着延安保小的娃娃们茁壮成长。由陕西省保育小学校友张小可（陕西旅游集团原董事长）带领创作团队精心锻造的《延安保育院》通过再现延安保育院的历史缩影，凸显了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巨大精神动力。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陕甘宁边区的大批干部奔赴前线作战，子女留在后方无人照管，为了照顾这些子女的学习和生活，党中央决定创办收留干部子弟和烈士遗孤的学校。1937年3月1日，徐特立同志提议在鲁迅师范学校附设干部子弟小学班，得到中华苏维埃政府批准。1938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创办了延安干部子弟学校，徐特立成为首任校长。

    1938年4月，边区教育厅决定将延安干部子弟学校与延安完小合并，并改名为“延安鲁迅小学”，属边区教育厅直属学校。1938年8、9月，由于日本飞机经常侵扰延安，鲁小与边区中学合并，成为边区中学小学部。

    1939年2月，小学部搬到安塞白家坪单独建校并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小学部”，简称“延安保小”。

    宋庆龄、何香凝等大批爱国人士发起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给保小的同学送来了棉衣、棉帽、棉鞋等物资。在1939年7月保小师生的合影中，孩子们穿的白色短袖上衣和短裤就是爱国人士捐赠的。

延安保育院的孩子们

延安保育院的孩子们在阅读

1939年，学校建立了少年团和儿童团。十二岁以下的孩子入儿童团，年满十二岁就可加入少年团，还配发木质仿真枪。

延安保小的学生们手持木枪在练习“预备用枪”

1941年，延安保小的学生在站岗。

参加儿童团的孩子们在模仿射击动作

延安抗日军人家属子弟小学旧址位于延安市宝塔区西北川邓家沟村沟口，现存土窑洞30余孔。

    延安抗日军人家属子弟小学成立于1941年，原名八路军干部子弟小学，1944年改名为第十八集团军（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抗日军人家属子弟小学，简称“抗小”。延安抗小的学生主要由革命领袖的子女、革命烈士的遗孤、白区地下党的子女组成。

    面对艰苦的环境，虽然处在戎马倥偬之中，毛泽东始终非常关心保育院学生们的身体健康，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许多领导人都亲临保小，看望关心孩子们。周副主席和邓颖超妈妈为保小捐赠了物品，和孩子们一起看戏时，把保小的孩子抱在腿上，边看边询问生活和学习情况。

毛主席和延安保育院的孩子们在一起

朱德总司令和延安保育院的孩子们在一起

1945年7月，党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成立保育院第二小学，简称“延安二保小”。

    1946年冬，“延安保小”奉命与“抗小”合并为“延安一保小”。

    在战争年代，延安保小曾两次撤离延安，又胜利返回。第一次是1938年秋至1939年春，因日军飞机多次轰炸撤离延安。第二次是1946年冬至1948年夏，因胡宗南军队的大举进攻撤离延安。

    1947年3月，国民党军进犯陕甘宁边区，延安一保小奉命疏散。为了安全和便于行动，决定将师生分为两路。人数较少的一路近200人（称为“延安保小”） 跟随党中央赴华北。按照任弼时同志“到更安全的地方——晋冀鲁豫边区”去的指示，过黄河越太行，行程千里远距离转移。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在转战陕北途中，遇到保小的同学们要转移到太行山地区，当即指示：为保证同学们安全转移，派一个骑兵班护送到黄河边。这部分同学经晋绥边区长途跋涉两千里，于1947年7月胜利到达目的地——晋冀鲁豫边区的武安阳邑村寨上，并在最短时间内复了课。

    延安保小师生由延安行军千里转移到邯郸武安县阳邑镇，配合农村贯彻中央“五四指示”向农民宣传演出。图为延安保小学生在活报剧《好庄稼》中的剧照，前左一为伍云甫的儿子伍绍祖，他饰演“小玉米”，左四饰演“大土豆”者为齐小鲁。

    1948年7月1日，华北局决定延安保小与晋察冀边区的光明小学、晋冀鲁豫边区的行知小学三校合并，在河北省井陉县孙庄村正式成立华北育才小学。1949年7月，华北育才小学随党中央迁入北京，进驻北京宣武区先农坛，改名为“北京育才小学”。

1953年国庆节，北京育才小学少先队员王小怀（右）给毛主席献花。

    1948年月11月，延安保小一部跟随党中央来到河北平山西柏坡。老师把年幼的孩子从马背摇篮里抱出来，学生们坐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土坯房内，这间土坯房被命名为“西柏坡中央直属机关育英学校”。1949年该校进驻北京西郊万寿路西街，改称“北京育英小学”。

1948年11月7日，中直机关育英学校成立，21日在西柏坡举行开学典礼后，全体师生的合影。

1951年国庆节，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献花后与献花儿童合影，照片中的女少先队员是育英小学的李莉莉。

    同时受命疏散的延安一保小的另外一路与“延安二保小”合并，仍称“一保小”， 这部分学生人数较多，以家长在陕甘宁边区工作的和陕北籍会讲当地话的学生为主，东渡黄河转移到山西境内，进入了相对安全的晋绥边区。1948年，延安光复后，一保小从山西临县迁回延安。1949年5月西安解放，6月，边区政府教育厅指示：延安保小一部分师生留在延安(即现在的延安育才学校)，家长已去西安的同学将迁往西安。11月25日，一支由15辆大卡车组成的长长队伍，坐着近500名（六个年级）延安保小的师生，浩浩荡荡地向西安进发。到达西安后，迁入古城的延安保小师生又一分为二，一部进驻书院门，成立“西北保育小学”，该校学生主要为西北局的干部子弟，后迁至小寨兴善寺东街，今名为“西安育才中学”。另外一部（博主的母校）驻扎在西七路，学校紧邻七贤庄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距离新城（西北军政委员会所在地）很近，被命名为“陕西省保育小学”。

1950年1月19日，彭德怀副总司令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典礼后与保小学生代表的合影。

    “‘延安鲁迅小学’、‘延安边中附属小学’、‘边区保育院小学’、‘延安抗小’实际上是‘保小’创立后，经过几个不同的发展演变阶段所产生的不同校名，几个校名是一条红线所穿，其性质、宗旨、目的都是一样的”，“无论是‘北京育英’还是‘北京育才’，都是革命胜利后延安保小在北京的延续”，从小看着延安窑洞的灯火，喝延河水长大的保小学长们如是说。

延安保小的学长们战争年代在大槐树下上课

    岁月如歌，时光飞逝。那个烽烟四起，战火不断，军号遍野的年代已经远去；那个在大树底下上课，以断垣残壁为教室，以沙土为黑板，以树枝为笔的年代已经远去；那个骑着毛驴，头顶敌机的轰炸，一个馒头一人一口，艰难行军2000里的生活已经远去。延安保育院的老师们和战斗在前线的战士一样，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她们以博大的胸怀、宽厚的爱心和崇高的母爱为抗日战争胜利所做的伟大贡献，历史不会忘记，保育生永远铭记在心！

    以延安保育院小学为代表的干部子弟学校是特定年代的产物，如今已经不复存在。解放初期在官员扎堆的京城，干部子弟学校主要包括：六一幼儿园、育才学校、育英学校、十一学校、八一小学（今八一中学）、101中学等等。八一、十一等学校收的是军队将、校级军官的子女。八一学校的学生家长大多是红军老干部，或者是烈士。在学校第一批学生家长中，有174人获授元帅或将军军衔。各总部、军兵种也都建立了自己的干部子女学校，例如总后的五一学校，海军的七一学校，空军的育鹏学校。

    北京育英小学一般招收的是中央党政机关司局级以上干部的子女，就读的许多学生是中央领导的子女，毛泽东的女儿李讷给学校带来了毛泽东的题词“好好学习”，从此成为了该校校训。十一学校首任校长是罗荣桓元帅的夫人林月琴；101中学在1952年至1982年的校长是张太雷烈士的夫人王一知。

    上述幼儿园和中小学均是在解放战争胜利后，由延安等革命老区迁入北京的。按照“干部子弟学校模式”的提出者徐特立的想法，在战争年代创设这些学校是“为了使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能解除后顾之忧，安心抗战救国，也为了把革命的后代、烈士的遗孤培养成才”。

    战争胜利后，这一模式被保留下来，包括毛泽东女儿李敏和李讷、侄子毛远新在内的核心领导人后代，亦在跟随父辈进京后就读于这些学校。与此同时，地方政府 和军区也纷纷创设自己的干部子弟学校，比如名字响亮的“北京小学”就是北京市委干部子弟学校。“育才”、“育英”、“八一”是这类学校的常用名，比如东北局和 沈阳军区的东北育才小学，湖南省军区的育英学校。

    建国初期，我军在各地建立了一批军队干部子女学校，其中规模较大的杭州西湖小学就是由华东军区的七兵团（浙江军区）所建，她与北京的“八一”、“十一”学校，南京的华东军区卫岗小学齐名。

    一九六三年，中央军委在林彪副主席的主持下，决定取消军队干部子女学校。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等四单位联合发出了《军队干部子女学校移交教育部门接管的通知》。1964年，我的老伴曾就读过的浙江军区西湖小学移交给了杭州市教育局。

林彪元帅的子女“豆豆”(前左，是延安保小的学长）与“老虎”（前右）50年代在浙江军区西湖小学就读时和老师、保育员的合影。

    教育部也发出了要求各地取消干部子女学校的具体措施的通知。为贯彻通知精神，我的母校——陕西省保育小学也于1964年更名为陕西省西安小学（文革时期更名为新城区西七路二小，今名为西安育英小学）。

    取消干部子女学校这一措施得以实施，源自毛泽东等最高领导人对干部子弟特殊化的警惕。毛本人曾多次对子女说：“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

    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李敏和李讷都出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敏”与“讷”出于《论语》中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从给女儿起的名字中，可以体会出毛泽东是希望自己的女儿长大要做多干实事、少说空话的人。李讷1940年出生于延安，毛泽东在47岁时喜得幼女，格外疼爱，留在身边抚养，是毛家唯一在父母身边度过童年、少年和青年的孩子。

图为延安时期毛泽东和他的女儿李纳在一起，右边是陕甘宁边区劳模杨步浩。

    就是对这两个爱女，毛泽东丝毫不溺爱，总是让她们在各种艰苦的环境中锻炼，过普通人的生活，从不允许搞特殊化。

    1947年冬天，毛泽东转战陕北来到杨家沟时，吃粮非常困难，基本上是吃晋绥军区老根据地支援陕北的黑豆。小李讷看到大家的嘴都是黑的，好奇地笑了，对毛泽东说：“爸爸你看，阿姨、叔叔们的嘴都是黑的。”毛泽东对她说：“你不要笑，前方解放军叔叔就是靠吃黑豆打胜仗呀。黑豆好吃，吃了黑豆也能长胖长高。你也应该带上碗筷和阿姨一块去吃黑豆饭。听爸爸的话，你将来一定是个好孩子。” 从此以后，刚刚7岁的小李讷便和李敏一起去大食堂。吃盐水煮黑豆会胀肚，小李讷却从没有叫过苦。行军打仗的时候，她和大人一样风餐露宿，一样地经受飞机轰炸，小小年纪便经受了战争的考验。解放以后，条件好了，但李敏和李讷一直与警卫战士吃大食堂，没有随父亲一同享受共产党主席的“小灶”.

    毛泽东等最高领导人对干部子弟特殊化的警惕不是无的放矢，他们敏锐地觉察到在共产党人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在中央机关云集的京畿之地，高级领导位高权重，极易滋生腐败。

    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就有批示：”干部子弟，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周恩来在得知一些干部子弟学校大搞特殊化之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不要专为干部子女办学校，要和群众打成一片。

    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北京101中学看望师生时，告诫这些学校，不要把孩子培养成八旗子弟。“干部子弟不要特殊化，不要脱离劳动，不要脱离实际。”“无产阶级战士没有任何遗产留给你们享用，更不会留给你们任何特权。如果说他们给你们留下什么，那就是一副更艰巨、更光荣的革命重担。”

    周恩来还给育英小学题词：要艰苦朴素，不要特殊化。

文革初期的周总理和李纳

    相对而言，地方的干部子弟学校情况则要好得多，以博主在陕西省保育小学六年的亲身经历为证，干部子弟的特殊化并非都必然发生，母校继承和发扬了延安保小的优良传统，始终坚持延安保小的校训：“亲爱、团结、勇敢、活泼”,把延安精神融于教育实践，让学生在“德、智、体、美、劳”诸方面全面发展，健康茁壮地成长。

    陕西省保育小学是一所寄宿制学校，学生的家长多为省人委和省委行政级别十三级以上的干部。1955年以前，学校实行的是供给制，博主曾在少先队大队部悬挂的相框中看到过不少延安保小时期以及解放初期的母校老照片，学长们都身着统一的服装。

延安保小的孩子们在做操

    当年我们在母校过着半军事化的生活，学校仍然沿用延安保小时期的作息时间。清晨六点半起床，出操后进行洗漱。值日生不上早操，整理床铺，打扫卫生。中午有午睡，晚饭后是自由活动时间，晚自习后回各自的号舍，点名洗脚，熄灯就寝，生活有条不紊。一日三餐，整齐地列队在饭堂外，一首歌唱罢，方能鱼贯而入，和我多年后经历的军旅生活一脉相承，并无二致，其实人民军队的操典就是在井冈山、延安时期形成的。我们从小以解放军为榜样，严守纪律，一丝不苟,良好生活习惯的养成让我们受益终生。

    星期六的晚餐后，学生离校回家，省人委的子弟大多居住在新城大院内外，路程仅数百米，都是步行回家；省委子弟住得较远，早先曾有一辆大轿车接送，到了三年困难时期，由于能源非常短缺而停止了接送。很少有家长动用公家小车接送孩子，当今学校门口接送学生车水马龙的盛况在当年根本看不到。

    三年自然灾害，省保小的学生和全国人民一起共度时艰，我们的家长并没有为自己的儿女搞丝毫的特殊化。同学们大都衣着简朴，和工农家庭的子女一样，“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困难时期实行“低标准，瓜菜代”，顿顿是水煮萝卜白菜，菜肴中几乎看不到油星；正在长身体的我们饭量极大，学校食堂蒸的“杠子馍”用模具按上两道印，号称是三个馒头，被我们男同学狼吞虎咽几口就下了肚。博主当年的感受是终日饥肠辘辘，饿得心里发慌，学校办公院前的榆树叶子被我们揪得精光，花园里长着一种名叫灰灰菜的野菜，也被我们用茶缸泡上开水来吃。除了节假日会餐，平日难见荤腥，最困难的时期，我们几乎忘记了肉的滋味。记得当时政府给少年儿童发有“进餐证”，于是全校分批步行前往西安东大街一家名叫“益华楼”的泡馍馆，一人吃一碗羊肉泡馍解馋，那个鲜美的味道至今难以忘怀。

    为了渡过难关，学校组织我们高年级同学用课余时间勤工俭学，任务是一人一脸盆核桃砸开取仁，据说是用于外贸出口。老师要求尽量完整地剥取，因为整的比碎的价钱高。校园内一片热火朝天，同学们互相切磋，小心翼翼，保质保量地完成了任务。

    歌咏是保小孩子们最喜欢的活动，因而在老照片中场景最多的也是唱歌。开饭前唱《吃饭歌》，行军时唱《行军歌》，集会时唱《保小校歌》......，稚嫩的童声合唱成为了老一代保小生刻骨铭心的记忆。

延安保小的孩子们在演戏

    母校的教育始终贯穿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学校请来被誉为“气死牛”的陕甘宁边区著名的特等劳动英雄郝树才为我们作报告。同学们被当年八路军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大生产的英雄事迹所感动，参加各种劳动都表现得很积极，很能吃苦。记得那时去草滩农场支援三夏，在骄阳似火的田间体验“粒粒皆辛苦”的不易。同学们一边捡拾着麦穗，一边哼唱着：“我有一个理想，一个美好的理想，等我长大了，要把农民当……”。几年后，理想变成现实，同学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奔赴广阔天地，成为了一代新农民。

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垦荒

    “天上的星星跟着月亮，江河的水流向东方，我们少年的心啊，向着毛主席，向着共产党，毛主席教导我们好好学习，共产党抚育我们成长……”沐浴着新中国的阳光雨露，新一代保小生在歌声中成长。

    “山鸟啼, 红花开, 阳光照大路,少先队员扫墓来……”，我们伫立在杨虎城、宋琦云，宋振中（小萝卜头）烈士的墓前，缅怀这些为建立新中国献身的英烈。上世纪60年代，小说《红岩》的问世更加激发了我们对革命先烈的敬仰。

    “这一仗打得真漂亮,个个象猛虎下上岗……”，文艺汇演上，我们装扮成洪湖赤卫队队员，惟妙惟肖地抒发着红军前辈们的冲天豪气。

    1962年，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学校适时地教唱“运输队长夲姓蒋，工作积极该表扬……”,“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练一练手中枪，刺刀手榴弹……”，“为领土完整，为保卫和平，党中央发出了庄严的号令……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歌声铿锵有力，气势不亚于当年延安保小师生面对胡匪军进犯时的壮志豪情。

    中苏蜜月时期，我们学习俄语，当年的一篇课文“嘎木那，嘎木那，艾达娜莎谢米亚（音）……（意即“公社，公社，我们的家”）至今仍然记忆犹新；“杜勒斯，尼克松，好像两只大苍蝇，嗡嗡嗡，嗡嗡嗡……”歌声印证着尚未解冻的中美关系正处于冰河期，反差就是这样鲜明。

    博主时任少先队大队的宣传委员，利用课余时间办黑板报，及时地宣传校园里的新气象，学习雷锋的好人好事。同班同学贺胜利在校内捡到十六元钱，拾金不昧的事迹通过宣传后，一时在全校传为佳话。

    我军在六十年代击落美制U2型高空间谍侦察机的喜讯传来后，小伙伴们欣喜若狂，挥舞着红领巾奔走相告。我作为校园的小记者，及时反馈给大队辅导员仇彦朋老师，这个报道被报社和广播电台所采用，学校的广播站还进行了转播。

美国的U2高空侦察机_全球共7架中国击落下5架，开创了地空导弹击落敌机的先河，震惊全球。

    一九四一年元旦，延安中央医院的大夫们去给中央首长拜年，延安保小学生金德崇也跟着父亲去了（金德崇的父亲就是后来被称为“红都名医”的金茂岳大夫，当时他担任中央医院妇产科主任，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就是由他接生的）。爱玩是孩子们的天性，摘录一段金德崇和毛主席的对话：“噢！放假了。学校里放了假，你在家做什么？”毛主席问金德崇。 “在家里玩。” “除了玩还做什么？”年幼的金德崇愣了，想一想回答说：“除了玩还是玩呀！”毛主席笑着说：“总不能光是玩呀！”于是在他的小本上写下了“又学习，又玩耍”。

毛主席最了解儿童的心理，谆谆告诫我们“又学习，又玩耍”。

    那时的我们是一群精力充沛，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孩子，课余时间尽情享受着集体生活的乐趣。在大小操场上，除了传统的体育项目外，秋千、转椅、滑梯、攀登架、联合器械……处处是欢声笑语。女孩子跳皮筋、跳绳、踢毽子……，男孩子“打杠子”、“斗鸡”、“骑驴”、“骑马打仗”……儿童永远是创造游戏的天才。

攀登架上

    滚铁环是男孩子们的专利，图为延安保小的学长们在滚铁环，当年延安保小的铁环传承到了我们手里，省保小的校友们都不会忘记那加重型的铁环在行走中发出的悦耳的叮铃声。

    大操场的最西边有一根约七八米长的木头，两端是龙门架，长木头用铁锁链悬吊起来，可以来回摆荡。因为两头装有马头造型的扶手，同学们习惯称其为“浪马”。“浪马”对于提高我们的平衡能力大有裨益，“浪荡”中产生了许多有趣的故事，留下了挥之不去的美好记忆。

延安保育院的孩子们在玩滑梯

延安保育院的孩子们在玩压压板

延安保育院的孩子们在做游戏

联合器械上爬杆转秋

    最难忘的是位于大操场东北角的转秋，它是从延安保小搬迁过来的，由一根直立的粗壮圆木和一个旋转的金属伞顶组成，下面垂着若干条粗绳子，每人双手拉住一根绳子，一条腿伸进绳套中，另一条腿用力蹬地，众人合力让秋千旋转起来，故此，小伙伴们将其命名为“转秋”。利用飞跑中产生的离心力将自己抛向空中，体验飞起来的感觉，非常过瘾！如此一个男孩子们爱玩的游戏，一个勇敢者的游戏，一个让如今的独生子女们难以想象，家长们不敢让心肝宝贝冒险的游乐神器已经绝迹，被越来越“娘化”的社会淘汰掉了。

    当年保小校园内的所有以青砖灰瓦为主色调的建筑物今天已经荡然无存，原校址上现在有两所学校。凭着记忆，博主绘制了当年校园的平面示意图（错误在所难免）。

陕西省保育小学平面示意图

    光阴似箭，转眼间离开母校已过去了半个世纪，当年的青春少年如今或双鬓染霜，或华发盖顶。同窗六年，同吃同住，同甘共苦的幸福时光恍若昨日。赋予我们智慧和知识的敬爱的老师们鲜活的面孔一一从脑海中掠过：讲起课来幽默诙谐的班主任朱治俭老师；留着分头，时不时帅气地甩一下头发的段宏发老师；调走时，同学们依依不舍的刘固防老师；留着齐耳短发，感动了学生（带病坚持授课，不下讲台）的梁翠芳老师；睿智的算术老师郭文秀和郭生智老师；兢兢业业，以娟秀的字体为师生刻印资料的苏州才女曹素珠老师；温文尔雅的音乐老师马惠宁；颧骨较高，身材硕长，骨感的体育老师罗兴林；还有衣着时尚，跳绳特棒的姚老师……。

六十年代初，省保小部分教师的合影。前排左一：郭生智老师左三：杨贤珍老师左四：赵宁静校长左五：叶琴兰教导主任。后排左二：赵锦屏老师左三：段宏发老师左四：朱治俭老师

叶琴兰主任和王聪荣老师在西安兴庆公园的合影。

    永远难忘保小的保育员阿姨对我们的照顾，校友中兄弟姐妹一家都在省保小住校的有很多，如同母亲般的阿姨让我们享受着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忘不了数年如一日，为我们打铃、值更的徐伯伯；忘不了爱岗敬业，医术精湛的曹医生；忘不了起早贪黑，克服困难，为我们制作膳食的炊事员叔叔阿姨，炊事班有一位姓周的师傅当年曾是杨虎城将军的贴身大厨；还有为我们男同学理发的易进民师傅……。

1961年，省保小欢送保育员的合影。前排左一是总务处主任石泰兴，他和照片中的部分保育员都来自原延安保小。

前排左一的樊玉清阿姨，左二的胡佩云阿姨都曾担任过博主所在班的保育员。

1954年，保育员樊玉清阿姨和幼儿班孩子的合影。

1959年春节，1954级的校友和叶琴兰主任合影留念。后排中：鱼阿宝 三排左一：白佳宁 二排左一：赵培培 右一：叶琴兰主任 。前排左一：赵欣

1956年，叶琴兰老师和1954级的学生们在一起

1956年，省保小附属幼儿班的孩子们的合影。后排左二是习小敏，后排右一是赵欣，前排左是赵培培，前排中是习小敏的弟弟。背景建筑是保小卫生所小院。

1960年六一节，叶琴兰主任为祝贺女儿入队，和女儿毛毛、儿子培培的合影留念照。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母校，永远难忘在陕西省保育小学度过的金色童年！

    向曾经朝夕相处的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道一声珍重！

    感谢校友赵欣同学提供了由她的母亲叶琴兰保存，父亲赵胜拍摄的省保小的珍贵照片。赵胜前辈是陕西省总工会的离休干部，六十年代曾任《陕西工人报》的主编，是一位知识型的老干部，在文学、书画、摄影等领域颇有建树。

    博文中的部分资料和照片来自互联网，向原创者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