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来，红军长征早已为外国记者、作家和学者所广泛报道、记述和研究，红军在长征中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和斗争精神超越时空，走向世界。长征精神已成为激励世界人民为了理想和信仰克服困难、坚持前进的巨大精神动力，正如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所说：“长征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人类勇气与怯懦的搏斗”

    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们用饱含深情的笔触，将真实的长征介绍给世界。斯诺冲破重重封锁，来到陕北根据地，对红军进行采访。1937年10月，斯诺在英国出版了根据采访手记汇集而成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第一次向全世界全面报道了长征的经过，一个多月就发行5版，并很快被译成法、德、俄、意、日等20多种文字出版。斯诺称长征为无与伦比的史诗般的远征，他充满激情地写道：“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了。”

    “大地的女儿”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用1/10的篇幅，以生动、细腻和隽永的笔触，刻画了红军长征，向世界人民展现了长征这篇英雄史诗。她认为，“事实、数字和一路上千山万水的名称，都不足以说明红军长征的历史性意义，它们更不能描绘出几十万参加长征的部队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以及它们所遭受的苦难。”红军经过长征，虽然“瘦的只剩下骨头架子”，但它“称得起是世界上最顽强、最结实、最有政治觉悟的老战士”。美国学者里奥·胡柏曼和保罗·史威齐都称赞“长征”章节是本书“高潮”，他们认为：“与长征比较起来，汉尼拔跨越阿尔卑斯山在‘历史的小剧院中’失掉了光彩，拿破仑自莫斯科的撤退也只是灾难性的失败，而长征则是最后的胜利的前奏曲。”

    斯特朗曾6次来到中国，报道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她的名字与中国革命斗争历史密切相连。在《中国人征服中国》一书中，她专门介绍了“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英雄史诗”——长征。她写道：由于“为中国的独立而战”的建议“石沉大海”，所以红军“决定采取现时代最富有戏剧性的勇敢行动，进行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远征。”她正告读者：红军借长征宣传了抗日，实现了民族团结，“在长征途中，红军始终在宣告，中国必须为抗日战争的到来做好准备。”红军来到西北就是为了“向十一个省的人民宣传民族团结的必要性。”

    王安娜原名安娜利泽·施瓦茨，1907年生于德国，是一位坚定的反纳粹战士。1935年，她在伦敦与王炳南结婚，并给自己取了个中国名字——王安娜。转年2月，王安娜随王炳南来到中国，将青春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1964年，她把在中国的“自我实际的体验”，写成了回忆录《中国——我的第二故乡》。倾听红军战士所讲述的“许多详细的情况”，使她感到长征是“无与伦比的现代奥德赛史诗”，在她看来长征是“人类的勇气与怯懦、胜利与失败的搏斗。”她特别向读者讲：长征“这一行动要战胜敌人和恶劣的自然条件，需有坚定不移的勇敢精神。”

    “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外国学者对长征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出版了一系列专著。西方世界最早的长征著作，是由法国哲学家布瓦1957年出版的《长征》。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中国与西方关系迅速升温，大量著作开始出版，塔顿的《毛的长征历险记》、埃德蒙兹的《毛泽东的长征：人类大无畏精神的史诗》、温彻斯特的《毛的足迹》、弗里茨的《中国的长征：危险的6000英里》；1963年，日本学者冈本隆三出版了《长征——中国革命进行考验的记录》，随后他又出版了《中国革命长征史》和《长征秘话》等著作。苏联学者西基梁斯卡娅和尤里耶夫分别于1962年和1986年出版了《中国红军的长征》两本同名的著述。上世纪90年代，西方学界又陆续推出了美籍华人学者杨炳章的《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日本宾户宽的《中国红军——困难与险峻的二万五千里》以及法国迪皮伊的《毛泽东领导的长征》等著作。

    迪克·威尔逊是知名中国问题学者，曾任《中国季刊》主编，他出版了《长征：中国共产党求生存的史诗》和《毛泽东的长征》等两本著作。在《史诗》一书中，威尔逊不满足于前人以新闻纪实的方式简单记录和描述长征，他从历史性、传奇性和象征性这三个方面对长征进行了研究，他强调长征是“生存的史诗”，是“中国人民重要的精神财富”，他站在人类精神的高度讲：“长征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1984年春，读了《西行漫记》而“被长征的重大历史意义所吸引”的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偕夫人夏洛特沿红军长征路线进行了采访，并完成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索尔兹伯里不顾年迈体衰，心脏病发，坚持从瑞金走到吴起镇，行程11500多公里，他认为：“只有走过了这样的路程，只有吃过这样的苦，才能理解红军长征的伟大。” 同时，他还访问了参加过长征的党政军领导人和许多红军老战士。和许多作者一样，他盛赞长征在人类历史中的巨大意义，“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长征“是一次充满了集体英雄主义、献身精神和希望的举世无双的行动”。在书中，他还阐述了许多自己的深刻洞见。对长征在革命年代的价值，他写道：“长征是一篇史诗。这不仅是因为淳朴的战士及其指挥员们所体现的英雄主义精神，还因为长征实际上成了中国革命的熔炉。”索尔兹伯里敏锐地观察到了长征精神在中国改革开放这一“新长征”中的重要价值，“长征体现了勇气、毅力、智慧和艰苦奋斗，这和中国现在的现代化过程所需的勇气、毅力、智慧和艰苦奋斗的精神相同，因为两者都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奉献。” 他告诉世界，长征“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激励着一个有11亿人口的民族，使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

    和索尔兹伯里的相识“最终促使”杨炳章下决心研究长征。1990年，他在美国出版了《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这本书被认为是“一本严谨的、全面研究长征”的学术性专著，通过“革命理想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的模式来解释，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在地域和战略上的关键性转变”。作者基于地缘政治的视角研究长征，他指出：长征是共产主义运动“从中南地区到大西北的一个必要的总体转移”，从此，中共进入了“中国的政治舞台的中心”，同时，华北、西北“没有被触动过”的乡村社会，也为中共“保留了一种高度的政治潜能”。

    “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

    在海外学界出版的许多党史、国史和领袖传记中也就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业绩”，做出了经典性的描写和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