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抗战胜利前的1945年，冀热辽军区成立了“东北前进工作委员会”，李运昌率领1.3万人的8个团和地方部队，分成三路向东北进发。他的部队最先抵达沈阳，成立了卫戍区司令部并开始扩编。此时，苏军把日军关东军的军火仓库交给了他来看守，在这里，李运昌掌握了数量庞大的武器。具体来说，这些武器足够装备几十万人。曾克林为了部队的扩编而需要更多的武器，于是从仓库中拉出了2万条步枪、1000多挺机关枪和100多门火炮。

    他首先武装了自己的扩编部队，然后利用火车将武器运送到鞍山、营口、安东等地，为先期抵达东北的359旅和山东军区先头部队提供了支持。然而，尽管曾克林的部队接管了沈阳，但斗争形势却很严峻。土匪与日伪军汉奸和特务勾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联盟，破坏工作不断。东北地区同时存在苏联军队、国民党军队和我们的军队，局势非常复杂，一个军分区司令员无法独自应对。因此，曾克林乘坐苏联飞机到延安向上级汇报情况。

    他向延安汇报了部队面临的情况，并表示东北有大量容易获取的武器，上级允许调遣去东北的部队放下手中的武器，徒手去东北获取新的武器并参与战斗，这样留下的武器还可以武装地方部队。然而，很多指挥员认为前往东北的路途遥远，如果发生意外情况，没有武器将会无法应对，所以他们建议将重武器留下，只带一些轻武器北上。就在曾克林前往延安汇报的同时，西方记者报道了苏军给八路军一个军火库的消息，苏军因此受到压力，收回了之前的承诺。

    然而，由于通讯不畅，延安方面没有及时获知这一消息。上级也没有完全按照曾克林的汇报来下达命令，很快派遣彭真、伍修权等人去东北主持工作，彭真也得到了苏联的保证，可以提供给10万部队的武器仓库。上级是根据彭真和曾克林汇报的情况共同做出了决定。然而，苏军并没有兑现承诺，导致部队处于被动地位。这让陆续抵达东北的部队感到无助，他们来到了东北，却没有武器可用。兄弟部队对李运昌和彭真等人产生了误会，将“新兵新枪，老兵老枪”的帽子扣在了他们的头上。

    实际上，李运昌的部队在三四个月的时间里扩编到了11万人，而此时从延安、华中等各根据地出发的部队陆续抵达东北。大家都认为既然对方答应提供武器，那么先来先得的原则应该被遵循。自然而然，李运昌的部队应该是首先获得武器的，然后才是冀东军区的部队。事实上，在作战中，李运昌的部队还没收了日伪军的一批武器。当得知黄克诚、梁兴初等部队抵达东北后，他们发电报让他们先到山海关参加保卫战，并准备给他们一批武器，但没有收到回复。

    于是，他将手中的一部分武器拉到了锦州，给了热河部队杨思禄2700多支步枪和70多挺机关枪，给了黄永胜部队100多挺机枪和1200支步枪，给了文年生部队2800多支步枪。换句话说，热河军区和冀热辽军区的部队都得到了武装，但还有剩余的武器，准备给黄、梁等部队，只是因为他们来得较晚，又被热东的部队索要了1500多只，所以剩余的只剩下弹药了。

    当新四军第三师来要求武器时，他们拿走了不少弹药，这让山东和新四军第三师对他们感到不满，声称他们有武器却不提供给他们使用，并将此事上报。上级还组织了清查小组来调查，他并不存在本位主义，但无法摆脱这个帽子。这些情况之所以出现，也是因为在紧急危机的情况下，很多事情难以事先安排得当。如果当时信息传递畅通，或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