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11日是任穷百年诞辰纪念日，他离开我们已近5年了。这几年，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他，对他的回忆与思念，伴随着我生命的每一天。

　　相识在长征路上

　　1915年我出生在江西于都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8岁做了童养媳，15岁参加革命。长征时，我是中央纵队30名女红军中年龄最小的。行军途中，干部团团长陈赓常在休息时到我们这儿来看望几位大姐。一次他带我们去看政委宋任穷，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很文静，话不多，一张朴实和善的面孔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后来，常见他在行军途中小憩时写日记，发现他很爱学习。队伍中的同志都说任穷正派、厚道，是个好人，我对他的印象就更深了。1935年10月，红军历经千难万险，到达陕北重镇瓦窑堡，中央红军从此有了家，有了自己的根据地。不少同志相继结婚，贺子珍大姐给我介绍了宋任穷。在长征途中，我和任穷相互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于是都同意了。

　　1935年12月12日，我带着铺盖去了抗日红军大学政委宋任穷的住处。那是一个不到8平方米的小窑洞，一盘土炕，一个灶台，没有举行仪式，我们就结婚了。婚后我就下乡做妇女工作，回来后任穷告诉我，几位大姐开他的玩笑，让他请客。他拿出仅有的两三块纸币，请贺子珍、邓颖超、蔡畅、邓六金等几位大姐和红军大学的几位同事吃了顿饭，算是补办了婚事。我一生牢记结婚的日子，是因为一年后任穷从前线给我来信，说今天是个好日子，是我们结婚一周年纪念，又发生了西安事变，抗战有希望了。婚后第三天，周恩来副主席找任穷谈话，派他去陕北前线刘志丹任军长的红28军当政委。虽然刚结婚，但我们毫无怨言。任穷对我说，以后他的工作调动会非常频繁，组织叫去哪儿就去哪儿，也可能会去敌占区打游击，让我有个思想准备。我毫不犹豫地说：“为了抗战，你去哪儿我也要去哪儿。”

　　革命征途，风雨相伴

　　抗日队伍在前方离不开无线电联系。任穷走后，为了能上前线，我进了军委电信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在延安电台工作。1938年初，为了尽快创建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129师组建八路军东进抗日游击纵队挺进冀南，由陈再道任司令员，宋任穷任政委。

　　1938年5月，我向毛主席要求上前线，主席开玩笑地说：任穷来信了吗？现在前方女学生可多了，你是不是怕他变心了哟？我说，我知道他不会的。因为任穷临走前曾嘱咐过我，前线交通不便，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说法，你什么都不要信，只有我的信才能相信。叶子龙根据毛主席的口述，给前方发了封电报：钟月林已从无线电学校毕业，要到前方工作。宋任穷现在何处，请回电。一个多月后才收到回电。毛主席告诉我，张经武和江华等同志8月要去华北，让我和他们同行。我们在路上遇到邓小平同志，他告诉我任穷病得很厉害。我听了大惊，恨不得插翅飞到他身边。9月份，我终于赶到任穷的驻地。原来，任穷是得了副伤寒，连日高烧不止，部队把棺材等后事都准备好了。当时前方缺医少药，我惟有细心照料，他的病终于奇迹般地好起来了，但此后体质一直很弱，一只耳朵听力也不好。后来我才知道，任穷一个多月没回电，不只是因为生病，还因为前方除了康克清大姐和刘伯承夫人汪荣华，清一色都是男同志，任穷觉得自己不能破例。直到得知我来前方是主席批准的，才同意了。1938年9月，我被分配到129师冀南军区电台工作。从那时起，不管是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建立后艰难创业的岁月，除了“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分开挨批斗的日子，我俩一直携手相伴，再也没有分离过。

　　冀南八年艰苦抗战

　　1938年3月上旬，任穷率领骑兵团和一个独立支队从太行山奔赴冀南，与东进纵队会合，开辟平原抗日根据地。从此，他在冀南大平原坚持了极其艰苦的八年抗战。1942年，日寇“铁壁合围大扫荡”，冀南根据地被严重分割蚕食，损失惨重。当时任穷正在太行山治病，他提出要回冀南主持工作，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为了他的身体和安全，力劝他留在太行山。任穷说：“越是危险我越应该回去，老百姓知道八路军和共产党还在，就有了主心骨。”经刘邓首长批准，任穷带领200多名干部学员返回冀南。1942年至1943年，是冀南抗战最艰苦的年月。日军经常组织大规模的“扫荡”、“合围”，抗日根据地被严重分割。有的村庄距离敌人的炮楼、碉堡只有两三里路，敌人随时可组织袭击。战斗频繁激烈，又偏偏遇上历史罕见的自然灾害。先是百年不遇的旱灾，入秋后白花花的盐碱地颗粒无收。旱灾又伴随着虫灾，蝗虫一来，如黑云遮天蔽日，顷刻之间寸草不留，冀南524个村的庄稼全被蝗虫吃掉。日寇还放水淹地，造成水患。灾荒过后痢疾、霍乱等瘟疫盛行，老百姓死人无数。有些地方尸横遍野，甚至成了无人区。在这样的情况下，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更加艰苦。没有食盐，大家就把盐碱地面的硝盐刮起来，放在缸子里加水熬了当盐吃，苦得难以下咽。没有粮食，任穷就带领军民开展生产自救。他和战士们一起拉犁耕地。他身体不好，累得一再吐血，一条腿前面全烂了，但他仍坚持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