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门是出不去了。东跨院木门较矮，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往这儿跑。到了木门前，一见上不去，夫人王佩芝急忙蹲下身子，让黄浩登着自己的肩膀爬上去。由于事发突然，大家都比较紧张，加上下雨湿滑，黄浩脚一滑，从夫人的肩上摔了下来。

　　站在旁边的二女儿黄曙鸣发现不远处有个木梯子，赶紧搬过来递给爸爸。黄浩接过梯子靠紧房檐，登梯子上了放杂物的小平房。凭借平日练就的太极拳功底，他从小平房蹿上5号院房子，又翻到4号院北院，从4号北院后门跑到草厂大坑。

　　幸亏草场大坑一带住户大多是贫民，本来就僻静，再加上大雨如注，胡同里面没有任何人。黄浩的拖鞋早就丢在了屋顶上，他光着双脚，穿着背心、裤衩，一口气往南跑到地工组另一个掩护点——板厂胡同济生助产诊疗所。

　　原来是中央社会部设在北平翠花横街9号、为第三国际服务的一部电台被日本宪兵队起获，日本宪兵队顺藤摸瓜，前来抓捕黄浩。

　　话分两头。

　　黄浩蹿房越脊、雨中脱险后，夫人王佩芝立即让女儿黄曙鸣撤掉梯子、放入杂品屋，免留痕迹，然后让李师傅开门。日本宪兵见迟迟不开门，就从西院爬墙上房，跳入院中。

　　黄浩撤离得太匆忙，卧室里蚊帐仍然挂着，怀表还在小圆桌上走着……已经来不及收拾丈夫的卧室，消除撤离的痕迹，王佩芝急中生智，用日本人、汉奸翻译都听不懂的潮州土话对孩子们统一口径：“如果日本人问，就说爸爸昨天去天津啦。”

　日本宪兵没有抓到黄浩，就审讯王佩芝。她镇定地说：“黄长老去天津了。”大人不说，日本宪兵就对孩子下手。

　　当时在场有6个孩子，大的20岁，小的才2岁。黄浩的二儿子黄悌虽然只有15岁，但他身材魁梧，日本宪兵以为他是老大，就把他推到屋檐下的水沟，用雨水冲头，并举枪威胁毙了他。黄悌按照妈妈的口径说：“昨天爸爸去天津了。”

　　日本宪兵见黄悌不说，就用黄浩家浇花的大铁壶往他嘴里灌凉水，然后踩他肚子。感染肺结核住院治疗才出院不久的黄悌，很快就晕厥过去。日本宪兵又审问其他的孩子，得到的还是那句话：“昨天爸爸去天津啦。”

　　看到日本宪兵这样折磨自己的孩子，王佩芝心如刀绞。她心疼孩子，但绝不能说出丈夫的下落。因为她既是孩子们慈爱的母亲，更是一名抗日的地下工作者。

　　折腾了10个多小时，日本宪兵得到的还是那句话：“昨天爸爸去天津啦。”无奈，日本宪兵留下伪警察“蹲坑”，继续监视，企图“放长线钓大鱼”。

　　几天后，黄浩身穿刘仁术的浅灰色西装，化名林济时，以从广东来北平逛颐和园为名，搭乘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原委员长、汉奸朱深二女婿齐崧的车顺利逃出北平城，经“贝家花园”、妙峰山情报交通联络站，安全抵达晋察冀边区。同年12月，王佩芝也带着6个孩子撤往上海。

　　上世纪90年代，有一首京腔京韵的流行歌曲《北京一夜》，那段京剧青衣唱腔，简直是神来之笔，意味深长：

　　“One night in Beijing，我留下许多情，不敢在午夜问路，怕走到了百花深处。”

　　“人说百花的深处，住着老情人，缝着绣花鞋，面容安详的老人，依旧等着那出征的归人。”

　　现如今，百花深处还有不少面容安详的老人。当问到抗战时期这里的地下联络点，老人们大多摇头，表示不知道。狼烟早已散尽，当年那段惊心动魄的秘密斗争，永远沉睡在了“百花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