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身于一个贫困的回族家庭，而她则是彝族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女儿。他们因民族解放事业而牵手，为民族发展事业一起奋斗，他们是一对真正的革命夫妻。他们就是李长猛与陇若兰——

    有勇有谋,建功鲁甸解放

    1921年，李长猛出生在云南昭通一个贫苦的回族家庭。小时候，母亲希望他去清真寺念经，将来成为一名阿訇，而李长猛更想读书，成为一个有文化、有思想的人。

    1936年，李长猛在昭通中学读书期间，受到爱国进步思想的熏陶。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李长猛和同学一起,到街头、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号召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开展募捐支前的活动。1939年，李长猛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云南回族中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之后，他从事过地下工作及学生运动，还在山区打过游击。

    1949年8月，云南全省解放前夕，李长猛被调往中共滇东北地委任委员兼群工部长。此时，昭通的工作局面尚未完全打开，为此，地委决定派滇桂黔边纵的一个团渡过牛栏江去发动群众，组建部队，形成游击区，选择时机解放昭通。

    昭通是曾任云南省主席的龙云的家乡，当时，他的三儿子龙纯曾就盘踞在巧家一带。龙纯曾仰仗着父亲这棵“参天大树”，在乌蒙山区的彝族同胞中有一定的影响力。离开滇军后，他纠集了一伙地方势力，打出“西南人民革命军尹武纵队”旗号，自任司令。此前，已流亡香港的龙云一直由中共地下党员张增智策动起义，因而，组织上决定让李长猛冒名张增智，前去巧家与龙纯曾谈判。

    考虑到要与彝族同胞进行思想上的沟通，李长猛要求带着陇若兰一块儿去巧家。陇若兰在彝族群众中颇有声望，且曾经协助策反过龙卢集团中举足轻重的60军21师在长春的起义，因而有对敌工作的经验。陇若兰回忆说：“因为我在彝族群众中有一定影响力，而且跟龙纯曾他们家是亲戚，所以组织派我先去进行说服工作。到了那里，我才了解龙纯曾是白天睡觉，晚上处理事务。于是，晚上我跟他以聊天的形式讲了我父亲起义的前前后后。我告诉他要相信共产党，跟着共产党走才是正确的、有希望的道路。”

    正式谈判时，李长猛提出3个条件，一是龙纯曾派两个团到沾益前线支援解放军，二是派兵攻打贵州威宁，三是不得与解放军发生冲突，为解放昭通的解放军让出道路。经过再三考虑，龙纯曾同意只接受第三个条件，显然他还想继续雄霸一方。尽管谈判没有取得成功，但李长猛走后，龙纯曾手下的两个团还是迫于形势开往会泽宣布了起义。

    李长猛结束谈判从巧家返回者海后，根据时局发展需要，兼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滇黔桂边区纵队第六支队新编32团党委书记。这样一支新生的游击力量，为一举解放昭通提供了保障。

    11月下旬，李长猛亲率32团1个营进驻桃源镇，大张旗鼓地成立了“桃源镇解放委员会”。中共巧家县委派出的1个营和会泽方面派来的1个连也先后到达桃源，兵力部署到鲁甸县城外围，依托文屏山形成了东南西三方包围的态势。为了实现鲁甸县城的和平解放，李长猛利用关系顺利进入县城，见到了县长田福武，宣讲和平解放政策，要求县里的各方武装放下武器，迎接解放大军进城。就这样，鲁甸县城未放一枪一炮就实现了解放。此时，上级专门从昭通组织了100多名中学生来到鲁甸，协助新生政权的建立工作。李长猛将这些学生组建成宣传工作队，交由团政治部主任朱君毅负责，做群众的思想工作，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在受苦民众的强烈要求下，六支队从严惩治了两名称霸一方的土豪劣绅，更是受到了群众的拥戴。

    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军43师129团的1个营正式进驻鲁甸，4月1日，昭通专员公署接管代表李剑秋派周玺前往鲁甸接管县政府，同时废除国民党党部。此后，相继成立了中共鲁甸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开始征粮、剿匪和建政工作，新中国的鲁甸县地方政权从此诞生。

    潜伏与策反

    陇若兰的父亲是国民党高级将领陇耀。1943年，在陇若兰初中毕业时，李长猛成为她和另一位同学的家庭教师。上课的时候，李长猛经常向她们提出一些有革命倾向的问题，而每次都是陇若兰第一个回答出来，因为之前陇若兰就有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萌芽。

    李长猛当时是中共昭通特支书记。广泛接触青年学生、发现和培养进步青年是他的任务之一。他教陇若兰她们不久，就借给了陇若兰一本用牛皮纸包着外壳的书——《西行漫记》。陇若兰现在还记得，自己拿到那本书时感到既神圣又激动。她回到家找个僻静的地方，废寝忘食地看完了这本书。通过这本书，她才知道延安是中国的革命圣地，中国共产党才是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救星，从此，她心里有了一盏明灯，有了前进的方向。此后，李长猛又相继借给她毛泽东的《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及小说《新生代》等。不久，李长猛去了昆明，经常给陇若兰寄《新华通讯》。

    后来，陇若兰到昆明上学，有了更多接触李长猛的机会。“有次，长猛来学校找我，我们找不到合适的谈话地方，就在学校前面的一大块荒地坐下来，顶着烈日谈了三四个小时的话。从日本投降谈到‘五华山事变’，谈到今后的国内形势，总的看法是内战不可避免，革命前途仍是光明的。他走后，我回到学校已被晒得满脸通红。一位女同学半开玩笑说：‘看你好兴奋哦！’我想，那时我就对长猛有好感了。”

    “一二·一”运动和“李闻惨案”发生后，陇若兰常到李长猛宿舍找他，倾诉自己的感受，聆听他的观点和分析。当时李长猛是中共云大特支书记，组织分配他在二线工作，负责一线党员与省工委的联系。陇若兰说：“我当时曾误解他从来不在大庭广众下慷慨激昂地讲话是因为胆小，不知他那时有特殊任务，要尽可能少地抛头露面。我知道他很忙，但不好多问他在忙什么。”

    后来经过一年多的熟悉和磨合，陇若兰感到自己的心离李长猛越来越近了，“我对他由最初的崇敬之心转为依恋之情”。但由于陇若兰特殊的家庭背景和李长猛的秘密身份，他们不敢任由感情的发展。后虽确定了恋爱关系，但还是约定不能公开关系，以免引起旁人的好奇和注意，造成李长猛身份的暴露。

    1946年夏，李长猛向中共云南省工委领导侯方岳汇报了他与陇若兰的恋爱关系，同时汇报了陇耀来信让陇若兰去北京读书，并到东北看望他的情况。

    侯方岳和李长猛分析了陇耀在滇军60军中的作用，认为陇耀虽然是个师长，但他是卢汉的亲信，为人正直，讲义气，军中有不少亲如手足的拜把兄弟，在60军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二人研究后决定，由李长猛说服陇若兰到东北去做她父亲起义的思想工作。侯方岳立即向中共南方局领导吴玉章同志作了详细汇报，中央认为这是对滇军将领做工作的一条重要渠道。

    李长猛在侯方岳的指示下，做了陇若兰的思想工作。陇若兰也认为父亲不能为反动腐败的蒋介石集团卖命，应反戈一击，早日起义。李长猛告诉陇若兰如何做父亲的思想工作，并交代她要学会打枪，要注意陇耀身边的特务活动以及如何用书信反映陇耀的情况等等。李长猛叫陇若兰给他写信不要写真名，而写“云大张文锦收”就可以了，信的内容尽量隐晦一些。

    那时，陇耀正率部驻守在吉林海龙一带。性格直爽、敢作敢为的他因受不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气，经常口出怨言。1947年1月，经过两个月艰难的跋涉，陇若兰和母亲来到了陇耀身边。陇若兰她们给陇耀带来了朋友们的问候和家乡的土特产品，让陇耀感受到家庭和亲人的温暖。晚上陇耀有空时，父女俩围坐在火炉边促膝谈心。陇若兰绘声绘色地讲着沿途的趣事轶闻，也讲昆明学生运动，分析蒋介石集团如何不得民心、如何反动，打内战没有出路等。陇耀对陇若兰讲的事实既不反对，也不表示赞同。但有几件事还是让陇若兰看出他矛盾的心情。

    在一次谈话中，陇耀说：“报上（国民党的报纸）说潘朔端被俘，这些都是骗人的，打日本人的时候他很勇敢都没有被俘过，怎么打内战他就不勇敢了？实际他是起义了，报纸不敢登。”陇若兰也趁势说出自己的看法，她知道父亲和184师长潘朔端交谊甚笃，也知道潘是在辽宁海域宣布起义，所以说：“国民党报纸扯弥天大谎，宣传潘朔端是受伤昏迷，不幸被俘，这怎么可能呢？实际上是潘将军识破蒋介石的阴谋，弃暗投明。”对陇若兰的话，陇耀在心里是同意的，但是陇耀仍然担心她血气方刚惹出是非，就说：“小孩子对政治问题少插嘴。”

    陇若兰提醒父亲：“蒋介石要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不仅想消灭共产党，连李公朴、闻一多这样著名的民主人士说了几句公道话都会被枪杀，连手无寸铁的学生也遭到血腥屠杀。他要消灭一切异己，就更不放心你们带枪的杂牌部队，爸爸你要清醒啊！”女儿的话让陇耀心中的忧虑更深了。经过多次工作，陇耀终于承认，对反蒋起义也想过多次，可他仍下不了这个决心。

    陇若兰将父亲的思想状况和对形势的看法，用暗语写信告诉了李长猛。她特别汇报了滇军将领心中存在的蒋介石信不过滇军，中央军欺侮滇军，滇军觉得不起义不行，但又不想背叛卢汉的矛盾心理。正是陇若兰坚持不懈的工作，为陇耀后来率部参加滇军60军起义奠定了基础。

    正确把握政策，真心帮助各族群众

    李长猛曾说：“民委工作是我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时间长达22年。”上世纪50年代，李长猛主管云南省民委工作，围绕着“疏通民族关系、团结生产进步、对敌斗争、和平协商土改、直接过渡”等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昆明市回民大多数是城市贫民，没有固定的职业，在新中国成立前比较贫困，许多人靠摆小摊、卖烧饵块和松子等为生。李长猛到北京开会时，听取了北京、天津等地开办街道企业帮助回民就业的经验，得到很大启发。回来后，李长猛与昆明市民委商量，由省民委拨给经费，开办街道企业，成立了回民饵块厂、五金厂、帆布厂等，解决了许多回民的就业和生活问题。这些企业办得很有成效，并有所发展：五金厂后来成为昆明市开关厂，帆布厂成为劳保用品厂，饵块厂也一直办得很红火。

    为做好伊斯兰教工作，李长猛经常与马惠亭、马兰亭等著名阿訇接触，交流思想，给他们讲解政策，帮助他们处理有关事务。1958年后，党的宗教政策受到“左”的干扰。1963年，李长猛到北京参加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全体委员会，并当选为委员。会上，李长猛看到一个《十禁止六保证》的文件，感到不妥，就在会上发言时提出了一些意见，他说全国各地时间条件不同，不能一刀切、一个样，有的地方可以推行，有的地方则不适用。正是李长猛的工作和坚持，使得昆明的回族群众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较少。

    1974年，在中央处理“沙甸事件”的会议上，中央工作组组长袁牧找李长猛谈话，李长猛向他讲解了回族群众信仰伊斯兰教的特点，还讲了伊斯兰教的“五功”等，希望他正确理解回族和伊斯兰教。袁牧问他对宗教的态度，李长猛用马克思和毛泽东对宗教的论述来回答了他，意在说明信教和不信教都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应由他们自己决定，别人不能“代庖”，并明确表示自己反对关闭清真寺。

    1977年，当时的云南省民族边疆工作委员会主任孙遇亭让李长猛组织滇西、滇东北回族参观团，李长猛在参观团学习大会上谈了自己对“沙甸事件”的看法，坚持认为“沙甸事件”不是反革命武装叛乱。李长猛在处理“沙甸事件”中坚持了不畏上的精神和正确的宗教观，积极维护了回族群众的合法权益。

    半个世纪的牵手

    1950年李长猛与陇若兰结婚。婚后他们聚少离多，1953年，陇若兰调到云南民族学院工作后，他们才开始有了一个较稳定的家庭。陇若兰说：“结婚前我们生活在理想王国，结婚后才面对具体的家庭生活问题，也才更深入了解彼此的人品和习惯。长猛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优、缺点都很突出，固持己见、过于直率是他难改的毛病，而他的优点也很有特色。”

    在民委工作期间，李长猛是公认的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的模范。1955年，李长猛家搬到青云街蔡家巷民委宿舍，与民委干部有了较多接触。李长猛的母亲因为苦日子过惯了，好衣服要出门才穿，在家都穿得比较破旧。当时民委管人事的干部看在眼里，心想李长猛家上有老人，下有几个孩子，经济可能比较拮据。于是跟李长猛说，人事部门的干部共同提出要给他们家困难补助。李长猛一听就急了，说是母亲多年养成的节俭习惯，他们家经济并不困难，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回到家后，李长猛急忙跟母亲强调不要再穿破烂的衣服了，民委干部会因此要给他们家补助，这怎么能要。

    上世纪70年代，李长猛带一批干部到天津、北京、上海等地参观学习。回来后，同去的干部对陇若兰说：“李主任太死板了，到了上海，我们说离杭州不远，要求去杭州看看，他都不同意。说‘不能用国家的钱游山玩水’。”李长猛主编《云南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期间，各州县到昆明编书的同志，常会带些土特产送他，贵的东西如香烟，他坚决退回，土特产要付钱才能收下。

    李长猛自己生活节俭，抽烟只抽便宜的春城牌香烟。陇若兰曾劝他多次，如果不能戒烟就抽好些的。李长猛则说：“香烟都一样，分什么高档的、低档的。”陇若兰曾经给他买过一件50多元的棉布衬衣，他说了好些次买贵了，要陇若兰以后不要买这样的了。但他的亲朋好友有困难找他时，他都会几百元地给。李长猛还资助过一位傈僳族的姑娘读书。陇若兰说：“当得知民委没有经费资助困难学生时，他直接从衣兜里拿出500元给了她，并带她到家里吃饭，让她每月找他拿钱就是了。后来这位姑娘毕业回老家当了教师。”对此，陇若兰也曾有过怨言：“对外人他总是热情无私，对自己的孩子却苛刻严厉。他只要打个招呼，女儿就可以在近点的地方工作，儿子也不用大老远去西北当兵。他却说‘越远越好，让他们去接受锻炼’。”但后来，陇若兰慢慢意识到，李长猛对孩子们的严苛其实也是对他们的一种爱，是更负责任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