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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城“新湖南”作为一个历史概念，指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后风起云涌的汝城工农革命运动。汝城“新湖南”尽管不像湘赣边秋收起义那样著名，但是汝城“新湖南”不断向湘南革命的纵深发展，产生了《湘南运动大纲》，为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转战千里，“保存火种，再举义旗”，发动湘南起义指引了地理方向、创造了社会条件、力量基础，对湘南起义的发动起到了基础作用；为毛泽东秋收起义后文家市转兵，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一作用很少被史家提及，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对这一作用进行深入的研究和科学论证，做出符合历史真实的正确评价。
一、汝城“新湖南”向湘南运动的发展是湘南起义的先声
汝城“新湖南”经历了自觉向湘南运动发展、中央决策推动湘南运动发展、湘南特委艰苦落实决策、湘南起义决策四个阶段后，最终引发了湘南起义。
（一）自觉向湘南运动发展阶段。大革命失败，汝城“新湖南”形成后，引起了中央高度关注，称“汝城是当时唯一未受到国民党叛变打击的一个县，农工运动仍然蓬蓬勃勃”【注：摘自《中央通讯》第五期】。1927年6月下旬，朱青勋指挥湖广农军主动出击，在桂东县沙田打败桂东县挨户团何鉴，并乘胜追击到桂东县寨前圩。6月29日宋清贤带队配合由广东仁化、乐昌转移来的农军，攻打仁化县城，营救被捕60多位同志。自觉地把汝城“新湖南”向湘南粤北推进。
（二）中央决策推动湘南运动发展阶段。1927年6月方临川和中共中央军委委派的陈东日传达中共中央军委的紧急命令和中央军委周恩来签署的紧急命令：“吴振民和李芳岐同志，不要把队伍（惠潮梅农军）带到武汉来，立即把队伍带回湘南，准备湘南起义。”“尽快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下属三个团），陈东日同志负责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的领导工作”。7月初，中共中央驻汝城特别工作委员会、湖南军事委员会和湘粤赣农运指挥所在汝城成立，统一领导以汝城为中心的湘南革命。8月初，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组建就绪。8月1日，中央根据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计划，通过《湘南运动大纲》和《中共中央关于湘鄂赣粤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分别致函湖南省委和南昌起义前委。决定以汝城县为中心发动湘南秋收起义。指示信还通知前委：中央“决定由前敌分兵一团或二团交由郭亮处，希率领到湘南占据郴(县)、宜(章)、汝(城)一带，组织湘南革命政府，受前方革命委员会的指挥，并借给相当的饷弹。党内由泽东、郭亮、夏曦、卓宣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以泽东为书记，在湘省委指导之下主持之，同时与前敌(委员会)发生关系。除派泽东克日动身往湘南工作，望兄处即遵照此信抽调兵力交郭亮即率领前往目的地为要”【注：中央致前委信《关于组织湘南革命政府及特别委员会问题》（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
毛泽东起草中央通过的《湘南运动大纲》，以及8月1日中央致湖南省委和南昌起义前委的函，使得湘南革命有中央的决策基础，毛泽东和朱德在复杂多变的革命形势中分别找到了正确的方向（注：毛泽东以实现《湘南运动大纲》为初衷率秋收起义余部南下最后上了井冈山，已有历史定论）。
（三）湘南特委艰苦落实决策阶段。1927年8月，当毛泽东参加八七会议回到湖南时，湘南局势已发生逆转。国民党军大量进入湘南，突然袭击了汝城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师，镇压了农民运动，使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摧残。于是湘南秋收暴动计划，对“湘南各县的暴动计划及暴动准备，均已令有组织的各县切实执行” 【注：《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央的信（1927年8月30日）》】，并成立新的湘南特委领导湘南革命运动，实施《湘南运动大纲》。照中央关于《湘南运动大纲》的决策和湖南省委的部署，湘南特委及其所属各级党组织为暴动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到1927年底，湘南的党组织已得到恢复，已有宜章、郴县、汝城、永兴、临武五县县委，不仅吸收了一批经过严峻考验的工农运动的骨干入党，而且汇集了一批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后潜回家乡的、富有斗争经验的湘南籍党员，大大加强了党的力量。在湘南特委的领导下，游击队、赤卫队、暴动营等各种形式的农民武装也逐渐建立起来。这就为湘南起义奠定了组织基础。
（四）湘南起义决策阶段。1927年10月7日，南昌起义南下部队南下失败后，朱德、陈毅率余部抵达饶平茂芝，召开“茂芝会议”决定：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注:《朱德传》】。在“茂芝会议”后，朱德、陈毅按照中央给南昌起义前委的指示，由汝城农军叶愈番、何跃生作向导，率部直赴汝城。11月26日至28日，朱德与陈毅在汝城县衡永会馆及津江村召开部队与湘南各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决定发动由南昌起义军打先锋的湘南暴动，并确定了湘南暴动（即湘南起义）的纲领。
二、范石生进军围剿汝城“新湖南”无意中为湘南起义创造了机会
（一）背景复杂的范石生与土匪何其朗有矛盾，围剿没有彻底动摇汝城“新湖南”的革命基础。范石生属于滇军， 1926年所率滇军第2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6军作为北伐军总预备队。1927年蒋介石在各军中“清党”，遭到范的抵制。蒋介石遂在范部安插密探以监视范的举动。范对蒋介石的种种倒行逆施，曾愤慨地说：“中山先生制定的三大政策也不要了，还谈什么国民革命？真是挂羊头卖狗肉！”由于范石生不为蒋介石重视，西南的桂系军阀和湖南军阀何键都去挤范。 范石生寄人篱下，孤立无援，但又急于想扩大实力，希望找到可靠盟友，借以捞取和蒋讨价还价的资本。所以南昌起义前，范的十六军同共产党保持着秘密联系，其军内共产党组织亦受到范的重视和保护，范也有同共产党联合进驻广东之意。因此，被工农革命军打击逃窜在粤北一带又不甘失败的匪首何其朗，8月15日带领范的十六军袭击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后，范石生并不彻底剿共。9月，汝城县委利用范石生同汝城清卫团长何其朗之间大鱼吃小鱼的矛盾，由农协干部朱良才、朱赤等向十六军政治部控告何其朗的罪恶。当时，范石生在西垣宗庙逮捕了何其朗，何的300多条枪被范部收缴了200多，并释放了被关押的革命同志，从而使汝城的革命活动又活跃起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压编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一团后，发动汝桂秋收起义，再次占领汝城县城，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工农政权——汝城县苏维埃政府，汝城“新湖南”的革命基础得到保持。这才有转战千里到达汝城的朱德感慨“汝城农民运动非常高涨,群众基础好”。
（二）范石生驻军汝城是朱德率部“保存火种，再举义旗”的天赐良机。1927年10月，南昌起义余部在大瘐进行了全面的整顿和整编，但更让朱德头疼的事是：“隆冬已近，可是部队的服装、给养没有办法解决。士兵们穿的还是南昌起义时穿的单衣、短裤。就是这样的单衣、短裤，经过几个月来的奔波也已破烂不堪了。此外，薪饷弹药毫无着落，连损坏了的枪支都得不到修理”。朱德正为这支七八百人的部队的生计大费周折时，听说了他的老同学范石生在汝城。朱德和范石生是云南讲武堂的同班同学，关系非同一般。范石生出身书香门第，曾是清末秀才，当过普洱小学校长，后来到蔡愕部任文书职，不久考人讲武堂。在讲武堂时，朱德、范石生、杨秦、田钟觳四人最是要好，以至结为金兰之交，以示永好之谊。1911年10月11日，辛亥革命爆发的第二天，讲武堂特别班毕业，朱德被分配到蔡锷的七十四标第二营左队，任见习排长，范石生则分配到赵复祥的七十三标任见习排长。不久，两标同时参加了昆明的重九起义，后来朱德从少尉排长而至连长、营长、副团长、团长。范石生也一路顺风，升至上校团长。南昌起义余部开到湘南的汝城，同范石生部进行了合作，用了他一个团的番号伪装起来。合作条件：行动绝对自由，物资装备供给。这次合作和汝城的革命环境正是南昌起义余部“保存火种，再举义旗”所需要的，应了“瞌睡碰上枕头”这句俗语。
三、汝城“新湖南”保存和锻炼了一批湘南起义的革命骨干
（一）大革命失败后汝城成了湘粤赣工农革命队伍的避风港，保存了一大批革命骨干。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湘粤赣各地工农革命斗争遭到镇压，进入白色恐怖，独汝城工农革命掌握了枪杆子，控制了汝城局势，实行了“一切权力归农会”、工农专政，加入农会、工会的群众达6万人之多，已成武装割据之势。湘南宜章县委书记高静山、肖新槐、黄文灿，永兴县委书记李一鼎，郴州李杰，桂东刘雄、游世雄、陈奇等率领所属农军骨干到汝城。广东区委宣传部长任卓萱和广东仁化蔡卓文，赣南赖传珠也率领所属农军骨干农军等先后到汝城，加上广东惠潮梅农军，汝城“新湖南”时期汇集农军达4000人、枪1000余条。这些农军骨干中除任卓萱、黄文灿后来叛变，在“8.15”事件中生存下来的200多农军都成为湘南粤北各地党组织和农军精华，湘南起义的地方主力。
（二）参加汝城“新湖南”的湘粤赣工农革命队伍在历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不断成熟，为我党我军早期建军暴动建立政权积累了经验。大革命时期，我党我军建军暴动建立政权还处于摸索阶段，如何建军？如何战斗？如何夺取政权建立政权？都还没有经验。湘南起义需要以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为先锋，正是需要他们的实战经验和战斗力。汝城“新湖南”的艰苦斗争和兴起发展，增加了历练，锻炼了革命骨干，为我党我军早期建军暴动建立政权积累了经验。如中国工农革命军第2师在国民党第16军围攻农军围剿时还只会被动应战，后来发展到在桂汝秋收起义中连克桂东、汝城两个县城，建立了汝城县苏维埃政权，对湘南地区的武装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四省秋收起义中少有的成功者。如师长陈东日在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时都没有实际经验，“8.15”失败时还大哭一场，经历汝城“新湖南”的磨练后，参加湘南起义，任中共宜章县委委员、军委书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三师副师长，“他总结汝城斗争的经验教训,特别注重政治思想工作,协助胡少海把第三师建设成为一支既有战斗力,又能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的革命队伍。”萧克将军的评价是:“陈东日军政素质好,老成持重,水平高,办法高，”“本是可以成为一个帅才的”【注：陈东日传】。在智取宜章、坪石大捷等战斗中, 陈东日发挥自己的军事才能,协助朱德侦察敌情,出谋划策,组织农军有力地配合主力夺取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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