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5月，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北伐军由广东出师北伐，中共湖南省委和省工会分别派朱青勋、李涛同志回到汝城，发动工农群众，响应北伐。

　　1926年5月，叶挺率领独立团进入汝城县，与粤军谢文炳的前卫部队一千多人遭遇。独立团官兵冒雨战斗，占领汝城，毙伤和俘虏200多敌人，北伐战争的前哨战一举告捷。

　　6月，汝城县中国共产党支部成立，由朱青勋同志担任支部书记。随后，扩大为中共汝城特别支部。秋天，在全县普遍组织了区、乡两级的农民协会，拥有会员两三万人，成立了县农协筹备处；各行业的手工业工人都组成了行业工会，成立了县总工会筹备处。

　　工农群众有了党的领导和自己的组织，又在北伐军节节胜利的影响下，斗争积极性日益高涨，纷纷行动起来，提出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等口号，开展增加工资、改善工人待遇、减租减息、平抑粮价、提倡男女平等等革命活动，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的工农革命运动。

　　面对巨大的群众革命浪潮，汝城县的反动势力一方面异常恐慌，一方面却企图反扑。在大恶霸何晋卿的主使和土匪胡凤璋的支持下，保商队队长朱扬荣于1926年12月3日领着保商队和团防局的武装包围了县农民协会，并将朱青勋同志逮捕。

　　广大工农群众知道了这个消息，非常激愤，立即派代表向县长吴昭治抗议。反动势力在工农革命群众压力下，被迫释放了朱青勋同志。朱青勋同志恢复自由后，立即通过党组织，号召全县工农群众起来反抗反动势力破坏革命运动的活动，逮捕了大恶霸何晋卿。保商队队长朱扬荣怆惶逃离汝城。

　　1927年1月9日，汝城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成立汝城县农民协会，范大徵任委员长，全县会员达3.5万人。

　　1927年1月23日，举行近万人的游行示威，将反动势力的头子何晋卿戴高帽子游街示众。

　　1927年2月汝城县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召开，李涛任委员长。

　　1927年1月15日至24日，毛泽东在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张琼（湖南汝城人，原名朱舜华）首次向毛泽东推荐井冈山。【注:《真相：毛泽东史实80问》】。

　　1927年3月12日，召开了群众示威大会，经群众表决，将何晋卿判处了死刑。

　　经过这次斗争，汝城县的群众运动更加高涨，加入农会、工会等各种革命组织的群众达6万人之多，占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一。党组织总结上次敌人反扑的教训，派干部去接收和改编了保商队、县团防局和县警备队等武装，成立了汝城县农民自卫军和人民公安委员会，建立了革命武装。不久，又组成了工人纠察队和区、乡农民自卫军。

　　4月汝城县举办军事训练班，培训自卫军骨干，并开展插标分田，进行土地革命。

　　5月21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

　　5月底，广东普宁、揭阳、潮阳等县（广东东江地区）的农军暴动失败,派潮安县委书记方临川到武汉向中央军事部周恩来请示。周恩来指示惠潮梅暴动队伍可到湘南同汝城的农军合编为一个师,准备湘南起义。【注:《李运昌烽火岁月》解放军出版社】

　　6月初，汝城共产党员朱青勋、李涛等率县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巡察队抗击反革命武装，农会和革命武装接管了县政府。

　　6月初，吴振民、李芳歧带领广东省惠潮梅农军约千人，和夏明震、高静山、郭佑林带领宜章、郴县、资兴、永兴、桂东农民自卫军，先后转移到汝城集中。汝城本县的工农武装，加上宜章、郴县、资兴、永兴、桂东等县以及惠潮梅农军，共约4000人，枪1000余支，在汝城继续开展工农革命运动。汝城县工农革命运动声势高涨，被党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誉为“新湖南”。

　　6月17日，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根据湖南情况，在中央常委会上提出湖南暴动计划，但被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拒绝了。

　　7月初，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指示委派陈东日、武文元等军事干部数人来到汝城，组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中共中央驻汝城特别工作委员会和湘南特别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以汝城为中心的湘南革命。中共广东区委派任卓宣至汝城来协助训练和指挥。7月下旬，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有编制的工农武装---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组建成立，陈东日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驻汝城特派员、中共前委委员、湖南军委委员、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师长，任卓宣任湘南军事特别委员会书记，吴振民任副师长，武文元任参谋长。惠潮梅农军改编为第二师一团，李芳歧任第一团党代表，吴振民兼任第一团团长；汝城农军改编为第二团，朱青勋任第二团党代表，何举成任第二团团长；宜章、郴县、资兴、永兴、桂东等县农军改编为第三团，高静山任第三团团长。湘南军事特别委员会和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师部设在已逃保商队队长朱扬荣家中。

　　7月12日中央计划在湘鄂粤赣四省，利用秋收时节农村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刻，发动暴动。中央把毛泽东留在武汉，委托毛泽东指导湖南省委的工作，研究湖南军事形势和农民运动状况，筹划湖南的秋收起义。

　　7月中旬，毛泽东受中央委托在武汉着手起草《湘南运动大纲》。其间，毛泽东多次给长沙的湖南省委成员写信，催促所需详细军事报告。此时，毛泽东把重点放在汝城，因为：一、毛泽东已有“上山”思想，在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上提出了“上山”，“保存武力”，“造成革命力量之中心”。二、汝城地理位置特殊重要。汝城地处偏僻山区农村，当湘粤赣三省之交，地势险要，进可上衡阳下广东攻占城市，退可在山区保存革命力量，是在1927年大革命和各地革命运动失败后,保存革命力量和扩大革命力量的理想区域。三、汝城革命基础独好。党在汝城已有自己领导下的革命武装，以汝城、桂东、永兴、郴县、宜章、资兴等县以及广东东江地区（惠潮梅）农军共约4000人为基础，组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汝城加入农会、工会的群众达6万人之多，占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一，农会、工会实行了“一切权力归农会”、工农专政，已成武装割据之势。

　　7月下旬，在江西九江的中央负责人李立三等，提出举行南昌暴动的建议，中央把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结合起来考虑。中央的南昌起义战略考虑是：一是以军事力量帮助四省暴动的实现和成功。二是南昌起义成功之后，直奔东江，夺取广州，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然后重新北伐。中共中央基于对南昌起义这样的战略考虑，以及湘南汝城的地理位置和高涨的革命形势，认为湖南的秋收起义应首先在湘南发动，以策应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和重新北伐。

　　7月底，《湘南运动大纲》拟就。8月1日，中央通过《湘南运动大纲》，并分别致函湖南和江西。

　　《湘南运动大纲》规定：“一、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政府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取联络。此湘南政府之作用有三：（一）使唐在湖南本未稳定之统治，更趋于不稳定，激起唐部下之迅速分化。（二）为全省农民暴动的先锋队。（三）造成革命力量之中心，以达推翻唐政府之目的。二、军力方面：（一）请中央命令彭湃同志勿将现在汝城之粤农军他调。（二）浏平军千人立即由郭亮率领赴汝城。（三）江西革命军中调一团人赴汝城。右三部分共兵力约一师，以革命军一团作中坚，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三、湘南须受江西革命领导机关的指挥，革命的粤政府成立，则受粤政府指挥，并供给其需要。中央应命令江西方面执行此计划。四、党的湘南特别委员会，受湖南省委的指挥，在交通阻隔时候得独立行使职权。”

　　《湘南运动大纲》是我党第一篇反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工农武装割据”的文献。在《湘南运动大纲》中，毛泽东第一次把 “上山”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思想具体化和系统化了，还设想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基本实践形式是武装割据，进而提出倘若斗争失败，革命武装应当上山以保存力量。虽然这时的毛泽东在党内还不处于领导岗位，他的主张还不能在全党居于指导地位，但是《湘南运动大纲》的思想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正确地界定了当时中国政权争夺中军队的决定作用，指出了到偏僻山区农村武装割据的革命方向，形成了毛泽东和中央最初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闪现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智慧火花。

　　8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这个大纲对湖南秋收暴动的部署，依照毛泽东起草的《湘南运动大纲》中的意见，规定：“准备于不久时期内在湘南计划一湘南政府，建设革命政权及一切革命团体，在广东革命委员会指挥之下。现即须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受省委指挥，于交通不灵通时得有独立指挥此委员会所能活动的地方工作。特委：夏曦、郭亮、泽东、卓宣”。

　　8月7日，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在《关于组织湘南革命政府以及特别委员会问题》中决定以毛泽东为书记组织湘南特委。并致函给南昌起义前委，指示：“分一团或二团交由郭亮处，希率领到湘南占据郴、宜、汝一带，组织湘南革命政府，受前委的指挥”。

　　8月9日，在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议上，针对一些同志以广东为中心的斗争思路，毛泽东强调 “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

　　8月中旬，因唐生智阻断湘南与长沙的联系，湖南省委把《湘南运动大纲》的秋收起义计划改在湘赣边界一带发动，并再组成了湘南特委。【注: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九日湖南省委关于秋收起义计划给党中央的报告】

　　1927年8月15日,汝城土匪何其朗勾结国民党第十六军中反共派，以压倒的优势兵力，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包围袭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因寡不敌众，弹药不足，被迫撤离汝城。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突围出来的500余人由何举成等率领，转战湘赣边界，桂东、永兴、郴县、宜章、资兴等县农军各自回本县隐蔽，以图东山再起。9月初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在江西上犹营前圩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一团。9月24日，第二师第一团打着国民革命军第4军补充团的旗号，在团长何举成率领下，从江西营前进入桂东县城。26日夜，第1团以宴请为名，活捉县长谢宪章、挨户团团长郭俊良和土豪劣绅20余人，释放了被关押的革命群众，宣布武装起义。28日攻克汝城县城，活捉国民党县清党委员何沛霖，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工农政权---汝城县苏维埃政府。后不久，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何举成率部开赴广东乐昌，接受了国民党第16军军部特务营番号，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汇合。【注:《汝桂秋收起义》、《忆第二师第一团》】

　　秋收起义举事不利之后，1927年9月19日，毛泽东、卢德铭、余洒度、余贲民、苏先俊在文家市里仁学校的一间教室里召开紧急前委会议，讨论部队的下一步行动。毛泽东决定秋收起义部队退到湘南汝城，在那里占据湘粤大道，策应叶、贺北出广东。如中央党校党史教授盖军在《说不尽的毛泽东》所说：“当然，这时毛泽东还没有上井冈山的思想，但他有了以湘南汝城为中心，万一失败就上山的思想，这同他领导秋收起义失利后很快率队伍向罗霄山脉进军不无关系”。

　　10月中旬，秋收起义工农革命军到达临近桂东、汝城的酃县水口镇，闻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东江的斗争已告失败，毛泽东同志又率领部队由水口镇向东折回江西上井冈山。

　　1927年10月，第十六军移防到韶关和汝城一带。范石生同粤系、桂系、湘系军阀都有矛盾，而同蒋介石的矛盾更为尖锐。

　　1927年10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向闽粤赣边界地区转移。10月7日，抵达饶平以北的茂芝。上午在茂芝的全德学校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朱德、周士第、陈毅等二十多人。经过热烈讨论，“朱德把大家的意见归纳为四条：第一，我们和上级的联系已断，要尽快找到上级党取得联系，以便取得上级的指示；第二，我们要保存这支军队，作为革命种子，就要找到一块既隐蔽又有群众基础的立足点。湘粤赣边界地区，是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是个三不管的地带，这一带农民运动搞得早，支援北伐最得力，我们应当以此为立足点；第三，据最新情报看，敌人已从南、西、北方面向我靠拢，我们要从东北方向穿插出去。现在敌强我弱，我军又是孤立无援，所存弹药不多。行动上要隐蔽，沿边界避敌穿插行进；第四，要继续对全军做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发挥党团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坚决扭转对革命失却信心的混乱思想，安定军心，更要防止一些失败主义者自由离队，拖枪逃跑，甚至叛变投敌的严重事故发生。会议否决了少数同志关于解散队伍的提议。会议上的军事决议，简单地说，就是：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注:朱德传】。

　　在向湘南进军途中，朱德、陈毅为了巩固这支起义军余部，保存革命火种，适时地在赣南进行了三次整顿。这就是天心圩整顿、大余整编、上堡整训。人们统称它为“赣南三整”。

　　11月上旬，朱德、陈毅部队移驻湘粤赣三省交界与汝城相临的上堡、文英、古亭一带山区，首先，打走了占山为王作恶多端的汝城土匪何其朗部，收缴了地主武装，控制了这个山区。同时，整顿了原来的关卡，收了点税，以解决部队的给养。在上堡一带山区时与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一个营（营长张子清）相遇。随即和朱德委派毛泽东的胞弟毛泽覃前去与毛泽东联系。毛泽覃走后不久，驻防在粤北仁化、乐昌和湘南汝城一带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派参谋韦伯萃（共产党员）来和朱德联系，朱德托带信给范石生。朱德、陈毅又与汝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范石生给朱德回信：“春城一别，匆勿数载。兄怀救国救民大志，远渡重洋，寻求兴邦救国之道。而南昌一举，世人瞩目，弟感佩良深，今虽暂处逆境之中，然中原逐鹿，各方崛起，鹿死谁手，仍未可知。来信所论诸点，愚意可行，弟当勉为助。兄若再起东山，则来日前途不可量矣！弟今寄人篱下，终非久计，正欲与兄共商良策，以谋自立自强。希即在驾汝城，到日唯（注：第十六军四十七师师长曾日唯，朱德的学生）处一晤。专此恭候”。【注:陈毅传】

　　在上堡朱德收信后，派汝城县赖鉴冰通知湘南粤北各地的党组织，于11月26日在汝城召开部队与各县党组织负责人的联席会议，共同策划湘南起义。【注:朱德传】。

　　在湘南发展革命活动有三个重要的有利条件：第一，这时南京政府同原来盘踞两湖的唐生智部的战争正在进行，双方对峙的兵力集中在湖南北部，一时都无力顾及其他方面，湘南空虚。第二，湘南的农民运动在大革命前后基础很好，北伐军首先从那里经过，经过汝城“新湖南”的洗礼，打下了坚实群众基础、组织基础和军事基础，汝城又是第十六军四十七师师部驻地，有在汝城与范石生达成统一战线的可能。三、早在8月初，中央委托毛泽东起草并通过了《湘南运动大纲》，决定：以汝城为中心，建立革命政权—湘南政府及一切革命团体。　　

　　11月20日，朱德率部从崇义的上堡出发，去汝城谈判。在途经汝城县壕头圩时，还有过一次惊险的遭遇：朱德住在一个祠堂里，半夜间突然被土匪何其朗部包围。土匪冲进祠堂，问朱德：“你是什么人？”朱德说：“我是伙头。”土匪又问，“你们的司令在哪里？”朱德指着后面的房子说：“住在那边。”由于朱德穿着简朴，同士兵没有什么区别，土匪信了，就往后去。朱德从窗户里跳出，脱离了危险。【注:朱德传】

　　11月21日起，朱德在汝城储能学校及津江村与范石生的代表曾日唯和范石生分别进行了两天谈判。在谈判中，朱德提出三个条件：“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党什么时候调我们走，我们就什么时候走；给我们的物资补充，完全由我们支配；我们内部组织和训练工作等，完全照我们的决定办，他不得进行干涉【注:朱德传】。”最后，双方达成协议：一，同意朱德提出的部队编制、组织不变，要走随时可走的原则；二，起义军改用第十六军四十六师一四○团的番号，朱德化名王楷，任四十六师副师长兼一四○团团长（不久，范又委任朱为第十六军总参议），陈毅任团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团参谋长；三，按一个团的编制，先发一个月的薪饷，并立即发放弹药和被服。嗣后，又将张子清、伍中豪的一个营改称为第一四一团，将何举成带领的湖南宜章、汝城农军200余人改称为第十六军特务营。为统一这三支部队及十六军原有共产党组织的党的领导，秘密建立了中共第十六军军委，陈毅任书记。

　　关于同范石生合作的意义，朱德当时曾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讲：“范石生之所以与我们达成协议，实现联合，是想扩充队伍，壮大实力，同蒋介石以及其他军阀对抗。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与范部建立统一战线，以他为掩护，隐蔽目标，积蓄与发展力量，绝不是放弃原则，顺从他人，也绝不能束缚住自己的手脚，我们应该独立自主地进行活动”。《朱德选集》中说，“他接济我们10多万发子弹，一个月还接济我们万多块钱、医生、西药、被单”“这时范石生去打广东，很多东西留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