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6月22日,在龙岩召开的红四军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在改选前委时没有被选为前委书记。自此，毛泽东离开前委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所在地上杭去指导地方工作。与毛泽东持同一观点的谭震林、江华、蔡协民、贺子珍等人也离开红四军相继前往。

　　记得在争论期间朱德军长曾找过我，问我的观点如何。我当时只凭着自己入党后学到的一点理论知识和实践体会，回答说：

　　“党在军队中应起核心领导作用，大革命时，党在人民群众中，在国民党军队中都是如此。”

　　这样，在红四军党的“七大”后，我被划到毛泽东那一边去了。我看已无法再呆在红四军，也就跟着毛泽东去了闽西。

　　在我们到闽西之前，已有中共闽西临时特委，但不很健全。我们去了之后，闽西革命的领导力量得到加强，正式成立了特委，邓子恢仍任特委书记，蔡协民任组织部部长，江华任秘书长，谭震林负责军事工作，张鼎丞负责政权工作。在毛泽东建议下，我被任命为闽西团特委书记。

　　由于红四军的入闽，有力地促进了闽西革命斗争的发展，加上特委领导力量充实后，各项工作得到迅速加强，团的工作也发展相当快。

　　红军所到之处，儿童团、少先队很快建立起来。接着，龙岩、永定、上杭、汀州等县相继建立了团县委。

　　在他们的发动领导下，广大青少年踊跃投身革命。儿童团承担了站岗、放哨的任务，年纪稍大点的就参加少年先锋队，参加斗地主、打土豪、分粮食浮财、烧地契等斗争；同时还协助大人们开展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并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那时，闽西地方偏僻，封建势力猖獗，老百姓受封建影响深重，年轻人受旧礼教的压迫严重。少年先锋队在反封建、反旧礼教，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

　　一些深受主人欺辱、受公婆虐待的丫头、童养媳，经过少年先锋队的宣传教育，纷纷起来反抗，投身革命。

　　对于那些巫婆、神汉、相命、算卦、跳大神的，还有虐待童养媳、婢女、丫头的，少年先锋队就组织青少年斗争他们。随着斗争的不断深入，少年先锋队在全区普遍建立，而且逐步向军事化发展。永定、上杭县率先成立了“少年师”，以村为小队，区为中队，县为大队的建制来建立。只要特委一声令下，就能迅速聚合起一支上千人的队伍。

　　当主力红军开拔之后，少年先锋队也拿起武器，担负起保卫红色政权的任务。那时他们没有枪，只有鸟铳、梭镖和大刀，但是他们很勇敢。当地方反动势力乘红军不在卷土重来时，少年先锋队就配合赤卫队进行顽强的抵抗，有时还能缴获到一些武器。

　　在当时的闽西，“少年师”具有相当的影响。后来谭震林把少年师编入了第四纵队，少年师番号因此取消。他们参加了正规红军，踏上了长征的道路。

　　但是不可避免的是，年轻人也有做错事的时候。儿童团和少年队曾经到寺庙里砸菩萨、赶走和尚，把祠堂中祖宗的神位打碎，甚至发展到连祖坟的墓碑也挖掉，对虐待童养媳的家人进行体罚，捆绑游街示众等，造成个别地方老人、父母同年轻人、儿女发生尖锐矛盾，甚至打起架来。

　　团特委获悉后，赶忙召开会议，宣布我们既要反对封建旧礼教，但又要尊重一些传统的东西，如祠堂的牌位、寺庙里的菩萨、坟上的墓碑，无碍革命斗争大局，用不着砸掉，否则不得人心。

　　针对一些童养媳解放了以后，对公婆等人进行报复的行为，我们也进行了教育，要她们尊重老人。

　　在红四军两次入闽的鼓舞和推动下，闽西的革命斗争形势发展迅速。

　　红军解放了龙岩、永定县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部队进行大规模的近距离分兵，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开展了分田运动，并很快将长汀、上杭、永定、龙岩、连城等县的红色区域连成一片。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亲自指导闽西特委的工作，并亲笔起草了一批文件，帮助闽西苏区制定了一些法律制度。

　　当时闽西特委机关设在龙岩与上杭交界的苏家坡，毛泽东、邓子恢都住在那里，毛泽东有时也到蛟洋一带指导工作,但大部分时间在苏家坡。

　　重视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是毛泽东历来的良好工作作风。在红四军的戎马倥偬时期尚且如此，现在到了地方工作，时间较多，毛泽东更是不失时机地开展各种调查研究，思考重要问题。

　　记得在苏家坡，毛泽东用好几天的时间开了几场座谈会。每次邀请人数不多，只七八个人，但请来的都是各种各样的人，有商人、小贩，有贫雇农、中农，有老人、年轻人和妇女。根据不同的对象有针对性地了解不同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