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和革命运动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然产物。作为一个科学的概念，毛泽东思想具有科学的涵义，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第二，它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第三，它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被称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它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者是辩证统一的整体。
    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形成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包括特定的时代条件、社会条件、理论条件、阶级基础(物质基础)和实践基础。闽西革命斗争历史是中国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闽西已经大体具备了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主要条件，特别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础与实践基础都已经奠定好，闽西可以成为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地区，而且毛泽东在闽西的理论探索也为毛泽东思想形成打好了基础。从下文的论述中就可以大体看出，毛泽东思想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形成于闽西，闽西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发祥地。中共党史著名学者、原中共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研究员到闽西实地考察后，认为要重新认识闽西在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的历史地位，他还欣然题词：“闽西——毛泽东思想的一块重要发祥地”。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闽西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发祥地。
    一、闽西革命根据地的肥沃土壤为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提供了天然的条件。
    任何重大理论的产生都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伟大的时代必将造就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思想。
    闽西历史悠久，文明发达，物产富饶，具有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成为中国近代革命衷情的土地。群山屏蔽中的相对独立的闽西因具备了十分险要和复杂的地理形势，具有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意义和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有利条件。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的精辟论述道出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品质。但是历史一次一次地明证，没有先进的思想作指导和无产阶级的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难以取得彻底胜利，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参加和有力领导下，革命斗争才能取得成功，人民才能翻身解放。
    1919年5月4日，从北京传来的五四爱国运动的一声春雷响，忽然打破了闽西思想界的宁静。在五四运动所掀起的新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闽西的进步知识分子编辑出版了《岩声》等各种进步刊物。这些革命刊物在广泛传播马列主义，宣传革命思想，启迪人民群众觉悟，为以后闽西建立党组织准备了干部力量，为革命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先进的思想为先进的组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着闽西进步青年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越来越广泛，在闽西建立共产党的组织渐渐成为化为现实的历史必然。1926年下半年开始，闽西各级共产党组织陆续建立起来。随着各地党组织的建立，闽西的革命斗争形势呈迅速发展的良好态势。1928年7月15日，在永定金砂古木督成立了中共闽西临时特委。中共闽西临时特委的成立，标志着闽西各县的党组织有了自己的领导核心。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闽西各县党组织积极贯彻执行“八七会议”精神，点燃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熊熊烈火，1928年3月至6月，龙岩后田、平和长乐、上杭蛟洋和永定等闽西四大暴动先后爆发，掀起了闽西土地革命斗争的第一次高潮。闽西革命斗争的迅速发展为红四军入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29年3月和5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二次由赣入闽，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开辟了闽西人民革命斗争的崭新局面。
    由于斗争的不断发展，闽西各级党组织也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据1929年3月8日的统计，这时闽西已成立中共闽西特委，县委5个，区委8个，特支1个，支部72个，党员755人，占全省党员总数的56%。无可争议地说明闽西是一块革命的肥沃土壤，至少在全省表现得最为突出。
    1929年7月，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杭蛟洋文昌阁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制定了“坚决地领导群众，为实现闽西工农政权的割据而奋斗”的总路线。
    在中共闽西“一大”和古田会议精神的指引下，在红四军的大力帮助下，在毛泽东等人的亲临指导和中共闽西特委的正确领导下，闽西红色区域迅速发展，扩大到龙岩、永定、上杭、长汀、武平、连城六县之间，纵横300多里。闽西革命根据地呈现出一派“战地黄花分外香”、“寥廓江天万里霜”的大好景象。1930年3月18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龙岩城胜利召开，宣布成立了闽西苏维埃政府，后来闽西苏区和赣西南苏区连成一片，成为影响广泛的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2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福建军区指挥部在长汀成立。3月，中共闽粤赣临时省委改为福建省委，罗明为代理书记。3月18至21日，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长汀召开，大会通过了《土地法》、《劳动法》及财政、苏维埃建设等重要决议，决定成立福建省苏维埃政府，选举张鼎丞为省苏主席。省苏先后辖有10多个县（市）苏维埃政权，人口增至100多万。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闽西人民踊跃参军参战，积极生产支前，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尽一切可能支援革命战争，苏区的各项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涌现了上杭才溪乡和长汀涂坊乡等苏区建设和扩红、支前的模范乡。
    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导下，中央苏区人民进行了四次反“围剿”，闽西人民积极参加，取得了胜利。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利后，中央红军被迫开始了战略大转移的长途征战。中共闽西地方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在以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领导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清剿”，并在战斗中保存和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从1926年夏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开始，一直到1949年11月全境解放，闽西党组织领导闽西人民坚持了英勇不屈的革命斗争，漫漫23年，闽西的党组织和革命武装从未中断，革命火种从未熄灭，在中国革命历史上书写了光辉的篇章，赢得了“红旗不倒”的光荣赞誉。闽西人民在轰轰烈烈且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实践中，积累了富贵的丰富的经验，树立了中国革命的光辉典范。也使毛泽东思想在闽西初步形成成为一种可能，闽西确实是孕育毛泽东思想的一块沃土。
    二、毛泽东等人在闽西的革命斗争实践为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前提。在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道路和揭示中国革命和建设特殊规律的伟大实践活动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毛泽东思想就是对这些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和科学总结而产生并形成其科学体系的。离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毛泽东思想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就不可能产生、形成和发展。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更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成为指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理论。这种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又完全是中国的东西。虽然，只到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一年后的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事实上，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它们就已经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而这一全过程都是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息息相关的，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闽西的革命实践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基础。
    1924年至1927年爆发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党的“八七会议”总结了革命失败的教训，严厉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随后在全国各地先后发动了一百多次武装起义。但是，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失败了。面对新的失败，共产党人仍然没有气馁，他们开始了新的思索，在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并集合了中华民族最优秀儿女的中国共产党内，始终存在着一股不屈不挠为真理而奋斗的健康力量，尤其是以毛泽东为最杰出的代表。《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指出：“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二十二年中，毛泽东同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道，克服重重困难，逐步制定和领导执行了使革命由惨重失败转为伟大胜利的总的战略和各项政策。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
    1929年3月和5月，毛泽东率红四军二次由赣入闽，消灭了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郭凤鸣部和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陈国辉部。闽西红色区域迅速发展，扩大到龙岩、永定、上杭、长汀、武平、连城六县之间，纵横300多里。闽西革命根据地呈现出一派“战地黄花分外香”、“寥廓江天万里霜”的大好景象。
    1929年7月，毛泽东等人亲自到上杭蛟洋文昌阁，指导召开了中共闽西一大。亲自修改了大会通过了《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并为闽西一大制定了“坚决地领导群众，为实现闽西工农政权的割据而奋斗”的总路线。
    1929年12月28日，毛泽东、朱德、陈毅在古田曙光小学领导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古田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在中央“九月来信”精神指导下，总结了南昌起义二年多来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红军党内各种思想斗争的历史经验，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找到了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
    古田会议之后，为了打破闽粤赣三省之敌对闽西革命根据地进行的第二次三省“会剿”，红四军决定转战江西。在开拔前二天，即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古田的赖坊协成店给林彪写了一封洋洋洒洒近万言的长信，即后来广为传颂的光辉著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进一步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正确回答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农村包围城市。
    1930年6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第三次入闽，在长汀县南阳（今属上杭）和长汀县城召开了中共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即南阳会议，又称汀州会议，总结了闽西革命根据地半年来的革命斗争形势和各项工作的经验教训，通过了《富农问题》和《流氓问题》决议案。
    1932年10月，受到“左”倾错误的推行者错误批评的毛泽东来到汀州市修养身体，同时深入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工作，经过2个月的社会调查，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为后来写作《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3年11月，毛泽东长途跋涉、不辞辛苦地来到才溪进行了10多天的调查，在掌握了大量材料的基础上，经过科学分析，写了《才溪乡调查》的著作，解决了在国内革命战争环境下，根据地的建设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重要问题。
    求索之路艰辛漫长。毛泽东等人领导红四军在闽西打开“寥廓江天万里霜”的喜人局面的同时，与红四军党内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也成为他们在闽西的重要革命实践。涓涓细流终归大海，争鸣催生真知，红四军党内思想的斗争无形中演绎为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催化因素。
    回顾中国革命的曲折历史，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来解决中国革命实际的问题上，曾经出现过两种错误倾向：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种错误倾向都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割裂开来，都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甚至于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求实的革命精神，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了坚决的斗争，在这个斗争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古田会议前后，红四军党内的思想斗争使得毛泽东得以认真思考并总结了许多革命的经验，为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铺平了坚实的道路。
    在古田会议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红四军党内出现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些错误思想不仅没有得到彻底肃清，反而随着形势和环境的变化而更加突出，甚至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产生争论，并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前委在龙岩城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决议，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因条件不成熟，会议效果并不好，没有充分肯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反对不要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坚持党的集权制等）。9月下旬，前委在上杭城召开了红四军党的“八大”，继续就建军原则问题进行了讨论，但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中国共产党如何加强建设？中国共产党怎样领导中国革命？中国人民军队将建设成一支怎么样的军队？等等一系列的实践问题成为了必须要解答的理论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不同解答和看法代表了不同的理论和认识水平，毛泽东为此殚精竭虑，但他的思想并没有立即被大多数的同志所了解和接受，毛泽东甚至于成了曲高和寡的孤立者，但毛泽东并不气馁，因为他孜孜不倦地追求的是中国革命的真理。毛泽东的独特思维、高瞻远瞩和远见卓识成为一种思想——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不久后召开的古田会议上得到承认，也在古田会议之后的理论著作中得到理论升华。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提出的建党建军纲领，在国际共运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中也是找不到相同答案的。
    古田会议之后，以林彪为代表的红四军党内相当一部分同志对革命前途感到悲观失望，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主张不要根据地式的流动游击。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古田的赖坊协成店给林彪写了一封长信，即后来广为传颂的光辉著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有的放矢地论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紧接着，毛泽东又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的重要思想——这种思想与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者很不相同，与一般党员的理解相去甚远。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成为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开拓创新的重要环节。
    1930年6月，南阳会议刚开完，毛泽东和朱德接到了中央派来的代表涂振农带来的中央指示，要求红军立即行动，争取“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这种典型的“左”倾冒险错误思想在当时的中央一些领导人还严重存在着，特别是作为党中央实际领导者的李立三最为突出。李立三坚持认为，革命的任务必须是由城市工人阶级的斗争来完成，如果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不坚持“城市中心论”，或者说是不放弃“乡村中心论”，那将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在1930年6月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点名批判了毛泽东的“错误思想”：“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但在毛泽东看来，极力主张攻打大城市，不重视农村和农民斗争以及根据地的建设，实际上只是照搬照抄苏联的革命道路模式，于中国是不实用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与苏联的情况完全不一样，那么，中国的革命道路怎么走？毛泽东正是在以赣南闽西革命斗争实践的基础上得出结论，从而以坚持“乡村中心论”作为了全新的答案，也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注进了新的活力。
    三、红四军党内的争论为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积累了有益的经验教训。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1929年秋天，毛泽东在转战于闽西的马背上写下了这首气概豪迈的词句，反映了1929年军阀战争给红军的发展带来了有利条件，红四军挥师由江西进入福建西部，占领了长汀、龙岩、上杭，在新的闽西革命根据地。红四军有如一股势不可挡的激流，活跃在赣南、闽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的历史情景。但是，在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下，由于政治形势及环境的变化，红四军内部长期以来隐藏着的一些思想危机开始显现，新产生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也有了发展和滋长。这些错误倾向主要表现为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残余等，严重地妨碍红四军正确执行并完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赋予的任务。
    红四军党内各种错误倾向的存在和滋长，有其历史和社会的原因。一方面，这与中国的国情有密切关系，中国历来是一个农业大国，工人人数少而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大革命失败后，大量出身于农民和资产阶级的人加入到党内和军内，这无疑扩大了党和军队的队伍，增强了党和军队的战斗力。但是，他们具有自己的一些先天性特点，必然会把大量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带入到党内来。另一方面，是由于红四军中一部分同志的政治水平低，不认识红军的任务与白军的根本区别；再一方面，是红四军成分中，除较大比例是农民和游民外，还有不少是从俘虏兵解放过来的战士。他们进入红军后，带来了浓厚的雇佣思想，不理解中国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革命，不理解在党和群众运动都有一定基础的农村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作为革命武装力量的依托的重要性。但是，最根本的因素，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而且，当时尚在幼年时期的红军领导机关，对这些错误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为了建设一支人民军队，红军中的党组织，早在南昌起义以后，以及井冈山斗争时期，就同各种不利于军队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的错误倾向进行了斗争，并逐步确立了一系列正确的原则和制度。毛泽东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针对有些同志在敌强我弱的危难之际，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观情绪，撰写了《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著作，总结了井冈山根据地及其他地区革命斗争的经验，正确回答了关系着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的最基本问题，驳斥了怀疑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悲观论调，从而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毛泽东又相继为红军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并为红军提出了“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的三大任务。中共红四军前委一方面坚持党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和党代表制度；另一方面，建立了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并在井冈山斗争中先后召开了六次党的代表大会，传达、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总结了边界斗争和红军建设中的经验教训，进而保证了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
    但是，红四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并未得以肃清，反而在形势和环境的变化中有所发展，红四军党内、军内往往在一些原则问题上时有意见分歧和争论。正因为如此，闽西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同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的特别战场，而且成为这场思想斗争胜利的重要场所。
    红四军攻占闽西长汀后，在前委扩大会议上做出了于赣南、闽西建成公开的赤色区域，争取与湘赣边界相连接，促进全国革命高潮迅速到来的战略决策。这是毛泽东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思想在新形势下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对此计划，红四军主要领导人之间的认识并非一致。有部分人认为，在革命高潮尚未到来之时，建立根据地的工作是徒劳的，主张集中兵力，广泛游击，走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道路。
    红四军返回赣南后，于1929年4月3日在瑞金收到党中央2月9日《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该指示信根据当时工人运动比农民运动低落的政治形势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的意见，要求红四军将武装力量散入各乡村去，避免被敌人所“消灭”；同时担心“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既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决定让他们离开部队“速来中央”。此信使那些不愿从事建立根据地艰苦工作的同志有了依据。对于中央的来信，毛泽东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在给中央的复信中，认为中央对形势的估量太悲观了，并且进一步提出了必须实行争取江西、同时兼顾闽西和浙西的战略计划。在此同时，毛泽东仍以前委的名义做出决定，继续执行起其战略计划。缺乏建立根据地观念的同志认为，毛泽东此举是不服从中央决定的表现，党代表权力过大，是“家长制”等等。由此，进一步发展了原有的思想分歧。红四军党内意见分歧的争论，从革命高潮能否到来、能否建立根据地，到军政领导的职权范围、政治领导军事还是军事领导政治，甚至有人提出限制中共前敌委员会的权力，指责前委权力过于集中等等。这些问题的争论和分歧，加深了红四军党内的旧有矛盾。
    5月间，党中央把刚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刘安恭派到红四军担任临时军委书记。他对实际情况不作调查，机械地执行中央的指示，主张搬用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并把红四军领导人分成两派，批评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是自创体系、不服从中央。由刘安恭主持召开的一次军委会议还做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的事。这些错误对加剧红四军内部的意见分歧起了很坏的作用。6月8日，前委召开扩大会议，认为临时军委的这个决定限制了前委的领导权，前委、军委分权，显得机构重叠，使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会议通过表决，以36票赞成对5票反对的压倒优势，做出了撤销临时军委的决定。刘安恭兼任的政治部主任也改由陈毅接任。刘安恭对此极为不满。会后，要不要设立军委的争执仍在继续，其实质是一场关于党和军队关系问题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林彪曾写信给毛泽东，含沙射影地攻击朱德：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一无形的结合。这些挑拨性的言辞，加深了红四军中的意见分歧。
    为了正确解决党内的争论，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毛泽东、朱德等人于1929年6月上旬，先后在永定湖雷、上杭白砂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对争论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而后，毛泽东在6月14日的一封长信中指出了争论的问题中，最主要的是党的领导问题：认为红军中个人主义和小团体的滋长，对于加强党的领导极为不利；由于党的领导的削弱，滋长了单纯军事观点等，都是红四军党内存在的比较严重的错误倾向。
    1929年6月22日，为了统一思想认识，尽快结束党内的争论，红四军前委在龙岩公民小学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决议和陈毅给大会作的报告，比较全面地总结了红四军的工作，充分肯定了朱德、毛泽东在红四军工作中的成绩，恳切地希望双方加强团结，并严肃地批评了刘安恭、林彪的一些不利于团结的言行，认为目前红四军党内的争论，最主要的是红四军历史上有各种不同的主张，必须用无产阶级意识来指导才能彻底改变。
    但是，由于红四军党的七大是在条件尚未成熟且时间紧迫情况下召开的，大多数与会者对解决这些问题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会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没有得到肯定。毛泽东未能继续当选前委书记，这一职务改由陈毅担任。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会议开不好的原因之一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会后，毛泽东愤愤离开红四军前委领导岗位，到地方上指导工作和休养身体。
    在古田会议之前的近一年的那段历史时期，毛泽东的观点并没有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和支持，但他能执著追求真理，坚持自己的正确看法，例如他把陈毅在“七大”上的做法称之为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一向爱说话的毛泽东沉默寡言了，他以为：“现在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的实际斗争中间的经验，加强这个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至于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他这个不正确。”其实，毛泽东是很自信和乐观的，对革命的前途更是充满信心，有一个典型的事例可以说明。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军走上井冈山，到达湖南文家市的时候，毛泽东召集全师指战员在里仁学校大操场开了大会，宣布了前委作出的改变行动方向的决定。他说：“我们现在的力量还小，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攻打如长沙这样有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你们说长沙好不好？好！我也说好，但是长沙那样的大城市不是能让我们呆的地方，既然不能让我们呆，那我们就不要去吗。我们的燃眉之急是保存革命的火种，保存力量，怎么样才能保存力量？办法是有的，就是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发动农民革命。我们应该明白一个道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只有强大的革命武装才能打倒强大的反动武装。客观地说，现在的蒋介石反动派还是比较强大的，好比一口大水缸，而我们现在只能好比是一块小石头，但我们相信，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会大起来，而且一定会用这块石头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1929年9月，红四军主力出击闽中返回闽西，攻克上杭县城。朱德即主持前委在上杭太忠庙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因前委领导机关不健全，会议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制”，争论了三天，毫无结果，问题仍然没能得到解决。会后，根据中央及福建省委要求，红四军立即开往东江梅县等地，结果因缺少群众配合，孤军深入，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遭受失利，至11月初返回闽西。这段时间以来，由于红四军领导机关不甚健全，削弱了政治思想的教育工作。尤其是一度放弃了根据地建设的思想和工作，红军的活动近乎成了单纯的军事行动。因而，红四军在失去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后，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更趋严重，在思想上、组织上都更加混乱和涣散，处于危急状态。
    1929年8月上旬，远在上海的党中央收到由福建省委转来的红四军前委关于红四军党的七大的报告、决议及附件（包括毛泽东6月14日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复信、朱德的信以及刘安恭的信）。当得知红四军领导层分歧的严重性以后，中央政治局于8月13日开会专门讨论“朱毛问题”。周恩来（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军事工作）在会上指出：这是历史上很久以来意见不同的冲突，因他们工作很努力，故未大的爆发。应和即将来中央的陈毅讨论后再做整个回答。目前应去一封信勉励他们，要他们努力与敌人斗争，要解决的问题不应再争论，同时要批评他们不应有的消极观念。会议批评刘安恭的信将毛泽东、朱德分成两派，许多是不符合事实的，在故意制造派别。会议决定军委可暂不设立，军事指挥由军长、党代表管理，并把刘安恭调回中央（刘安恭后调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在10月间攻打东江时牺牲）。会议还决定，由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1929年8月，陈毅代表红四军前委离开闽西，取道厦门赴上海。中央政治局于8月29日召开会议，专门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面工作以及朱德、毛泽东之间争论的详细情况。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对红四军各个方面的问题作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进一步认识到，红四军几年来在农村进行革命斗争的经验及正在争论的问题都极为重要，是直接关系到红军发展方向和前途的大事，也是土地革命能否深入发展的大事。会上，周恩来对红四军党的七大和前委扩大会议在处置领导层分歧问题时的缺点提出了严肃批评，明确指出：（1）红军是生长于敌人肉搏中的，它的精神主要的应是对付敌人。前委没有引导群众对外斗争，自己不提办法，而将问题交下级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2）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别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上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3）这次扩大会议、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了极端民主化的发展；（4）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责任的重要，公开摆到群众中，没有指导地任意批评，而一般同志的批评大半又是唯心的推测，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只有使纠纷加重。周恩来还指出：朱、毛两人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应仍任前委书记，并使红四军全体同志了解和接受。为了全面深入地总结红四军创造的经验，进一步研究和解决他们所争论的问题，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责，有李立三和陈毅参加的三人委员会，再起草一份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
    会后，周恩来以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去。他和李立三多次来到陈毅住处，对陈毅根据汇报内容整理的五个报告，包括《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关于赣东、闽西、粤东江农运及党的发展情况的报告》和《前委对中央提出的意见——对全国军事运动的意见及红四军本身的问题》，每一篇都进行了认真的阅读和研究，然后与陈毅进行了反复的讨论。陈毅根据周恩来、李立三多次谈话的要点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代中共中央起草了《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经周恩来修改审定后，9月28日又经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通过（史称“九月来信”），交陈毅带回红四军贯彻执行。周恩来再次嘱咐：回去后，要请毛泽东复职，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做出决议，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
    1929年10月22日，陈毅从上海经香港到广东梅县的松源，与率部向闽粤边境出击的朱德等人会面，回到红四军前委机关。不久，当得知国民党军阀之间的两广战争已经结束，粤军已有可能腾出更多力量来对付入粤的红军并形成合围之势，朱德、陈毅于是决定放弃南进东江的计划，率领红四军返回闽西。11月18日到达上杭官庄后，陈毅在前委会议上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和周恩来代表中央所作的口头指示。朱德表示坚决拥护中央指示，欢迎毛泽东重回前委工作，并和陈毅联名致信在上杭苏家坡养病的毛泽东，传达中央指示精神，请他速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11月26日，毛泽东随前往迎接的部队到达长汀。他向朱德、陈毅等人表示接受中央的“九月来信”，包括对他工作方式的批评。毛泽东对朱德说，自己在红四军召开党的八大时，因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陈毅也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并介绍了上海之行的情况。这样，相互间的矛盾和隔阂终于消除。
    四、毛泽东在闽西的理论思考为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中国革命迫切需要革命理论指导。无数志士仁人为寻求主义，寻求救国强国理论而上下求索，曾把西方的东西一样样搬到中国，所有的努力，但都失败了。只有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把马列主义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把马列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初步解决了中国革命道路应当怎样走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基本形成了明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时代产物——毛泽东思想。
    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深刻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他说：“百余年来，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而流血牺牲，积有无数丰富的经验，这些实际斗争及其经验，不可避免地要形成自己伟大的理论……这种理论只能由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人创造出来，而其中最伟大最杰出的代表人，便是毛泽东同志。”（2）虽然毛泽东自己说过：《毛选》哪是我一个人的著作啊，《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但是，作为一种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一理论成果是当之无愧的，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毫无疑问可以被看作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概括。
    毛泽东在各个历史时期撰写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重要科学著作，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在那个时期和历史阶段认识和理论的最高水平，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
    在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阶段，特别是从1927年之后的几年间，毛泽东不仅率先在实践中通过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走出了一条先在农村中实现“工农武装割据”，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然后再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而且在理论上也初步论证了中国革命走这条道路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对和这条新道路相关的一系列的革命的基本问题，如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方向和前途等问题作出了科学的论证。这期间，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重要文章，对下列问题进行了科学论述：
    *关于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原因与条件，以及红色政权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关于土地革命中的阶级路线和土地分配原则与方法；
    *关于新型人民军队建设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
    *关于农村与战争环境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
    *关于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与经济文化建设；
    *关于反对本本主义、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
    总之，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初步解决了中国革命道路应当怎样走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并以他所善于的科学著作的形式进行理论总结，这些科学著作应该可以被看作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概括。从历史的考察来看，毛泽东在闽西革命斗争实践中起草的大量科学著作正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织部分。
    1929年7月，毛泽东亲自指导召开了中共闽西一大，修改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苏维埃政权决议案》等项决议，特别《土地问题决议案》总结了永定溪南等地的土改分田经验，同时吸取了毛泽东在井冈山和兴国的土改分田经验，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土地政策。到1930年6月，毛泽东又领导召开了南阳会议，通过了《富农问题》和《流氓问题》决议案，总结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和“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等分田经验，进一步完善了土地分配制度，对中国土地革命做出了特殊贡献。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作了由他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报告，确立了建党建军的一系列重要原则，成为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会议还通过了《废止枪毙逃兵决议案》、《接受中央指示决议案》、《拥护〈中央反对机会主义及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的决议》、《士兵决议案》等项决议，取得了重大成绩。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古田赖坊协成店以与林彪写信的形式撰写了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阐述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接着，毛泽东于当年5月在闽西起草的初稿基础上写了《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重要命题。
    1932年10月，毛泽东在长汀一边休养，一边作社会调查，为后来写作《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积累了大量可靠的第一手资料。1933年11月，毛泽东二次到上杭才溪乡进行调查研究，成就了《才溪乡调查》的光辉篇章。
    因此说，毛泽东思想在闽西初步形成并不是偶然的，它成为历史的必然。毛泽东在闽西革命实践基础上所作的深入理论思考结出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他在闽西起草的科学著作汇集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涵。
    五、毛泽东在闽西起草的科学著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作出了重要标记。
    毛泽东在闽西起草和写作的大量科学著作中，《古田会议决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反对本本主义》等三篇光辉著作尤显突出，它们是毛泽东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阶段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古田会议决议》中心内容就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无产阶级的政党和人民军队。尤其突出的是古田会议探索出了一条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成功之路。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在1929年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上，毛泽东针对党和红军中存在的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及其危害，提出了思想建党的原则，强调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要经常注意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一重要思想，对我们党的建设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3）
    《古田会议决议》 （4）批判和纠正了红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例如，对于“主观主义”——实际上就是“唯心观点”，毛泽东分析说：“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指导，都非常不利。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纠正的方法是什么呢？毛泽东提出了三条：“（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三）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
    《古田会议决议》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问题。”为此，决议规定了党内教育要经常研究马列主义、调查研究，开展群众工作等十种材料和18种关于党内教育的方法，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实行马列主义。
    在加强思想建设的同时，《古田会议决议》强调要加强组织建设。古田会议锻铸了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古田会议决议》重申并发展了“三湾改编”时确立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在前委的领导下，班、排有小组，连以上设立党代表，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和指导民运工作。在红四军前委的集体领导下，红军的军事机关和政治机关，平等地执行工作，分工负责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
    《古田会议决议》明确规定了红军的宗旨、性质和任务。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决不是单纯的打仗工具，除了打仗以外，红军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和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及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古田会议决议系统地制定了一套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原则，奠定了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还明确规定了红军的内部与外部关系，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强调我军必须发扬无产阶级民主，执行人民军队官兵一致，军民军政一致和瓦解敌军宽待俘虏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这样，就使我军同一切旧式军队划清了界限，在党的领导下，人民军队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这就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使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开篇直述：“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际不适合的。”毛泽东精辟地分析说：“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周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毛泽东认为，“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政策，无疑是正确的。”这条道路才是中国革命要走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强调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20年后，这封通信收录于《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又在“重要因素”前加了一个“最”字，显而易见地是要把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重要性表达得更为明确，更为突出。
    八年之后的1938年11月，毛泽东在《战争与战略问题》中又一次从理论的高度对中国革命道路理论作了深入浅出的文化韵味浓厚的科学论述：“中国的特点：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比较完整、科学地阐明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从而使中国革命道路从“城市中心论”转化到“农村包围城市”论的正轨上来，标志着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初步形成。
    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因为坚持了这样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善于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新鲜经验，所以才能够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表现出革命的首创精神，显示出巨大的理论勇气，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从而为复兴中国革命和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唯一正确的道路。
    《反对本本主义》 （6）更是旗帜鲜明。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文章中尖锐地批评的最重要一个观点是“本本主义”，即今天所说的“教条主义”。毛泽东接着又阐述了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我们说马克思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从而，毛泽东得出了一个极端重要可以说是影响了中国革命整个大局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换句话说，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恰恰这是毛泽东针对以往许多人机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或盲目照搬俄国革命经验的状况，在《反对本本主义》同一篇文章中得出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论断：“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为此，毛泽东强调：“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
    《反对本本主义》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成立以来革命实践的一次深刻省悟，也是对《古田会议决议》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继承和发展，为前二者进行了更全面的诠注，反过来给予了前二者理论上的更有力支持。《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一篇文章是表达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最早的文献，明确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的重大理论，真正开始从理论的高度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
    关于《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毛泽东于1961年3月13日广州会议上说：“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写出来的。1929年冬天，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对这场斗争作了结论。这以后，也就是1930年春天，写了这篇文章。”他补充说，他撰写《反对本本主义》，就是为了“总结那个时期的经验”。时隔十天，毛泽东又在广州会议上说：“这篇文章是1930年春季写的，总结那个时期的经验。这篇文章之前，还有一篇短文，题目叫反对本本主义，现在找不到了。这篇文章是最近找出来的。”1964年经毛泽东同意，《关于调查工作》一文决定收录于《毛泽东著作选读》，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对文章又作了一些文字修订，3月25日晚送请毛泽东最后审定，附言请示毛泽东主席：“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希望主席再回忆一下，如果能记起在什么地方写的，或者写作前后有什么较大事件，我们便可以根据这些线索，考订出比较准确的写作时间。”毛泽东当晚将定稿退回给田家英，把文章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并写了一个批语：“此文是1929年写的，地点记不清楚。先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叫‘反对本本主义’，是在江西寻乌县写的，内容基本一样，不过有所发挥罢了。当时两文都有油印本。”
    据田家英和有关专家考证，将《反对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定为1930年5月。更确切地说，该文是毛泽东在1929年于闽西写下初稿的，在寻乌调查之后修改整理定稿的，应该认识到该文与闽西的密切联系。一方面毛泽东确实在闽西已经开始并写作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另一方面不能简单地把《反对本本主义》单纯看作是寻乌调查的成果，而应该全面科学地把它看作是毛泽东一贯以来重视调查研究的综合成绩，也是他多年来不懈探索和总结的理论成果，特别是与毛泽东在赣南和闽西的革命实践活动密不可分的，这些重要的实践为《反对本本主义》提供了理论的源泉和丰实的材料，并反过来为证明《反对本本主义》的理论正确提供了可作为历史宏观考察的检验标准。
    而且，《反对本本主义》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还有很大有关联。因为，毛泽东在1930年初在闽西完成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在文中提出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毛泽东的这一革命道路理论并非一帆风顺，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来自教条主义者的重重阻力和责难。1930年5月，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就发表过“记者”文章，矛头直指毛泽东，认为农村包围城市的观点违背了“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正是为了回击和反对党和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经过在闽西和赣南，特别是寻乌的深入调查研究，在闽西起草初稿的基础上，于1930年5月修改完成了《调查工作》这一光辉著作，解放后改题目为《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以“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实事求是观点来为他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新理论作了有力的回应和科学的论证。所以，可以说，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一著作之因，才有了《反对本本主义》这一理论之果。
    毛泽东十分重视《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但这篇文章不慎在反“围剿”战争中遗失了。毛泽东很是惋惜，“丢掉这篇文章，就象丢掉一个孩子一样，时常想念。”直到解放后，毛泽东对这篇文章仍然“象想念自己的孩子一样”，常挂在心里，当作一个莫大的遗憾。1958年11月，中央革命博物馆的同志前往闽西收集革命文物，在龙岩地委党史办公室找到了由上杭县茶地公社官山大队农民赖茂基捐赠的《调查工作》等文物。1959年8月，《调查工作》等文物由龙岩专署文教局函寄给中央革命博物馆入馆收藏。1960年开始，《调查工作》文物出现在中央革命博物馆的展柜中，后经一直从事《毛泽东选集》注释工作的缪楚黄等人考证，认为这份文物很重要，并把文章打印了几份，其中一份送交给了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田家英把《调查工作》一文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前几年到处找这篇文章，找不到，今年1月找出来了”。“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篇我是喜欢的。”1961年3月的广州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把它印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毛泽东亲自对《调查工作》作了少量文字修改和个别内容上的补充，把题目改为《关于调查工作》。1964年，经毛泽东再次审定，《调查工作》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在《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首次公开发表，之后，该文又被补选入《毛泽东选集》第二版，而且是《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至四卷中增加的唯一篇目。因此，从毛泽东在寻乌调查前的革命实践，到《反对本本主义》的印刷发行，再到它的保管收藏，直至它的重新发现的整个历史过程，《反对本本主义》的光辉中无不闪耀着闽西人民的光彩。
    孤立地来看，《古田会议决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三篇著作都是份量极重的经典名作，都有其独特的分析角度，都有其各自侧重的理论深度，但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来作宏观考察和综合研究，三位一体，互相关联，相辅相承，密不可分的。毛泽东能够顾全大局，求同存异，先在古田会议上解决了党指挥抢的问题，然后采取通信的形式解决道路问题，再进一步挖掘思想根源。《古田会议决议》所解决的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党和人民军队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中找不到，在现成的经验中也找不到，这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众多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集体智慧结晶；《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中没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中也没有出现过，是中国革命理论的重大突破；《反对本本主义》更是中国特色的理论硕果，把中国共产党人从传统的框框和教条中解放出来，使中国革命驶上了健康发展的快车道。这三篇重要著作都紧紧围绕着反对本本主义，走特色之路的中心思想，在本质上是不可分割而成为统一的整体，也构成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从而才可以作为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正如吴荣宣教授形象地比喻说：“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与《反对本本主义》这两根矢，不仅射向红四军党内争论这个‘的’（指古田会议之前的红四军党内争论），而且也射向中央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那个‘的’。”（7）
    关于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条件，著名党史专家张静如教授提出了四条标准：一是开始具备独立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能力，找到了一条能够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道路；二是已经初步具备理论形态，也就是说，不但能提出命题，而且能够进行较为充分的逻辑的历史的论证；三是已经具备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础；四是理论性比较稳定，摇摆性不大。在实践的运用上，也比较顺手，能够从这一理论出发，解决新出现的低层次的问题。（8） 这种观点是比较科学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9）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所包涵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多方面的丰富内容正好统构成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完整体系。毛泽东思想在每个历史阶段有不同的主体内容和不同的实践表现，在民主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最本质的内容是什么？其主体和核心是什么？应该说，此阶段毛泽东思想的主体是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其核心在于是否确立了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这个主体内容是支配和决定着其他问题能否相应解决的关键，诸如根据地政权、土地革命、红军的战略战术和党的建设问题。由此可见，对于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应当主要根据它在实践和理论的双层面上是否解决了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就可以认定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或者说初步形成了。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若干问题说明》中说：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封信中所实际上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连同他在此前后所提出和阐明的建党、建军、武装斗争、土地革命、统一战线、政权和经济建设等有关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理论和政策，以及他对于党的思想路线的初步阐述，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已经开始形成”。（10）
    因此，如果把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定位于一个特定阶段——1929年末和1930年初，也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以闽西为核心的地域从事革命实践活动的革命历史时期，更具体地说，是从1929年12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古田会议，经1930年1月毛泽东写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长篇通信，再到1930年5月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撰写《反对本本主义》，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基本命题，应该说是比较妥当和科学的。那么也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闽西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发祥地，或者说闽西是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