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上杭南阳镇的龙田中学前身是“龙田书院”。它为中国革命培养出了一大批叱咤风云的将军，博学多才的专家、学者，还有党和国家领导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共中央原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丕显，就是从这所学校走上革命征程的。

　　龙田书院创立于清咸丰元年（1851年），依山傍水，景色宜人。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书院的教师大多思想开明进步，校长黄体中是新派人物。学校不仅向学生传播自然科学知识，而且注重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思想。当时这所学校就享誉闽西长汀、上杭和连城等县。

　　陈丕显于1916年的春分日，出生于长汀县南阳镇（1958年转归上杭县）官连坑的一个穷苦农民家里，取名“家煌”，乳名叫“春分妹子”，大家就叫他“春春”。当时他家里很穷，全家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生活。陈丕显从小就常跟着妈妈上山挖野菜，帮父亲下地干活，给地主放牛，备受人间艰难困苦的煎熬。因为家穷，读不起书，8岁时，望子成龙的父亲送他到外村的亲戚家断断续续地读了一年半的私塾。1926年春，10岁的陈丕显来到龙田书院，校长黄体中见他天资聪颖，又念过私塾，只是家境困难缴不起学费，就决定收他为旁听生。从此，陈丕显开始接受革命思想的熏陶，与龙田书院结下了不解之缘。

　　陈丕显的家离学校约五六里路，每天天刚亮，他就背起书包，穿着草鞋，啃着地瓜匆匆赶往学校。下午上学时，他还要牵一头给地主家放养的水牛，把牛拴在有水草的地方，然后才去听课。傍晚，他就骑在牛背上，看着书悠悠地往家走。农忙时，他得停几天课，白天下地帮父母干农活，晚上在小油灯下补白天的课。由于陈丕显天资聪明，又刻苦好学，学习成绩一直在班里领先。他平日与同学相亲相爱，深得师长的喜爱。有一次，陈丕显因农忙缺了几天课，到教国文的陈图勋老师房间补课，恰巧黄体中校长来串门。黄校长很喜欢这个学生，但嫌他“家煌”这个名字太俗气，没有气魄；乳名“春分妹子”又太文弱，没有阳刚之气。陈丕显就笑着请陈老师给他另取一个名字。陈图勋老师略一沉思，写下了“丕显”两字，并解释说“丕显”就是伟大而明显的意思。黄体中校长听后连连说好。从此，在中国大地上就有了“陈丕显”这个响亮的名字。从改名这件事上，就看得出龙田书院的校长、老师对陈丕显寄托多么殷切的期望。在陈图勋老师那里，陈丕显还借阅了不少进步书籍，扩大了知识面，增强了革命意识。

　　由于书院的教育，加上陈丕显的果敢秉性，使他从小就追求真理，不畏强权，敢于与邪恶势力作斗争。有一次，他领着几个同伴冲进本村的庙里去破除迷信，把几个泥菩萨砸得稀巴烂，表达了他们向旧世界宣战的决心。这件事如一声春雷炸响了整个官连坑，激起了重重浪花。1928年春的一天，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秘密加入了共产党的刘述盘老师，带领陈丕显班的同学到野外郊游，在一块绿草如茵的草地上，同学们沐浴着温暖的阳光，迎着和煦的春风漫谈。这时，陈丕显站起来感慨地说：“春色迷人，可是在这片山清水秀的肥沃土地上，穷人却太多了。”随后，他激愤地念起了民国以后新修订的《三字经》：“同光后，宣统弱；我中华，地日削……”刘述盘顺着陈丕显的话沉痛地说：“丕显同学说得对呀，我们古老文明的祖国苦难深重，1840年鸦片战争，英吉利侵略中国，胁迫清政府签订了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接着，法兰西、美利坚、俄罗斯、德意志，还有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扛着洋枪，带着洋货，接踵而来。中国宛如一张时时遭受吞食的桑叶，又像一块糕饼，列强环伺于左右，扑将上来，豆剖瓜分。整个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陈丕显和同学们听后个个义愤填膺，摩拳擦掌，决心为祖国的新生而奋斗。

　　在回校途经罗屋村时，陈丕显等同学看到土墙上有诗句，便念了起来：“南阳地界扎雄兵，主帅开年灭妖精，若是我王洪福大，主帅下剿复天京……”刘述盘解释说：“1851年爆发了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运动，即太平天国运动。1864年7月间，太平军康王汪海洋率兵入闽，进驻我们南阳4月有余，并在这个罗屋村召开了三天的重要会议。这首诗是1865年3月间太平军离开南阳前往广东嘉应与清兵作战时，写下的誓与清兵血战到底，恢复大好山河的题壁诗。太平军所到之处，矛头直指清王朝反动统治者和为富不仁的地主豪绅，为贫苦农民伸冤报仇，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这说明一个道理，就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陈丕显抄下这首题壁诗，久久地琢磨着。

　　在龙田书院，陈丕显听到了很多救国救民的志士仁人的历史故事，如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坚贞不屈的苏武、投笔从戎的班超、闻鸡起舞的祖逖、精忠报国的岳飞等等。这些志士仁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敢于牺牲个人性命的大无畏精神，给陈丕显以强烈的感染和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共党员刘述盘老师的引导下，陈丕显阅读了不少诸如《向导》、《新青年》和邓子恢等人创办的《岩声》、《汀雷》等进步刊物，对广大农村许多农民倾家荡产、啼饥号寒、卖儿鬻女、辗转沟壑等黑暗的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使他强烈地意识到：只有抗争，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国才有出路，穷苦百姓才有翻身出头之日。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1929年春天，红四军南下，一纵队途经陈丕显的家乡南阳，在南岭村驻扎了一夜，并在天后宫召开了会议。朱德在会上号召南阳人民起来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1929年7月25日，共产党员罗化成在南阳领导了300多人的暴动队，在红四军一纵队及才溪暴动队的策应下举行武装暴动。罗化成亲自在圩头演讲，宣传“共产党是穷人翻身的党”，“红军是为穷人翻身打仗的军队”，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陈丕显带领同学们在南阳圩场上，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下，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宗旨。尔后又与几个同伴奔回官连坑，提着石灰桶，在墙上刷下“打土豪、分田地、救穷人”等标语。

　　南阳暴动队迅速包围了正在开会企图镇压农民暴动的一伙豪绅，并当场击毙了企图顽抗的反动头目。不久，南阳暴动队又诱杀了南阳最大的土匪头子。在南阳暴动的召唤下，官连坑也进行了暴动。几天后，陈丕显组织一群放牛娃组成儿童团，并自任村儿童团主任，在祠堂里的一间木料房门口挂起了“官连坑共产儿童团团部”的木牌。不久，南阳的官连坑、石胆、黄坊、馆背等4个村共同成立儿童团，陈丕显又被推举为儿童团主任。南阳暴动后，立即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陈丕显受中共南阳区委的委托，把南阳所有贫苦群众中的7岁至15岁的孩子组成南阳区儿童团，其主要任务是组织儿童学文化、学军事，参加扩大红军的宣传，优待红军家属，监视土豪劣绅等。13岁的陈丕显被推举为少共南阳区儿童团总团长。在陈丕显的带领下，儿童团的工作开展得十分活跃，有力地支持了南阳区委组织的革命斗争。1930年6月，毛泽东第三次入闽，完成才溪乡调查后进驻南阳。在经过黄麻坳时，被几个儿童团团员拦住要路条，验证路条后，儿童团员簇拥着毛泽东一行来到龙田书院。陈丕显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日夜思念的伟人毛泽东。毛泽东对南阳儿童团的出色工作似乎早有所闻，对陈丕显这个团长十分赞赏，向陈丕显询问了学习和儿童团的工作情况，称赞儿童团警惕性很高。

　　1930年6月11日至13日，毛泽东在龙田书院主持召开了中共红四军前委和中共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史称“南阳会议”或“龙田书院会议”。会议总结了中共闽西“一大”以来根据地建设和武装斗争各方面的成就和经验，并通过了邓子恢起草、毛泽东修改的《富农问题》和《流氓问题》决议案，在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次正确而深刻地解决了我党对富农和流氓的政策问题。陈丕显列席了这一天一夜的重要会议，认认真真地做了笔记。1931年11月，15岁的陈丕显离开了培育他成长的家乡和龙田书院，跟着共产党和毛泽东干革命。从此，陈丕显的身影出现在中国大地上：他活跃在中央苏区，日夜操劳苏区共青团的建设，是著名的苏区“红小鬼”；他转战赣粤边，坚持艰苦卓越的三年游击战争；他驰骋苏中敌后，奋勇驱除日寇；逐鹿华中致力推翻蒋家王朝……全国解放后，他又入苏南、进上海、下云南、赴湖北、北上中南海，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呕心沥血，立下了不朽功勋。

　　在离开家乡的日子里，陈丕显念念不忘培育他走上革命道路的龙田书院，对母校倾注着刻骨铭心的爱。解放后，他曾于1960年、1986年、1989年三次回母校，为母校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1960年，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委书记的陈丕显第一次回母校。他风趣地对欢迎他的南阳中心小学的学生们说：“我是龙田书院的学生，你们是新学生，我们是老同学。”当了解到学校还没有电灯，校舍又破又烂时，他对身边的陪同人员动情地说：“家乡要建设好，只有培养大批人才哪！”在陈丕显的积极倡导和支持下，龙田书院于当年就办起了初级中学。1962年，由于经济困难，龙田中学被迫解散，陈丕显得知后十分气愤：“这么一个培养人才的好地方，初级中学再困难也不应该解散。”后来，在陈丕显的关心下，龙田书院复办了南阳中心小学。

　　陈丕显第二次回母校是1986年，主要是为“南阳会议”遗址纪念碑剪彩。陈丕显一边指着“南阳会议”纪念碑，一边对欢迎的人们介绍当年在学校念书的情景。他说：“这里原是龙田书院，毛主席曾在此主持召开了著名的‘南阳会议’，亦称‘龙田书院会议’。这是一所革命的学校，学校培养出了很多革命人才……”是的，这所学校不但培育了陈丕显，还培育出了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罗化成、毛泽东亲自命名为“光荣的临汾旅”旅长黄定基将军、“红军博士”涂通今、共和国将军黄炜华、黄庆熙、黄乎以及我国第一代导弹专家黄继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