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变以后，代表救国会出关工作的人员，如车向忱去黑龙江，徐靖远去吉林，黄宇宙去辽东，苗可秀去三角地带，宋黎、张希尧（宋、张等系中共党员）、张雅轩等去沈阳和辽西各地，都是出生入死，历尽艰辛，对各部义勇军起了宣传、推动和组织作用。在辽东惨遭日寇集体屠杀的救国会分会人员，也多数是知识分子。

　　二、东北义勇军在领导关系上各有系统，互不相下。大体上有三个系统，即：东北军系统，救国会系统和后援会系统：

　　１．东北军系统：马占山、李杜、冯占海、苏炳文等义勇军将领，原来都是东北军正规军队的军官。在事变以前，他们从“正统”观念出发，认为既受国民党政府和东北地方当局的委任和领导，就必须事事听命于蒋介石和张学良；蒋介石张学良命令他们，不准抵抗日军，他们便遵命退让。在事变以后，他们激于爱国热情并在广大群众和爱国官兵抗日浪潮的冲击下，起而抗日，但是他们受到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的影响，对于抗日仍然是动摇的、没有信心的。因此，蒋介石说要运用外交，依靠国联，他们就相信这种欺骗宣传，松懈抗日的斗志，等候国联制裁日寇。蒋介石要反苏反共，他们有的便拒绝接受共产党的帮助，有的拒绝共产党人参加工作，甚至有的有时遇见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就打。当苏炳文在苏联的援助下，最后率部退入苏联、驻在沃木斯克的时候，苏联希望他的官兵就地参加劳动，苏推说“容后再议”，加以拒绝（见苏炳文的秘书长贺圣达给国内的“支电”，载一九三 三年一月某日的《大公报》），因为他唯恐这样作法将会得罪于蒋介石。最后这些将领还是多数投靠了蒋介石。

　　马、李、苏、冯各部，都有国民党东北各省党部的分子如王宪章、吴焕章、韩春萱、韩清伦、赵在田、王育文等在各部队进行活动。他们的主要目的，就在于防止各义勇军将领同共产党接近，防止他们脱离国民党的领导。

　　２．救国会系统：救国会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在北平成立后，即着手将辽宁义勇军划分为五个军区：辽西为第一军区，辽南、辽东、辽北、热边为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军区；并委任了五十二路司令和二十七个支队长，还派出了七十多名政治工作人员到各部队去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

　　救国会到一九三四年四月为止援助义勇军的款项共用了卅八万七千余元。

　　辽宁境内各部义勇军，经过救国会的组织和领导，在名义上和编制上虽然统一起来了，但是由于救国会的成员很复杂，既有共产党地下党员、进步青年和无党无派的爱国人士，也有国民党ＣＣ派、国家主义青年党、国民党改组派等反动党派分子，因而在对义勇军的领导工作上就一直存在着进步力量和反动势力的斗争。国民党ＣＣ派由于自己单独号召不起来，他们就掮着救国会的招牌向义勇军勾结拉拢，暗地里搞小组织。金子明、石盘（解放后已被镇压）是公开的ＣＣ派，他们又暗中拉拢王全一、王显庭等自成一系。

　　青年党（全称是国家主义青年党，又被称为国家主义派）是一个法西斯政治组织，在当时很活跃。他们在后方打入了东北大学和东北中学，吸收青年学生，拉拢重要职员；在前方渗入各部队，并且自己组织武装。他们的政治负责人霍郁文和军事负责人王慎庐常到前方去发展组织，很多政工人员如高鹏、纪廷榭等被拉入了他们的组织。他们的骨干分子苗可秀、赵侗等在三角地带自己组织铁血军，并发表反苏反共言论。

　　３．后援会系统：朱庆澜于事变后经上海各有关团体和一 些知名人士的支持，以历年办赈有关的救济团体和个人为基础，于一九三二年五月组织了辽吉黑民众后援会；后来与救国会合作，于同年九月改组了救国会的各军区。不久以后，后援会受国民党压迫，宣告结束，因而它在后期义勇军的领导上所起的作用并不大，但它对义勇军的援助曾起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