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松伟，原名崔素贞，1921年3月29日出生在吉林省磐石县烟筒山镇。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我的一家和东北三省的数百万同胞一样成了亡国奴。那一年我还只有10岁。但我从那时起，就在地下党组织的影响下，积极投入到了抗日救亡的斗争中，成为革命队伍里的一名女兵。

    日军炮轰磐石县城，我随父母跑上缸碴山，见到杨靖宇 。

    我父亲叫崔芳洲，是磐石县一所高小的校长。母亲崔李氏，是位家庭妇女。1931年我在磐石县女子学校上二年级。一天，我们正跟着老师念课文：

    铁匠说，叮当响，打铁声，打成锄头把田耕；世上能人多般巧，没有锄头你耕不成。
    农民说，你打锄头我种稻，大家交换多少好；任你铁匠多聪明，没有饭吃你肚不饱。
    ……

    突然，日本军队向县城里打炮，教室里的墙被震得直往下掉土，课堂里顿时乱了起来，同学们先后往学校外面跑。来到大街上，看到城里的人们也乱了，大家都惊慌地往城外跑。我们就随着人们往城外跑。当我跑到北门外时，遇到了我的表哥王勤，我俩商量先去找我的父母。找到父母后，我们随着父母一起跑上缸碴山。
 
    到了缸碴山，我们找到了杨靖宇的部队，见到了杨靖宇。他中等个，身材魁梧，长方脸，身着老百姓的衣服，带着河南口音。他亲切地摸着我的头问我们从哪里来，父亲说是从城里来，并告诉他日本军队已向城里打炮。杨靖宇听后说，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我们的家乡，杀害我们的同胞，使我们有家不能回，成了亡国奴。要想不当亡国奴就得拿起枪抗日，打击日本侵略者。我们听了杨靖宇的话后，表示坚决不做亡国奴，愿意参加抗日。

    当天我们就在缸碴山我母亲的三舅家住下了。三舅姓乔，名字记不清了，是个秀才。他把日本军队如何侵占东三省、如何杀害蹂躏同胞们等侵略罪行以及义勇军如何抗日的材料写出来作为传单，我就跟着一些战士拿着这些传单到附近村子里去做宣传。我那时年龄虽小，可胆子却不小，什么都想学，看见杨靖宇的警卫员骑马，我也跟着学。学会了，就骑着马到各村去做宣传工作。
 
    那时的缸碴山上有好几个鹿圈子，养了好多的鹿，所以缸碴山也叫鹿圈子。为了不让日本人夺去，杨靖宇下令把圈子里的鹿都放掉。这一下满山跑的全是梅花鹿，可好看了。
 
    杨靖宇部队的九支队司令员罗明星（绰号三江好）当时没有秘书，由王勤的父亲（名叫王四，是我父亲的表哥，是地下党，平时以卖豆芽菜为生）介绍，让我父亲做了罗明星的秘书。

    为筹集义勇军的军饷，杨靖宇和罗明星决定派我父亲到北平建立联络点。于是，我们一家三口从东北来到了北平。我做了人生第一件大事——为义勇军送军饷。

    1932年春天，我们一家三口从东北来到了北平，住在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即东城区石雀胡同8号。父亲给救亡总会当文书，每个月发给他20元生活费。

    由于父亲一直与地下党组织保持联系，我的家就成了地下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点，有许多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都到我家开会或住宿，其中有阎宝航、李向之、赵濯华、肖丹峰、杨志臣和宋原等。我那时才是十多岁的孩子，他们开会时我就在门口给他们放哨。
 
    1933年4月12日，由杨靖宇部队第九支队政委曹格飞和东北人民抗敌会负责人李向之（也是东北特别支部书记）介绍，我加入了东北义勇军青年抗日先锋队，在杨靖宇部队的第九支队做交通员，那年我12岁。以后，李向之就经常找我做些送信等工作。如东北难民多次向国民党政府请求抗日、发放军饷等的信都是由我送到邮局寄出；李向之与东北军六十三军军长宫占海的联系也是让我到他家送的口信。

    为了安全，我家经常搬家。1937年，我家搬到了西直门内半壁街12号。那是个独门独院，五间北房，两间东房。为方便地下党工作，我父亲和地下党、进步人士共七八个人组成了一个大家庭，都姓李，报一个户口。除父亲和李向之的哥哥外，我管他们都叫大叔。他们经常在家里开会，只要他们一开会，我和母亲就在门口放哨。父亲的好多老师或学生在外地当县长，肖丹峰和赵濯华就让父亲找他们给一些抗日的青年同志安排工作。
 
    为了给义勇军筹备军饷，父亲和肖丹峰曾多次受托写信给国民政府，要求政府把每年东三省上缴国家的钱中超额的部分返还给义勇军。这些信都是由我带到邮局用挂号寄出去的。几个月后，在于右任的帮助下，事情终于有了希望，这笔军饷批下来了，寄到我家，由李向之和肖丹峰到邮局取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