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如何将这笔钱送到义勇军手中成了一个大问题。经李向之和曹格飞商量，决定由曹格飞和我一起将军饷从北平送到山海关地下党接头地点——悦来栈。让我装扮成有钱人家的小姐，然后把钱装在身上。于是，母亲专为我做了一件绿色法兰绒大衣和一件紫色旗袍。旗袍里面穿一身棉衣、棉裤。为了装钱，先把钱分成两份，一份是银元，另一份是纸币（中央票子）。由于新的纸币容易发出声音，而旧的纸币又容易被撕裂，所以事先都换成八成旧的纸币。母亲先把银元每五块为一摞，用线紧紧地缝在两个长条的布袋上，就像子弹袋一样，然后将这两个布袋缠在我身上，固定好，身体活动时没有一点声音。再把纸币缝在大衣、旗袍、棉衣、裤里。那时，我年龄虽小但个子高，这样我一身都装满了钱。曹格飞也装扮成一副阔老板的样子，他的衣服里也带了钱。父亲看着我一个女孩子，小小年纪就要走远道，心里很不是滋味。
 
    准备了几天后，在1934年12月24日我们登上了去山海关的火车。事先曹格飞叮嘱我说，如果发生意外，就说我是被雇来的，什么也不知道。一路上我俩以父女相称，买了一个包间。进了包间，我先把大衣和旗袍脱下挂起来，因我这一身都是钱，活动不方便，只好躺在铺上。曹格飞的穿着也很讲究，一身深蓝色的缎子袍，外面套了件黑马褂，两边口袋里还装了钱，故意露出一个角。为了对付敌人的检查，我们还特意在桌子上随意放了好多大信封，分别是写给某某署长、某某警察局长等。在路过唐山时我们买了两只烧鸡。车开后，一个宪兵和两个警察进来搜查，曹格飞忙着上前给他们点烟。我一看情况不好，一边抽着烟一边撒娇，躺在铺上吵闹着非要吃烧鸡不可。曹格飞就笑着送了他们每人一包烟，宪兵先朝我看了一眼，又看了一下桌子上那些大信封，再看了看整个包间，没说什么拿了烟就走了。这样，我们顺利地在25日到了山海关，由地下党把我们接到悦来栈，把钱（约2万多元）交给了一位姓李的先生。
 
    我马上要赶回去，而曹格飞因有事不回北平了，所以只有我一个人走。为了避开火车上见过我们的宪兵和警察，他嘱咐我到26日再走，到了北平后在丰台下车，然后坐马车回家。这样我一个女孩子在26日乘上去北平的火车。路上我想快过年了，应该给父母买点礼物。于是，在路过唐山时我又买了两只烧鸡带上。快到北平时我就按照曹格飞说的在丰台下了车，坐马车回家。回到家，父母亲看见我平安地回来了，都非常高兴。

    这是我一生中做的第一件大事。

    来源：《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