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敌情这样紧张的时候，刘邓分成两个指挥部，但在上报下发的电报中，这一点从未露出来，一切电报仍是签署“刘邓”二字。这时留在大别山的邓小平政委，发了不少关于战略战术的指示电报，都是签署“刘邓”二字。直到他们快要重新会合的时候，刘、邓才分别向中央、军委发了一份个人署名的电报。

　　刘伯承元帅逝世的时候，邓小平同志率全家去参加追悼会；并在他写的《悼伯承》一文中说：

　　“伯承久病，终于不治。我和他长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辞世，使我至为悲痛。”

　　“我们一起工作，是1938年在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以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前后共事十三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的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