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他还利用《大同报》社临江分社社长的身份，深入工厂、机关、学校和街道进行活动，广泛结交进步人士，列席政界会议，卓有成效地争取和团结了一批左派力量。他的支持者很快就多达40余人，其中有小学教师、师范学生、日伪职员、警官等。并在临江、石人、八道江、通化等地建立了多处活动据点，与杨靖宇指派的联络员王国华(化名赵国华)和另一名联络员“小张”直接联系，及时准确地为东北人民革命军提供情报。

　　1935年冬，随着抗日斗争形势的不断发展，杨靖宇亲临《大同报》社临江分社，与张佐汉秘密会晤。两位战友重逢格外亲切，他们彻夜交谈，尤其是杨靖宇的谆谆教导，使佐汉同志受到了极大鼓舞，更加坚定了同敌人战斗的决心。由于有的情报来自敌人内部，致使日伪军的“讨伐”遭到东北人民革命军的沉重打击，从而打乱了日军的“讨伐”计划，对巩固和发展临江乃至南满地区的革命力量，起到了重大作用。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瓦解敌人，抨击日寇的野蛮侵略，扩大共产党在敌占区的影响，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唤起广大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积极性，报社的同志和外围党组织还印发了大量传单和布告，有的张贴在敌伪首脑机关，有的贴到了缉私局门口。

    有一次在戏院子里，他们居然把传单巧妙地贴到了伪警方人员的后背上。这些活动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很大反响。也引起了反动当局的不安和密切注意。于是，警方为了消灭共产党临江县的地下组织，铲除“心腹之患”，他们派出大批警察、特务打探消息，报社成了敌人的重点目标。他们虎视眈眈地监视报社的内外活动。

    此后，山雨欲来，形势日趋严重，我地下党联络员“小张”神秘失踪，新派来的大个子老李又在八道江镇被捕，尤其是1936年的1月29日，东北人民革命军派出的地下党联络员王国华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并于2月12日遇难后，我党的秘密活动场所《大同报》社临江分社已全部暴露，报社的活动更是陷入困境。

    就在这步履维艰的紧要关头，为使临江地下党免遭更大损失，中共南满特委于1936年2月29日作出决定，将《大同报》社临江分社解散，对部分人员作了调整。并指示张佐汉立即返回抚顺，从事建立共产党地下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早在1929年期间，中共满洲省委就曾委派杨靖宇同志担任抚顺特别支部书记，并在抚顺矿区的工人中间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在杨靖宇同志的领导下，地下党组织也曾组织过罢工斗争和工人运动，曾计划举行暴动。

    但是，由于条件不成熟和组织不严密，此事被日伪当局侦破，导致地下党负责人和大批共产党人被逮捕。尽管党组织遭到敌人的破坏，但是抚顺的革命斗争形势还是旺盛的，还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的，保存下来的少数党员仍然在秘密地为党工作着。

　　张佐汉回到抚顺后，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依靠党员和群众，很快成立了抚顺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同年7月17日，张佐汉奉命到金川县河里后方基地惠家沟密营参加中共南满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

    途中，在通化县干沟子山里遇见了此次大会结束后正在转移的杨靖宇(由于信息和交通不便，张佐汉在赴会途中，南满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已经结束了)，于是向杨靖宇同志汇报了筹建抚顺党组织等一系列工作情况。杨靖宇对张佐汉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下步工作进行了详细部署，一是搞地下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提高警惕，严守党的机密，对敌人一定要严加防范；二是要巩固宣传基础，扩大群众影响，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三是以士兵和工人为重点，在他们中间努力发展党员；四是对不符合要求的党员要立即清除，做到纯洁党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