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民运干事罗亦经等看到有一户富农房子不错，雇了工，老乡们反映是财主，便在他家门上贴了没收财产的布告。罗荣桓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便问大家：这一家有多少田地，放了多少债，家里人参加不参加劳动，一年劳动几个月？罗亦经对前几个问题都答上未了，但在最后一个问题上却卡了壳。罗荣桓耐心地说：“据调查，这一户成员自己还参加劳动，应定为富农。而富农和地主是有区别的，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区别。今天我们要打倒的是地主阶级，对富农不能没收其财产。”

　　罗亦经感到地主、富农是一丘之貉，一时想不通，便争辩道：“可有的富农比地主剥削的还厉害。一般地主放债是二分利，而这一家要二分五……”

　　罗荣桓耐心地听他讲完，然后说：“他放债利率高并不能改变他富农的性质。区别地主、富农的界限是看他们是否参加劳动。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个界限或分寸。这个界限或分寸怎么定要

　　看对革命是否有别。在现阶段，只打击地主，不打击富农对革命有利。因为我们不能树敌过多。我们在中央根据地一开始搞得很好，后来为什么守不住了呢?除了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以外，政策上偏‘左’也是一个原因。给富农分坏田，又发那么多公债，甚至触犯了中农利益，这都容易引起部分群众反水。”

　　罗荣桓还组织大家学习毛泽东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在学习时，有位同志提问：妓女属于什么阶级？大家七嘴八舌地争论起来，有的说，属于被压迫阶级；有的又不同意，认为她们能劳动，为什么干那种事。罗荣桓并不急于发表意见，他笑咪咪地听着双方争论。大家把观点摆出来后，都请他表态。他这才不慌不忙地说：“依我看，应该属于被压迫阶级。她们出卖肉体那是生活所迫。有些女孩子是从小就卖出去的。而做父尽的但凡生活上能勉强维持，谁又忍心卖儿卖女，把孩子往火坑里推呢？”

　　这种同志之间的讨论和争论很多是在行军路上进行的。干事们一边走一边簇拥着罗荣桓问这问那，有说有笑，那漫长的道路不知不觉使从脚底下溜过去了。而长征的终点也终于越走越近。

　　在从哈达铺到达陕北抗日阵地的长征路上，罗荣桓、邓小平的工作繁忙了一些。但这些工作对他们来说早已是驾轻就熟。他们甚至还可以抽出一点时间下一盘象棋。罗荣桓的警卫员一开始不会下棋，但首长们下棋他时常在一边看，逐渐地看出了一点门道，对下棋发生了兴趣。罗荣桓便从车走直、马走斜开始教他下。时间一长，这个小鬼也懂得一点当头炮、把马跳了。他找来一块木板，画了一个棋盘，行军时便背在身上。到了宿营地，罗荣桓把工作处理完，有时便招呼一声：“锤子，来一盘！”于是，“锤子”拿出棋盘、摆好棋子。两人席地而坐对起阵来。邓小平等同志有时在一旁观战。人多了，便不用棋盘，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出棋子儿……

　　险恶的环境、频繁的战斗、艰苦的生活、漫长的征途，再加上并不顺利的境遇，这一切都丝毫不能影响罗荣桓、邓小平的情绪。他们始终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红军队伍里，迈开双腿，过渭河、翻六盘山、跨越黄土高原数不清的深沟幽壑，终于在十月十九日胜利到达长征终点——陕北吴旗镇。

　　注释：

　　(1)当时一方面军所戴军帽沿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