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一种说法，当时还是红军一名年轻负责人的邓小平受到的待遇也不比别人强。他受到“亲苏”派的攻击，说他是福建省委书记罗明的支持者。在党内斗争中，罗明被当作毛泽东的替身，因为亲苏派不敢公开攻击毛泽东，于是，邓小平、毛泽东的兄弟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和其他几个人被当作“罗明派”的成员而受到了批评。邓小平丢掉了职位，以一个普通战士的身份参加了长征。有的说，他在由几千个民工组成的运输队中当担架员。几位中国现代史学家都否认邓小平曾当过担架队员，但是，无疑他在这件事中是倒霉的。

　　红军干部一般都害怕被指责为托洛茨基分子，或者被指责背离党的路线。这类指责并不少见。他们对一次次清洗至今仍记忆犹新――反AB团分子的斗争（AB指国民党渗透到红军队伍中来的反布尔什维克特务分子），例如在富田事件中，据说有几千名毛的部下遭到清洗；反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尤其从苏联回国的年轻学生，他们被指责在苏联受到托洛茨基代理人的影响）；还有反对各种右派、资产阶级分子、机会主义分子和其他偏离倾向的运动。这些斗争有的反映了内部的政治争执，有的则产生于对秘密阴谋组织的恐惧。

　　十月十七日上午，李德匆匆走过于都河上的木板浮桥，尽管表面显得信心十足，但实际上内心是情绪不高的。

　　眼看要进行一次灾难性的撤退，要越过陌生的荒山僻野，随时会受到数十万敌军的攻击。此外，党内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可能突然使他失掉控制权（甚至危及他的生存）。

　　还有一个问题，当时没有人议论过，而且也是无法解决的。这就是李德与上海的联系，实际上也是他同莫斯科联系的问题。一年前李德逃出这个大都市时通讯就已经相当困难了。后来情况越来越糟。李德一向是通过上海与莫斯科联系的，红军虽然也有无线电台，但功率不够大，无法接通远隔几千英里的红都瑞金与红都莫斯科之间的联系。一切信息都须经转上海。通过中共上海中央局的秘密电台。

　　一九三四年春，李德在上海的上级曼弗里德。斯特恩被召回莫斯科，很快就要派往西班牙，但是没有人来接替他。无线电转送电报是由中共上海中央局负责的，事实上就是掌握在两个中国人手中，他们在莫斯科工作过。一位名叫李竹声，他在莫斯科的斯拉夫名字是克里奇卡。（每个去莫斯科的中国人都有一个秘密的俄国名字，伍修极叫普雅塔库夫）另一个中国人是盛忠亮，或者叫盛越，他的秘密名字叫米茨科维奇。六月，蒋介石的秘密警察逮捕了李竹声，在死亡的威胁下，他供出了电台的位置和盛忠亮的身份，盛也被捕，电台被破获，从此结束了上海局的活动，中断了莫斯科与中国的联系。据了解，中央苏区收到的最后一份电报是一九三四年九月―卜六日发出的。电报说，毛泽东一月份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报告发表了。

　　李德只好自行其事，博古也是如此，再也不能征求莫斯科的意见了；同时也无法援用共产国际的权威了。差不多两年后这条联络线才得以恢复。当时大家只能各自为政。过了近四十年之后，李德还特别提到：当时的那种状况，“对毛泽东是最有利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