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到医院看望陈毅。他带来的消息并不令人愉快。他告诉陈毅，中央委员会（几乎成为李德和博古的代名词了）决定红军主力几天后撤离，突破蒋介石的“围剿”，向西转移建立新的根据地。

　　一九二九年严冬，陈毅随毛泽东和朱德离开井冈山向南行进，和他们并肩战斗，在赣南和毗邻福建省的边区建立了中央苏区。他目睹了苏区发展到拥有三十五个县，三百万人口和有一块相当于以色列和黎巴嫩领土总和的土地。他看着这块根据地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建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瑞金成为“红色的首都”。

　　现在这一切都将结束，什么花言巧语也掩盖不了严酷的现实。陈毅看到了这一年多来的惨重损失，红军在反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战斗中一次又一次的失利。陈毅是讲现实的，他没有试图自欺欺人，把白菜清汤说成鲜浓肉汁。红军面临的是惨重的溃败以及艰险的撤退。

　　周恩来还带来了进一步的消息，中央委员会决定陈毅不随主力红军撤退。他将留下来在苏区指挥军事行动。他只负责军事指挥，另一位老资格的政工干部项英负责全面工作，他们俩将在一起共事。陈毅很清楚，项英与博古、李德关系密切，是“苏俄”路线的支持者。

　　陈毅将率一支二万五千至三万人的部队，其中至少一万人是伤员，许多人象他一样伤势严重，根本不能参加战斗，当时很难估计有生力量究竟有多少，现在就更难估计了。战斗人员的数字虽然高达一万六千人，而受过正规训练的只有六七千人。其余的是赤卫队，许多人从未握过步枪。而敌人方面，蒋介石能够部署二十万人，他还可从附近的部队抽调更多的人。陈毅没有问他的部队有些什么武器弹药，他知道武器弹药是不够的，因为从来就没有够过。

　　周恩来非常敏感，他完全明白他传达的命令不可能激起陈毅的热情。他强调陈毅将起的重要作用，他赞扬陈毅具有经过考验的战斗能力，以及对农村情况的深刻了解。陈毅在这里战斗了多年，没有一条山路、一条蜿蜒的河道他不了如指掌。而且正如周恩来指出的那样，陈毅受了伤，长征对他来说是十分艰难的。

　　“你的伤口怎样？”他问陈毅。他对陈毅的伤势很了解，因为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四日，他和陈毅一起去兴国前线，陈毅就是在高兴峪那次战斗中负的伤。陈毅回答说伤势没有好转，医生还没有把所有碎骨片取出来。他一直要求拍一次X光片，但他们却没有给他拍。周恩来听后马上去找有关部门交涉。原来，X光机器和片子这时都已包装好准备撤离。结果不得不重新打开。因为没有电，周思来命令把无线电台备用的汽油发电机运到医院，专门给陈毅拍了X光片子。

　　命令总是命令。陈毅是个好军人、好将军，他执行命令，接受了中央交与他的任务，即使心里并不痛快。当他发现他的同事项英对于下一步怎么做的想法与他截然不同时，他又增添了几分不快。项英主张硬拼，而陈毅主张避开敌人的锋芒进山打游击。他认为这是生存的唯一机会。然而，他的意见被否决了。

　　陈毅对他的使命感触很深。他没有公开表示他认为这与反毛的政治斗争有关，尽管他的许多朋友待有这种看法。他承认对他的委任是有正当理由的，因为他比任何其他指挥员都熟悉这块土地，他是个有经验的领导人，他的任命会提高那些留守人员的士气，会使他们感到红军并没有放弃中央苏区。但是，陈毅对这件事的情绪很大，一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一九五七年，他在一次讲话中既谨慎又明确地表示，把这样一个重大的任务交给一个指挥官，而事先不征求他的意见，这样的作法是不对的。

　　十月中旬，这是个气候宜人的时节。但从于都出发的那一行人情绪都不高。这个决定周恩来不只告诉了陈毅一人。与陈毅谈话之前，他把毛从于都召到梅坑的总部，告诉他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毛对此事的反应如何，没有记录，但是他对当时的军事形势感到日益不安。他两次提出建议，都遭到李德和博古的拒绝。他每次都建议红军放弃阵地防御，迂回穿插到国民党封锁线之后，越过碉堡群，袭击敌人后方。有一次他主张向东挺进浙赣，进而直取南京；后来又建议打进湖南。这些就象对牛弹琴，没有人听他讲话。在北京的长征问题专家王愿坚说：“我们有一种说法，一项战略一旦开始执行，就必须坚持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