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宪辉当时也在那里做扩红工作。他现年七十四岁，看上去有点象年迈的赫鲁晓夫，帽子戴在脑后，宽宽的（中国的）乌克兰人脸，眯着眼，一副乡村人精明能干的样子。他的父母是于都的贫农，姐姐卖给人家当童养媳。红军一到，他就加入了共产党。一九三四年五月，他在于都担任党支部书记，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扩红。由于广昌战斗伤亡惨重，部队需要征集每一个可以参军的人。当他登记了一千名入伍者后，他自己也参了军。他参加的部队是一个新编师，即第十五师，或者叫做第一军团少年共产国际师，当时才十八岁的肖华任政委。该师平均年龄为十八岁，最大的也只有二十三岁。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下午六时，曾宪辉踏上了征途。他身上背着五磅大米的干粮袋，一百发子弹，两颖手榴弹，一支步枪和一套棉衣（天气还很暖和，不必穿棉衣），一共加起来负重六十五磅。至此，他只知道部队要转移，对长征却一无所知。但他跟随部队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长征在吴起镇结束。

　　参军的人源源不断。组成了新编八军团，第三十四师和减员较大的三军团也补充了战斗力。红军队伍不断地扩大，各县男子已所剩无几。一九三三年长冈乡四百零七名青年中有三百二十名参加了红军，只剩下妇女和老人。瑞金县自毛泽东第一次到那里至一九三四年十月，近五万人参加了红军；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的一年里，有二万多人参军，仅一九三四年五月一个月就有二千人参军。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间参军的人中，大多数人参加了长征。该具为革命牺牲的人达一万七千六百人，尚不包括被国民党报复残杀的大约五万人。研究长征的专家胡华教授估计开始长征的部队大约有一半是新参军的，因为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营以下的指战员伤亡惨重。

　　为动员青年参军，他们想尽了种种办法。军属在商店购物可以享受百分之五的折扣；有时还免征税收；红军家属的土地有人代耕；如果战士在前线牺牲，烈属可以得到抚恤金和免费劳力。向军属发了军属证和光荣匾，他们的家门前挂着用大红纸写的光荣榜，给军属送慰问品，包括最稀罕的商品盐以及火柴和大米。还举行群众大会让军属到台上发言，使他们觉得自己与红军有特殊的联系。

　　由于国民党人的封锁，盐、燃料、棉织品和火柴等物品在苏区当时是无价之宝。共产党人想尽一切办法鼓励偷运和贸易。这些商人很机灵，他们惯于贿赂，他们能够经常来往这一地区。与苏区做生意有利可图，加上银元的刺激，出高价的激励，使得商人们不惜一切穿过封锁线，与苏区不断地进行贸易。赣江上经常有人用夹层船把煤油和盐（一个银元一斤，比外面价格贵十三倍）运入苏区。苏区有些钨矿，封锁也未能阻止矿石外运。毛的弟弟毛泽民当时住在于都，组织贸易，监督运输。

　　共产党人没有让马克思主义教条阻挡自我生存的道路。那些化装成运粪苦力的小贩在臭气熏人的担子里把电筒和电池偷运进来。铁匠、粮商、米商，受到保护，甚至放贷者都获准做生意，但受到严密监督。共产党的军队在苏区纪律严明，享有良好的声誉。的确，他们没收富人的财产，然而中产商人却倾向于共产党而不喜欢蒋介石的军队。

　　农民之所以特别拥护红军，是有其深刻原因的。贫困的赣南农民过着被奴役和被剥削的生活。地主出租土地收取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利息，借钱的利息是百分之三十，粮食的利息百分之五十，耕牛百分之七十五，食油百分之二十至二百，盐百分之一百五十。贫苦农民的债务越陷越深，根本无法还清。一九三零年十月和十一月，毛泽东视察了兴国县和另外六个正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县。他发现占当地人口的百分之六的富农和地主，拥有百分之八十的土地。而贫苦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只拥有百分之二十的土地。于是他命令把富人的地分给穷人。他主张免除农民的高利贷负债，给农民分配土地，再免费分给未耕的山林荒地。他号召禁止赌博和抽鸦片，并杜绝抢劫。他说共产党正在建立一种夜不闭户的社会秩序。连残疾人和盲人也可分到土地，由壮劳力替他们耕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