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人之间的争论当然不仅仅是关于军事理论问题，还涉及到毛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之间的根本分歧。在李德那座小小的、四周都是稻田的“独立房子”里，有他的一间卧室，‘另一间稍大一点作会议室，还有翻译和警卫住的一间屋子。年轻的伍翻译耳听四方，那里几乎没有一件事能逃过他的耳朵。李德和博古（一九三二年二十五岁时当上了中国共产党的书记）背地里对毛泽东大肆嘲弄。说他不过是一个“无知的乡下佬”，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说他强调重视农民是肤浅的表现，“山沟里不能出马克思主义”。博古断言：“在落后的县城是不可能建成马克思主义社会的。”这些说法反映了莫斯科的观点。斯大林手下年轻的中国事务专家巴威尔。米夫和中国党内苏俄派头头、同样年轻的中国布尔什维克王明都认为无论毛泽东还是朱德对马克思主义都知之甚少。米夫和王明说朱毛不过是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所描写的绿林好汉而已。

　　正是在这种气氛中，排斥毛泽东的阴谋诡计层出不穷――剥夺他手中的权力；限制他的影响；想把他送往莫斯科；乃至要开除他的党籍，等等。他们使了一着又一着，如果不是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比较起来，莫斯科总是更关心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而不太注意中国的现实。

　　那时，国际上出现了日本对远东的侵略和希特勒在欧洲的威胁，这促使莫斯科重新估价中国。它感到需要利用毛泽东的威望来加强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因而，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举行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在毛没有参加会议的情况下，恢复了毛的政治局正式委员的地位，共产国际抑制了中共对毛泽东的批评，出版了经过大量删改的毛在一九三四年一月末召开的中央苏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一篇讲话。

　　这些变化丝毫没有影响李德对中国军事方针的全面控制，决策权仍然掌握在李德、博古和局恩来所组成的“三入团”手中。

　　尽管李德至死坚持说，他被振到中国来仅仅是作为顾问；尽管中国现代的分析家认为、从技术上来说，博古说的顾问一职也没有说错。事实上，正是中国人自己把权力拱手让给了李德。

　　李德在回忆录里写道：“尽管我一再提醒（中国）干部们，我的职务仅仅是顾问，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了一种局面，好像我掌握了最高权力。”

　　担任过翻译的伍修权将军同意上述估价。他说：“我认为，李德自己并没有篡权，而是博古把权力交给了他，失败的责任在中国人身上。”

　　伍修权认为，用中国的话讲，李德来到中国真是“如虎添翼”般地助长了中国的“左”倾政策。

　　伍追述说，“我们称他为‘太上皇’，就是主宰一切的上帝。博古对他从来都是言听计从。”

　　伍惨权承认周恩来对这种局面的形成也负有责任。无论周恩来是否同意李德的意见，有证据表明他最终还是对李德产生了意见分歧和不信任感，但他确实没有或者是未能进行有效的抵制。

　　如果李德的建议使红军取得了胜利，那么这一切也就无关紧要了。但情况并非如此，他的建议使红军遭受一次又一次的损失，没有得到任何收益，没有战利品，没有增强兵力，相反，却使红军控制的区域不断缩小。

　　起初，李德得到了军事指挥员们的广泛支持，连朱德也几乎每天去那所“独立房子”拜访他，向他请教。其他将军对他的态度也一样，李德还得到有影响的洛甫（他曾在旧金山唐人街当过报纸编辑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力分校的图书馆馆员）和受伤的军队负责人之一王稼祥的全力支持。

　　也有一些部队指挥员，尤其是那位心直口快的第三军团司令彭德怀很早就与李德发生了争执。第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与彭的态度非常相似。而第一军团的军团长林彪的态度却比较暖昧。他请教李德，认真听取他的意见，因此后来有人指责他有时显得有点溜须拍马。

　　象刘伯承这样的指挥员的态度是毋庸置疑的，他公开对李德提出质疑。有时即使是遇到一些小事情――如有一次李德在战场上打了刘部队里的人，还撤了那个人的职――两人都有争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