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近五十年之后，聂荣臻回忆说，当时他和林彪急切地想多了解一些关于他们的去向问题。但是，毛泽东毫不留情地堵住了他们的嘴。他不想让人猜疑他和将军们正在秘密策划些什么，他结束了谈话，建议他们去参观一个新开的图书馆。

　　十月十日，阳光明媚。正午刚过，一群人开始在梅坑――中央红军司令部所在地――村外的一个交叉路口集合。大约有一百多个男人和二十到二十五个妇女，看上去不象是军人。他们都是被派往休养队的――老、弱、伤、病和妇女。每人一袋干粮，十斤米，但愿够吃十天的。另外，每人还有一条毯子，一包换洗衣服，一把梳子，一把刷子，一个笔记本，可能还有一个手电筒（这是最难找到的），一些备用电池、肥皂、一两本书及其它一些必需品。每人腰带上都接着一个大搪瓷杯子，里面塞着牙刷和毛巾。这群人中年纪最大的是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他已年过六十，因此为他配备了一匹马。董必武那时是四十八岁，他和毛一样，也是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他的同志们都认为，如果当时把他留下来，肯定是死路一条。徐特立五十七岁，他曾是毛的老师。徐特立精瘦、幽默，长着一脸胡须。他有一匹马；蔡畅也有马，她是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妇女。此外，还给毛的怀有身孕的妻子贺子珍配备了马匹。

　　很快，这支杂牌军被编成了排和班，每个男女成员都领到了一杆红缨枪，以备队伍一旦遭到攻击时作为自卫武器。落日时分，党的保卫部门负责人、整个非战斗部队的指挥员、曾当过水手的邓发出现了。他一反平日的严肃态度，讲着广东口音很重的普通话同这支队伍开玩笑。他想活跃人们的情绪：“这可是一支了不起的队伍呀。我们有音乐家、剧作家、作家。如果我们想演一台戏，那可是万事俱备。”气氛果然活跃了一点。队伍在暮色中向于都进发了。这是红星纵队的一部分。为了使他们不致迷失方向，沿途每隔一段就有红星标记指路。

　　毛是过些时候才离开的。他还有任务，其中最艰巨的一项任务就是十月十五日要给留在于都的党的干部们讲话。他必须告诉他们，红军正在撤出；还要让他们了解今后的局势，并告诉他们红军主力离开后，他们应当如何工作。这时，于都城里所有的人都意识到情况非同寻常。成千上万的部队开进于都，然后又离开，或者过江，或者南下去安远。

　　当然，大部分年轻的红军战士都不知道这些情况。他们相信他们要去打一场大仗，也意识到他们要冲出包围圈。很多人还领到了过冬的棉衣（这使他们很吃惊），所有的人都要在干粮袋里储存十天的粮食。然而，这次行动的真正目的何在，却一直小心地不予透露。

　　疾病缠身、面带菜色的毛泽东仍在接受傅连璋医生的治疗。这时他正在对一群党员干部讲话，他尽力使自己的口气充满信心。他的讲话内容没有被保存下来，不过，无疑是传达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说明部队要冲出包围圈，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建立新的根据地的计划；号召干部要照常工作；告诉大家部队进行了分编，红军留下了很大一部分兵力保卫苏区，他们不会永远离开，他们会回来的。毛泽东坚信，革命最终必定胜利。

　　这是一次高、中、低三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对这些干部讲话的时候，周恩来、朱德、博古、李德，所有部队的首长和党的整个最高领导机关已经上路了。中央机关十月十二日到达于都，又乘夜色朦胧穿过了于都。几千名挑夫（一天付一块银元），挑着苏区的大量财物――印刷机、纸币镌版、造子弹的机器、重新装填空弹筒的压床、爱克斯光机、满载重要（及不重要）文件资料的箱子，红军储备的银元、金条、大米、药品、备用的枪炮、收发报机、电话设备、大卷的电话线入等等。毛泽东后来说：“就象大搬家一样。”埃德加。斯诺则称之为“整个国家走上征途”。这太夸张了，还是毛说得确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