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修权的烹饪问题是间接地由稻田引起的。他和李德的工作人员在青蛙出没的稻田里养了十来只鸭子。鸭子长得很肥。他不打算在撤离时把鸭子留下来。于是，那几天每顿晚饭都吃鸭子，直到最后离开。他仍记得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他们把最后一只鸭子做成了美昧的香酥鸭块。因此，伍修权总是把这一天和红军撤离苏区的日子连在一起，尽管后来人们普遍认为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是长征正式开始的日期。

　　秋天到了，党的干部们说话更公开了一点，甚至出版物中也有所暗示，那些善于从宇里行间揣摩意思的人可以由此推测出未来的事情。例如，洛甫（张闻天）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为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写了一篇社论，指出为了保卫苏区、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我们不得不暂时放弃一些苏区和城市。……在某些地方，由于敌人堡垒密布，我们必须冲破封锁线，转移苏区，保存军队主力的有生力量。”

　　这时，红军高级领导层的每个人都知道部队即将转移，但是他们不知往何处去。一些人猜湖南，另一些人猜江西的其它地方，一些人说是贵州，还有人说是云南或四川。除了最高领导之外，其他人都不了解。为了躲避蒋介石飞机的轰炸，红军总司令部迁到了瑞金以西的云石山地区。在那里，干部们见面时总是互相会意地说：“转移的时间就要到了。”有时他们互相问“你走吗？”回答不一。一些人答：“当然。”另一些人则说：“不知道。”说这话的往往意味着不走。蔡晓乾回忆说：“这消息传来，就象在下池清水里投下一块大石头”，激起了人们的不安。很快，走留人员名单开始列出来了。一些家属带着柜子、箱子回了家乡，说是“他要走了”（但不说去哪里）；不少伤员从医院回到了原部队。关于谁去谁留的小道消息也开始流传了。起初，有人说徐老将留下来。徐老就是徐特立，他曾是毛在长沙师范的老师。人们说他年纪太大，经不起未来的艰辛。但后来又传说他也走，并被指定与休养队同行。已替他找了匹马，但尚未找到马夫。爱传小道消息的人此时还不知道，有人悄悄地已让毛泽东看了一份留守人员名单。毛的许多亲近的人都在名单之中――他的弟弟毛泽覃及其妻子贺怡（毛的弟媳又是妻妹，因为她是毛夫人贺子珍的妹妹）；毛的朋友、湖南同乡、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何叔衡；早年担任共产党总书记、现已被罢免的瞿秋白（据说他肺病严重，难于同行）；陈毅司令员；共产党早期党员、毛的支持者贺昌；毛的另一个拥护者、宁都起义部队后来的领导人之一刘伯坚等等，许多人。毛的建议似乎一个也未被接受。甚至他请求带上瞿秋白的意见也未被采纳。与毛泽东的关系成了留在苏区的特许证，而根据当时留下来的陈丕显将军的看法，留下来的人只有十分之一能幸存。

　　一九三四年秋，毛泽东四十岁。他双颊深陷，憔悴消瘦，黑发长得几乎齐肩，两眼炯炯发光，颧骨高耸，看上去很难受。他患疟疾，经常复发，一病数月。尽管教会医院出身的傅连璋医生使尽了浑身解数，他还是处在半恢复状态，感到虚弱和乏力。他知道红军将要采取什么行动，因为在作出决定之后周恩来给他报了信。周实际上是总参谋长，参加决策。然而，发号施令的是李德，他的命令又自然而然地得到党的总书记博古的拥护。即使周有不同意见，他往往也是以一比二处于劣势。所以他的任务就是作为―个优秀军人去执行上级的命令。

　　没有人同毛商量，也没有人征求他的意见，这毫不夸张。在党的领导层中占统治地位的“苏俄”派里，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要把毛开除出党。早在两年前，他就失掉了军事和政治决策权，仅剩下了有职无权的一个头衔――中央苏区政府主席。他主持地方会议，近几个星期，对于都地区的情况进行了有名无实的调查。于都是一个傍河的县城，他那时住在一条小巷深处一所舒适的灰砖房里，紧挨着于都北门。他和二十四岁的妻子贺子珍住在一起。这时，贺子珍已是第四次怀孕了，预产期是第二年的二月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