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前，受毛泽东的影响，以陈云为代表的一大批党的领导干部在学哲学和用哲学的基础上，养成了哲学思维的习惯，这对他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破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从而进一步破除在党内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正确地领导和指导革命工作，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后来陈云曾感慨地说：“毛主席说过，我们共产党内能有100多到200人真正学通了哲学，那么我们能够打败帝国主义。毛主席的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是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胜利，为我们党培养了一代人。”“一批老同志以及‘三八式’的一大批干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全国的解放准备了人才。”② 由于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了科学思想的武装和正确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中国共产党逐步走向成熟，为中国革命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对陈云个人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和哲学思维的养成，也使他自己“终身受用”。

　　新中国建设时期，毛泽东推崇陈云的哲学思维

　　新中国成立以后，陈云成为财经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对于刚刚全面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财经战线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一些资本家和投机商曾公开宣称：共产党搞军事是100分，搞政治可得80分，而搞经济则只能打一个零分。有人怀疑，有人幸灾乐祸，还有人在蓄意破坏。严峻的经济形势，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重大难关。解决经济建设的难题，并不比解决军事和政治难题轻松。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个重要的历史阶段，陈云的领导风格和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中，表现出来的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哲学思维。1953年，全国粮食紧缺，“不少地方已开始发生混乱”，“东北灾情很重”，“北京、天津的面粉不够供应”，粮食“收进的少，销售的多”，粮食收购和销售存在着87亿至117亿斤的差额等。面对这样严重的局势，陈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粮食问题的八个方案，提交中央经过反复比较和选择，最后作出了“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决策。1956年，针对“三大改造”后对私改造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陈云提出了《公私合营后一些问题的解决办法》的意见，并在当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上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设想。陈云主张，在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主体下，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为补充；在计划生产的主体下，有一定自由生产作为补充；在国家市场的主体下，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为补充。这些观点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处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①《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3页。

　　② 转引自《当代中国研究所纪念陈云诞辰100周年学术座谈会发言摘登》，《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4期。】

　　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每遇历史曲折，陈云总是强调领导干部要学习哲学，强调哲学思维对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性。比如，在经历了1956年经济建设上的冒进后，他提出领导干部必须认真学习理论。“学习理论，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因此，首先要学哲学，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是要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