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是在投机资本掀起的物价风波中掌管全国财经工作的，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1949年7月，由中央财政经济部与华北财经委合并组成的中财委正式成立。面对物价危机，陈云一边“安地盘”，一边领导中财委，与投机资本展开斗争，稳定物价。7月27日至8月15日，陈云在上海主持召开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大区财经会议，分析严峻形势，商讨解决对策。8月8日，他在会上讲话，详细阐述了克服财政经济严重困难的具体办法。他说，物价稳定是大家关注的重点问题。物价上涨，原因在于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因为财经困难，不得不依赖财政发行票子。陈云表示：为了战争的胜利，票子还得发。现在是大兵团作战，需要发的票子很多。8至10月每月需发行1633亿元人民币，以7月底2800亿元为基数，每月发行指数增加58%。11月、12月除军费外，还要收购棉花和出口物资，两项合计每月需发行1692亿元。继续发票子，通货膨胀，人人都要吃亏，尤其是靠薪资为生的人和党政军人员。所以多发票子，有利有弊，怎么办？陈云主张一是发行公债，向关内发行2400亿元人民币（包括收购一部分黄金外汇）；二是抓紧收公粮和收税，逐渐增加税收比重，弥补财政赤字。9月2日，中央同意了上海会议提出的稳定全国物价的具体措施。8月和9月，全国物价相对比较平稳。

　　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农业的基础本来就比较薄弱，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一时间，全国各地到处闹饥荒，浮肿病、非正常死亡、人口外流现象迅速蔓延。历来重视粮食的陈云，撑着病弱的身子，到各地调查，亲自了解问题的严重性。他努力排除放“卫星”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做法的干扰，挤干数字中的水分，还事实以本来面目。1960年的粮食产量，有人估计3700亿斤，他根本不信。他算了算，估计顶多3100亿斤。600亿斤的差距，非同小可。他认为，要缓和粮食紧张局面，1961年至少要比上年多收四五百亿斤才行。如果上年估计为3700亿斤，新一年粮食就得4100亿斤，从农业受损程度来看，根本就没有可能。如果只有3100亿斤，增到3500亿斤还是大有希望的。后来经过仔细核实，1960年实际产量确实只有3100亿斤。新一年只要有适当增产，就能缓解形势。陈云得知消息后，极为兴奋，破例喝了一杯葡萄酒。

　　1962年初，粮食不足的矛盾仍然十分尖锐。2月26日，陈云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提出城市人口每人每月供应3斤大豆。他算了一笔账，每人每天最低需要70克蛋白质，1斤粮食含蛋白质45克左右，1斤蔬菜含5克，而1两大豆就含20克。实行这个办法，每年需要供应城市30亿斤大豆，这是可能的。在缺少肉类和蛋品的情况下，用大豆补充营养，是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3月7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又提出增加捕鱼量和保证猪的收购，给6000多万大中城市人口平均每人每月半斤鱼和半斤肉。他计算过，通过这些办法，鱼、肉两项，5口之家1个月就有5斤，对改善营养能起到很大作用。陈云想出的这些应急办法，保证了群众生活的基本营养需要，从死亡线上挽救了大量的生命。

　　识大体，谋大局，晚年再展雄风

　　1962年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陈云“靠边站”了。但他一直未停止为国计民生思考。

　　1978年秋，陈云在杭州休养。一天上午，他和夫人于若木正在玉泉公园散步，看到公园茶室的女服务员在结算茶水账。陈云走到茶室，主动要求替服务员打算盘。只见他手起珠落，不一会儿就把账给算清了。服务员不认识陈云，惊奇地说：“您算盘打得真好啊！是个老会计吧？”

　　陈云打算盘的情景被随行的工作人员拍了下来。1981年初，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看到这张照片后非常感慨，写了一首诗：“唯实是求，珠落还起。加减乘除，反复对比。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老谋深算，国之所倚。”

　　这首诗是陈云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筹谋策划的形象写照。

　　这次杭州“打算盘”的短短数月之后，陈云再次出山，操持国民经济的“大算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重回中央最高领导层。1979年3月，陈云担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再次主持财经工作。甫一上任，他就为经济工作大局，打了一个“大算盘”。

　　“文革”后，人们从长期动乱的恶梦中醒来，看到了国民经济受到的严重破坏，也看到了发展缓慢的中国经济与飞速发展的世界经济越来越大的差距，在痛心和震惊之余，头脑又开始发热，不顾国情国力，强行要求“大干快上”，“革命加拼命”，搞起了一轮“新的跃进”。当时生产和基本建设安排规模过大，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引进工作太急。

　　陈云敏锐地注意到当时经济工作急于求成的问题。他通过反复的交换、比较和分析，认为当时“新的跃进”的条件还不存在，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应该是调整。3月中旬，同李先念商讨后，陈云起草了两人联名给中央的信，提出要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速度”，借外债要考虑支付能力等。中央接受了这个建议，提出了“调整、改革、充实、提高”的方针，既实现了新时期以来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又避免了急于求成的大折腾。

　　中央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后，陈云和国务院财经委面对的另一个复杂棘手且急需处理的难题那就是宝钢问题。1978年12月22日，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和新日钢铁公司在上海签订了关于订购上海宝山钢铁总厂成套设备的总协议书。12月23日，宝山钢铁总厂正式开工建设，预定分两期、用7年时间建成。国内有关部门概算总投资约200亿元。以当时全国人口计，平均每人要为宝钢分摊20元。无疑，这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是一个超级引进项目，投资规模巨大，对国民经济全局影响甚巨。开工后暴露了很多严重问题。一时间，议论纷纷，“骑虎难下”。陈云从1979年4月底5月初开始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一个半月之内，陈云集中考虑宝钢建设方针，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到现场直接接触和了解实际境况，三度反复，才最终拍板定案。中央按照陈云的意见，由“举棋不定”转为下定决心“干到底”。虽然宝钢建设后来还经历了一些波折，但由于动手早、基础好，工程质量全优，建成投产后，产生巨大效益。实践证明，建设宝钢的决策是正确的。

　　陈云善于打“大算盘”，就是在复杂的形势面前，总是善于谋大局、谋大事，善于从战略高度考虑问题，善于抓住问题的要害和症结，善于驾驭复杂的形势和局面。毛泽东曾赞赏地说，“他看问题很有眼光”，比较“能干”。

　　1995年4月，这位一辈子为国计民生筹谋的老人去世了，只留下不到2万元的稿费和不多的遗物，还有那个他使用多年早已破旧的小算盘。小算盘是陈云生前操持国计民生“大算盘”的见证。

　　陈云，这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没有给自己留下什么积蓄，却把有形的、无形的巨大财富，留在了中华大地，留在了人们的心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