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华被分配到了辛营公社。在这个长城脚下的公社呆了一段时间后，冬天来了。陈伟华找了个周末回到了家。

　　21岁的陈伟华第一次远离家人，在怀柔人生地不熟，常常会想家。“有一次不是周末，我也没向学校请假，走了几十里山路冒雨赶回家。没想到，爸爸看到我回来，非但没有显出高兴的样子，得知我没请假后，还严厉地批评了我”。父亲表情严肃、语气严厉，“让我立即回去”。此时，想家的陈伟华有着一肚子的委屈，孤独的山村生活，冒雨赶回家……，面对父亲不容置疑的目光，她流泪了。

　　父亲对陈伟华说：“孩子们的功课缺不得，你应该在那儿安心教好书、育好人，在农村干出好成绩。”

　　“听了父亲的话，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赶回了怀柔山区学校。”也是因为有了父亲这一次的教诲，“后来有一次回家赶上下大雪，长途汽车停驶，为了不耽误上课，我踏着雪步行几十里赶回学校”。

　　陈云对农村、对农民有着很深的感情，这也让陈伟华有了铭记一生的一次对话。

　　陈伟华无意中对父亲说起：“乡下条件很差，老乡也不讲卫生，连手纸都不用。”

　　父亲听了以后，很认真地掰着手指头给女儿算细账： 一卷手纸要多少钱，农民一个月需要花多少钱买这些手纸……

　　父亲还告诉陈伟华，在乡村不要穿皮鞋，每月的工资都要省着花！“以后，他知道我存下了一点钱，常常打趣地问我：你的存折上有多少钱了？是个‘财主’了吧？”

　　后来，父亲得知陈伟华每次回到城里都要东奔西跑，为乡亲们代买东西时，高兴地和家里人说：“南南（陈伟华的小名）每次回来，还要为老乡买东西，真成了一个怀柔人了！”

　　1978年，陈伟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l982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人事部，后来又被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抽调到广电部工作。

　　也是在1978年，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20世纪80年代，教师的社会地位还比较低，师范学校招生困难，整个教育系统师资力量匮乏。为了给社会起带头作用，陈云有意让女儿“归队”，到学校当一名教员。陈云对他的秘书说：“伟华是师范毕业的，应该回到教育战线去。”

　　“爸爸的这个想法也通过秘书透露给我。当时恰巧我也面临着内心的抉择： 究竟是继续留在国家机关当干部，还是重新回到曾经熟悉的讲台，再续那份师生情谊？考虑再三，我终于决定完成这一角色转换”。

　　陈伟华告诉父亲，“我愿意回去当老师。”父亲高兴地连说：“太好了，太好了，我举双手赞成！”

　　1985年，陈伟华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北师大女附中（后改名为北师大实验中学），成为一名历史教师。

　　酷爱玩核桃和评弹

　　从那以后，这两个核桃就放在陈云的沙发旁边，听评弹的时候，思考问题的时候，还有秘书给他读文件、读报纸的时候，他手里都转动着核桃，最后都磨得发亮了。"爸爸也越来越喜欢它们，常常对家人讲：这就是我的健身球。"

　　"党的十四大以后，爸爸过着退休的安静生活。在这段日子里，评弹和书法成了他最好的'伙伴'"。20世纪50年代初曾出现全面停演传统评弹，仓促上演新编书目的局面，但新编书目内容粗糙，质量低下。1959年后，陈云大胆提出："古代人说现代人的话是不合适的，孔夫子不能穿列宁装。"

　　上世纪60年代前后，文艺界极左思潮甚嚣尘上，文艺作品流于枯燥严肃。陈云风趣地说："听众出了两角钱，不是来上政治课，做报告也要讲点笑话。"

　　"后来，爸爸病重住院时，那台老式录音机一直放在床边。每当我去医院看他，听到病房里传出一声声婉转轻舒的琵琶声，就知道他此刻是安详的、舒服的。"陈伟华说。

　　陈伟华回忆父亲：给家人定下"三不准"

　　爸爸给家人定下了"三不准"：不准搭乘他的车、不准接触他看的文件、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他特别交代，孩子上下学不许搞接送，要让我们从小就像一般人家的子女一样学习和生活。

　　父亲很忙，没时间和我们在一起。有一次，我从托儿所回来，见到父亲扭头就跑，因为对他太陌生了。每次见面，父亲总是把我拉到怀里，用胡子亲我，还问"扎不扎？"我咯咯地笑。父亲离开家人已经十几年了，可当年那被"扎"的感觉似乎还留在我的脸上。

　　爸爸非常喜欢写毛笔字。他曾告诉妈妈，上小学时，每天晨起先练大字，然后再去上学。后来到了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当学徒，也是每天早晨先写一阵毛笔字，然后再到店里。到了老年，写毛笔字则成为他娱乐和锻炼身体的一种方式。

　　我珍藏着爸爸写给我的每一张条幅，时至今日，每当展开它们，看到那潇洒飘逸中透着刚劲的墨迹时，都仿佛清晰地看到他站在桌前悬腕挥毫的专注神情。

　　（本文参考《陈云文选》第一卷《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讲话》、《陈云传》、《缅怀陈云》、《开国财头陈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