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上海地方法院在停止运作前的最后一个被告，是荣德生的四子荣毅仁。1949年5月25日，该院公开审理荣毅仁“军粉霉烂案”。也就在这一天，解放军攻进了上海城。

　　荣案是一个“乌龙案件”。从1946年11月起，荣家为粮食部代购代储军粮，并负责运输到北方战场。在辗转运输过程中，各经手官员上下其手，优劣杂混，到士兵手上，有的已成霉烂的面粉。1949年4月，国民政府监察院以“侵占公有财物”，“不计调换折扣的耗损，侵蚀利己”等罪名起诉荣毅仁，指责他把霉烂的大米卖给政府，结果导致了东北战场的失败。荣家百口难辩，只好等待法庭审理。

　　解放军进城，荣案不了了之。

　　上海解放。一个叫范因克（Finch）的美国记者报道了他看到的景象：法租界内的大世界歌舞厅，本城最大的娱乐场所，竖起了一幅巨大的毛泽东画像，人们花了好几个星期才制作成功。建筑物顶上出现了红旗，并在店铺门外飘扬。而在22年前，同样热情洋溢地悬挂着的是国民党的旗帜。有些热情的市民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旗帜，就急忙将“青天白日满地红”撕去青天白日，制成红旗。欢呼雀跃、轻松舞蹈的学生们在大街上扭起了秧歌，这种粗犷的西北舞蹈正风靡大江南北。范因克最后说：“整个景象就如同带有马克思主义烙印的好莱坞电影翻版。”

　　三天后，第三野战军司令员、率军攻克南京的陈毅到上海。这位比蒋经国年长十岁的大将军刚刚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他将承担安定中国最大工商业城市的重责。几乎同时，毛泽东将陈云从东北调进北京，出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管全国经济的重振与规划，7月17日，履新不久的陈云抵沪。两陈并肩，开打新中国的第一场经济战役。

　　当时，尽管全国性战事已经平息，但是物价上涨势头仍未遏制。以全国13个大城市1948年12月的批发物价指数为100计，1949年1月上升为153，4月为287，7月为1059，11月达5376。民间企业家对实业毫无信心，资本大多用于投机，北京、天津两市200家银行钱庄中96%的资金直接或间接从事投机活动，资本规模极为庞大。全国经济混乱的“龙头”，自然就是上海，其规模、人数、实力远非京津所能相比。就在1949年5月前后，上海24个商品交易市场和30多个茶会市场，也都被利用来大搞投机活动，全市200多家私营银行、钱庄全部在从事金银外币、证券股票等投机买卖，加上金号、证券号、银楼、钱兑业，以及地下钱庄和职业性的金钞贩子、银元贩子等，全市的金融性投机活动者竟达30万人之众。

　　在疯狂的投机中，不但原来的国统区物价乱涨，连解放区也受到通货膨胀的困扰。1949年，新政府全年支出军政费用、救灾费用及抢修铁路等经费共达567亿斤小米，而当年财政收入仅303亿斤小米，财政赤字达264亿斤小米。刚性支出庞大，也只好靠发行钞票来解决，人民币的发行额直线上升。一年之内通货增加160倍，到1950年2月则增加270倍。

　　全国要稳定，首先物价要稳定，而物价稳定的关键，无疑就是上海。

    两陈与上海都有渊源。陈毅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就是从上海离国的。抗战期间他长期在华东一带坚持游击战，鏖战间歇，还能写出一手豪情四溢的古体诗，是共产党内出了名的儒将，他的长兄陈孟熙曾担任国民党上海警备区政治部主任。陈云更是上海青浦人，早年在张元济的商务印书馆做过学徒，也在这里练出了一手叮当作响的打算盘功夫，号称党内第一算盘手。

　　全中国的工商业者都盯着这两位会写诗和打算盘的中共将领，上海考验着共产党人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模式。

　　在当时的国内外舆论里，有一个声音似乎是共识：共产党打仗是第一流的，治理经济恐怕不入流。日后，荣毅仁回忆说，他当时便认为“共产党军事100分，政治80分，经济打零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写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中也说：“中国人口在18、19世纪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一个中国政府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

　　两陈此时面临的上海经济局面，与一年前蒋经国“打虎”时完全相似，是恶性通货膨胀前提下，货币市场与商品市场的两重混乱。蒋经国的办法是，用金圆券换法币，然后用口号和冲锋枪强行弹压商品投机交易，而其结局是惨败。这一回轮到陈毅和陈云来展现治理才干了。

　　从1949年5月进城到1950年初，“两陈”与上海的投机商人围绕货币和商品，面对面地打了三次场面激烈的攻防战。

　　第一仗是银元大战，金融投机商在此役中全军覆没。

　　上海解放当日，陈毅就颁发布告：自即日起，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人民币与金圆券的兑换比例为1∶10万，在6月5日前，暂准金圆券在市面上流通。因为金圆券已成废纸，所以兑换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到6月3日，收兑的金圆券已堆满了所有的银行库房，装运的汽车从外滩沿九江路排到了四川路。可是，金圆券收上来了，人民币却下不去。

　　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使得市民对纸币失去了信心，投机商乘机炒作“黄白绿”——黄金、银元和美钞，其中银元——俗称“袁大头”或“孙大头”，指民国期间铸造的两种银元，分别因印有袁世凯和孙中山的头像而得名——成为主炒对象。在5月底和6月初的10天里，银元价格暴涨了将近两倍，受此影响，上海的批发物价指数随之上涨两倍多，大米和棉纱涨了一倍多，南京路上的四大百货公司开始用银元标价，其他商店闻风而动，相继仿效，拒用人民币。

　　解放军进了上海城，可是人民币却进不了南京路，这自然成了国际笑话。一开始，军事管制委员会采取了抛售银元的办法，可是，10万银元抛出去，马上被投机商吃进，如泥牛入海。此时还坐镇北京的陈云意识到，我们“在金融上所遇到的敌人，已不是软弱的金圆券，而是强硬的银元”。他判断，如果用正常的抛售办法对抗，势必牵动全国的货币市场，造成全国游资围攻上海，形成决战的态势，不要说我方未必有那么多的银元可以攻防，即便足量抛售，局面也是大乱。所以，他与陈毅商量，决定采取断然的军事手段。

　　6月8日，军管会通过报纸、电台进行阵前喊话，敦促投机商停止对银元的炒卖，要求商家接受人民币。10日上午，上海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宋时轮亲自出动，带领全副武装的军警分五路包围了设在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大楼。此楼建于1934年，高八层，曾是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所，抗战结束后，经国民政府批准登记的证券字号有234家，在全国证券金融市场上的地位极其显赫。

　　证券大楼被攻占的经过是这样的：早在9日，公安局已派人化装进入大楼，了解情况，熟悉地形，并确定了一批应予扣押审查商家的名单。10日上午8点，200多名便衣警察按预定部署进入证券大楼，随后分五个组控制了各活动场所和所有进出通道。两个小时后，一个营的警卫部队乘十辆大卡车到达大楼，对整个建筑物实行军事包围。同时，分布在楼内各场所的公安人员亮出身份，命令所有人员立刻停止交易活动，就地接受检查。当时大楼内共2100多人，从上午到午夜12点，公安人员分头搜查了每一个字号，并登记了所有封堵在大楼内的人员名单及财物；然后命令全部人员到底层大厅集中，听政府代表训话；会后，当场扣押234人，移送人民法院审判，其余1800多人被陆续放出。

　　在当时报纸上，一个叫张兴锒的金融业主成了“奸商”的典型：“他的办公室在四楼265号，外挂招牌寿昌金号，屋内单是电话机就有25部，密密麻麻的电话线像蜘蛛网一样，从门外沿着天花板伸到屋外。房间内还藏着许许多多的暗号和密码，同四面八方联系。墙壁上挂着一个证明书，是由国民党财政部部长俞鸿钧签署的。在旁边则挂着一个红纸表格，好像军用地图用来指挥作战，上面写着四个项目八个大字：黄金、美钞、袁头、孙头，每个项目下面，都用白粉水笔注明买进卖出的价格。”在进行了如此详细的现场描述之后，记者肯定地说：“这显然是金融战线上一座奸商的前线指挥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