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证券大楼被突袭，所有的银元炒卖活动顿时停止。随后，全国各地的证券交易场所全数遭查封，“资本市场”从此退出了中国的经济舞台。而对上海来说，民间的金融活动被彻底取缔，意味着上海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功能被摘除，香港取代了它的地位。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它成了单纯的轻工业和商业中心，证券交易所重新回到上海滩，将是整整41年后的事情。

　　银元大战打完后，接着上演的是纱布大战，这又关乎上海最重要的实体产业。

　　纱布大战刚刚鸣金收兵，两陈很快转入第三战，粮食大战。

　　1949年秋季，华北粮区遭天灾，庄稼歉收，原本就紧绷的粮食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在筹划纱布大战的时候，陈云就非常担心北方的投机商集中攻击粮价，如果布粮同涨，南北一起开战，将两面受敌，局面难以收拾。他想出一计，在10月20日急电东北，要求每天发一个列车的粮食到北京，在天坛建仓存粮，而且每天必须增加席囤。这一计谋果然非常有效，北方的粮贩子们看到政府手中有粮，而且日渐增多，便不敢轻举妄动。等到纱布战事抵定，陈云转头专攻粮食。

　　当时上海的存粮只有8000万斤，仅够市民20多天的口粮，防守力量非常脆弱，各大城市也都面临粮荒。粮食交易市场历来在春节休市，正月初五开盘后会有一波行情，俗称“红盘看涨”。上海的粮商们都把眼睛盯在那个开盘日，在整个12月，他们大量囤进粮食，把全部资金都压了上去，眼看，这将是一场最后的豪赌。

　　12月12日，中财委召开全国城市供应会议，对全国范围内统一调度粮食进行具体部署。在上个月，陈云已经要求东北每天往京津地区车运粮食1000万斤，此次更是命令从四川征集4亿斤支援上海，同时要求华中、东北在短期内运粮济沪以应急用。他担心这些粮食还不足以应战，又向中央报告，准备向国外增购4亿斤大米。很快，他在上海周围完成了三道防线的部署，第一道是杭嘉湖、苏锡常一线现有的存粮，第二道是从江苏、浙江和安徽急速运粮，第三道由东北、华中、四川组织抢运。据他的计算，这三道防线合在一起，政府掌握的周转粮食大约有十几亿斤，足够上海周转一年半，京津、武汉等大城市的粮食也得到了大量的补充。

　　正月初五一到，粮食交易市场上“红盘”开出，出乎所有投机商的预料，粮价不涨反跌，而且连续数日下跌。上海广泛开设国营粮店，持续抛售两亿多斤大米，投机商不得不跟进抛出，损失前所未见。

　　经此三役，上海的物价开始日渐企稳。自1937年抗战开始以来，困扰了中国经济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终于被陈云遏住。到1950年春夏之交，全国的物价基本上稳定了下来。毛泽东对上海的经济战役评价很高，认为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中财委副主任薄一波回忆说，有一次，他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说：“陈云同志有这样的能力，我在延安时期还没有看得出来，可称之为能。接着，他顺手在纸上写下了一个“能”字。毛泽东熟读古书，这次他借用的是三国诸葛亮的一个典故。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评价爱将向宠时说，“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

　　比较两陈治沪与经国“打虎”，可以看到两个政权的不同：一是政局稳定，事有可为；二是全国一盘棋，以集中供应来打击投机；三是行政效率超高，绝对没有官倒贪腐。

　　（本文摘自《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下）》，吴晓波著，中信出版社2009年10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