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搞“哥老会”

　　高岗1952年调入北京，兼任国家计委主席。饶漱石1953年调入北京，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他们两人调中央工作后，个人野心膨胀起来，把刘少奇、周恩来视为他们实现野心的障碍，遂结成联盟，企图以阴谋手段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1953年夏季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高岗利用毛泽东批评新税制之机，企图扭转会议方向，借以攻击刘少奇、周恩来。

    新税制是针对国家税收下降趋势，而大规模经济建设又需要增加税收的情况，由薄一波主持制定的。1952年12月31日在《人民日报》公布后，由于事先既没有发到地方财经、税收部门去征求意见，也没有同地方党政领导打招呼，因此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和波动。新税制引发的问题，毛泽东极为重视。1月15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指出问题。尽管事后不久，中财委即责成财政部、商业部、粮食部有关领导人联名写信向毛泽东做了说明，财政部又专门就此事向中央汇报了一次，但毛泽东仍就此事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批评新税制，使高岗找到了一个机会。财经会议开始不久，他便对薄一波猛烈责难，并有意张冠李戴，影射刘少奇说过的和毛泽东意见不太一致的话，如刘少奇在1947年有关土改“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讲话，1949在天津关于对待资本家和“剥削有功”问题的表态等，都加在薄一波头上进行批判。高岗还鼓动一些同志“放炮”，指责这是路线错误，指责中财委内也存在两条路线。饶漱石也与高岗一唱一和，在同期召开的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上，“讨伐”刘少奇，从而使财经会议气氛更加紧张。

　　在高饶的起劲干扰下，财经会议原定开半个月时间，但一直开了两个多月还未能收尾。毛泽东为了尽快结束会议，让周恩来“搬兵”，就是把在外地的陈云、邓小平请回来参加会议，给薄一波解围。陈云7月下旬回到北京后，稍事休整和准备，便在8月6日到会做了长篇发言。他首先批评了新税制的错误，同时也为薄一波说了公道话。陈云指出：同志们在会议上提出中财委内部是否有两条路线的问题，我以为在工作中间个别不同的意见是不会没有的，在一起做了四年工作，如果说没有一点不同意见，当然不行。这些意见，也不能说他的都是错误的，我的都是对的，也不能说他的都是对的，我的都是错的。

　　陈云还主动承担了一部分责任。大家听了都觉得入情入理，意见也就逐渐统一了。

　　事过几十年之后，薄一波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还说：“在高饶问题尚未揭露，会议批评的调子降不下来的形势下，陈云同志的这些话，无疑起到了降温和替我解围的作用。”陈云和邓小平讲话之后，尽管高饶还想抓住这个问题不放，但也只好暂时作罢。这样，8月11日，财经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大会，陈云主持会议，周恩来做了总结报告。第二天，毛泽东在怀仁堂向出席、列席财经会议的全体人员讲话说：“在批判薄一波的错误中间，周、陈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账。”

　  但是，高岗、饶漱石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并没有就此停止。财经会议后，中央考虑适当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曾设想采取政府部长会议制形式，党内设中央副主席或总书记。高饶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这是他们谋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大好时机。高岗忽而造谣说，毛主席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让周恩来搞部长会议，让他搞政治局；忽而又表示不同意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