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挽救高岗，刘少奇同陈云一起找高岗谈话，但高岗置党的挽救于不顾，继续搞分裂活动。这时，毛泽东因要休假离京，提议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对高饶发出了严厉警告。1954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不点名批判了高饶。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44人做了重点发言。陈云在16日发言中，讲了高岗想当中央副主席的言行。他说：我把高岗和我讲的话向党说出来，高岗可能觉得我不够朋友。但我讲出来，是党的原则，不讲出来，是“哥老会”的原则。高岗个人主义野心是一步步发展起来的，由小到大。如果完全没有个人主义根子，不会一下子爆发出这样的问题。

    会后，高岗拒不接受党的批评和教育，竟以自杀自绝于党。饶漱石只承认别人揭发的问题，对许多关键问题避而不谈。鉴于高饶的态度，在1955年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代表中央做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并在会上通过了将他们两人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有口皆碑不收礼

　　陈云不收礼，有口皆碑。他说：“收礼是有求于我，收下后，决定事情必有偏差。”有一次，他在解释这些铁的纪律原则时，说：“如果主席、总理给我送礼，我就收，因为他俩没有求我的事儿。”

　　实际上，即使是在同志们诚心诚意地向首长表达尊敬的时候，哪怕礼物再轻，陈云也是来者必拒。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陈云外出视察和进行调查研究的次数很多，下级各部门的同志前来向他汇报的时候也很多，对此，他各有“规矩”。

　　就后者而言，陈云讲：“不请不到。”他强调：“没事别来，有事说事。如果电话中把事办了，就别跑腿了。”而对前者，每当陈云外出，他立下的“规矩”就是，“不接不送”，轻装简从，更不许搞迎来送往或吃喝宴请之类的繁文缛节。他说：“大家都挺忙，走那形式干吗！”陈云从来不愿给当地的各级党政领导同志“添麻烦”。他说：“我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不能为党多做工作，他们都很忙，不必常来看我，有事我会找他们，少给他们添麻烦。”

　　有一次，陈云在某市的公务刚刚结束，正准备乘坐火车返回北京时，一件小事发生了。

　　当地的同志看到陈云在这里整天忙着谈话、开会，深入基层各生产企业详细了解情况，很辛苦，同时在生活上又坚持低标准，几天下来，大家看到陈云明显消瘦了，对此都很受感动。为表达敬意，最后商量决定带一些东西上火车，希望能给首长和同志们补充些营养。由于早就听说陈云拒收礼物的态度是“不可商量的”，因此，带上来的东西很简单，仅仅是两只老母鸡和一些蔬菜。大家心想，估计这次不会再吃“闭门羹”了吧！

　　陈云一行对此毫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