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在国统区一无政权，二无军队，三缺金钱，靠什么赢得了多数人的同情、支持和帮助？南方局为何能做出如此辉煌的业绩，从根本上说，当然是靠党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在这个前提下，红岩共产党人展现出来的民主作风和人格力量，则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在重庆年代，我们习惯晚饭后到他(指周恩来)办公室里去。他的工作人员平等地参加谈话，不会被压制，意见受到重视。我曾经同美国的高级官员谈话，他们的下属像木头一样呆坐，噤若寒蝉。当然，如果与蒋介石谈话时，他的随员更只能挺直身子坐着，简直变得麻木了。周的情形是天渊之别。”“当然，他试图使我们赞同他，以及他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他对这些看法是深信不疑的。但是，他这样做靠的是冷静的说理、清晰的措辞、温和的谈话、广博的历史知识以及对事实和细节的惊人的了解。人们会被说服，但不会被压服，也不会因为持不同意见而受责怪。”

　　这段摘自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回忆录中的文字，言简意赅地反映了红岩共产党人的民主作风。在国统区争取政治民主化的斗争中，周恩来深刻地指出：“惟有最能尊重人民公意的人，才是最富于民主思想的人，才是最能团结的人。”在党内，他告诫同志们：“一个好的领导者，要能主动造成下边同志敢同你争论问题的风气。”他经常召集身边工作同志，同他们讨论重大问题，要他们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说：“这些重大问题并不只是我和党中央的同志要负责来考虑的，应该由你们，由全国人民大家都来动脑筋。假如大家不想，只让我们少数人想，万一想错了怎么办呢？”

　　基于这种民主思想、民主精神、民主作风，也由于当时环境的特点，周恩来提出了一个独特的工作方法：“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这真是领导艺术的最高境界——化境！许多民主爱国人士，正是通过周恩来及红岩共产党人的民主作风和人格魅力，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猪鬃大王古耕虞1941年冬开始与周恩来交往。他晚年多次公开讲：“像我这样一个资本家，共产党要说服我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可是周总理有独到之处，他说服了我，使我越来越认识党、信任党，感到振兴中华，非共产党不可。”科学家李四光说：“我见到了周先生。我在他身上产生了一个最大的感觉：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

　　红岩精神的巨大辐射作用和磁场效应，由此可见一斑。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