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给了他生命

    经检查，丈夫的病情依然很重，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医院的大夫、护士们对我们都很照顾，别的病人晚上不让陪床，我丈夫这个病号特别允许我陪床。我每天晚上就在他的床前照顾他吃药、喝水、大小便。丈夫的病床前还有一个单人沙发，我实在太累了，就坐在上边歇息一会儿。晚上如此，白天得出去找关系，找熟人，力求让丈夫早些时间动手术。
    在这几天里，丈夫几乎天天都要做检查，每次都由我推着轮椅送丈夫去。在检查的过程中，常常病情发作，我就急忙找大夫抢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必须能沉得住气，不但自己不能着急，还要劝丈夫不要着急。我自己实在忍不住了，就偷偷的落泪，让泪水安慰自己，再控制不住了，就把当时的心情写在纸上。在那段时间里，我写下了不少的诗，不少的日记。
    几经周折，终于等来了丈夫动手术的日子，那是1997年3月26日上午8点钟，丈夫被担架车推进了第二导管室，进行“冠造”这个最准确的“黄金检查”。这时，我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儿。因为在沧州做这个检查时，非常不顺利，现在丈夫的病情又比以前重了，他能挺得住吗?我和女儿李静心急火燎地等在导管室门外。这次，我们的心比哪次都紧张，恨不得冲进去亲眼瞅着大夫的一举一动才放心。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着，我和女儿的心在咚咚地慌跳着，等待的焦急，焦急地等待，令我们母女俩坐立不安。我一时蹲下身去，用双手捂住脸；有时站起来在那里来回走动，有时跑到导管室门前，隔着不透明的玻璃往里张望。女儿也等待得分外着急，断不了问我：“怎么爸爸还不出来呀?要是出了问题可怎么办呢?”我回答不了女儿的问话，因为我心里也在问着这些问题。
    我们一分一秒地盼到两个多小时以后，丈夫终于被推出来了!我身不由己地跑上去，一把抓住了担架车，急不可待地向大夫问道：“他怎么样?大夫!顺利吧?大夫!”大夫一边随担架车走着，一边简短地回答我：“顺利，不错……”
    丈夫被放回病床上，但是，他不能动，24小时之内不能动，为了防止刀口出血。别说一个病人，就是一个很健壮的人躺在床上24小时不动，他也受不了。怎么办?受不了也得受!我和女儿24小时不离开他，为他按摩，为他轻微地活动局部的肌肉、关节儿。在大夫、护士的精心护理下，我和女儿百般照顾下，靠了丈夫极大的忍耐性，24小时终于熬过来了。
    这一关熬过来并不等于丈夫的病已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