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鄙视诺贝尔文学奖，因为它不是什么好东西。诺贝尔文学奖本来就是西方势力运用的驾轻就熟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本来西方一个搞炸药的资本阔佬，发财之后，为了西方势力的需要，一高兴弄了这么一个奖。再就是因为西方掌握着舆论话语权，慢慢就莫名其妙的成为什么国际文学奖。拉大旗作虎皮而已。设奖都是有思想标准的，当然这个诺贝尔代表着资产阶级和资本家利益，与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格格不入，但是由于话语权的原因，这么一个东西居然慢慢硬是强加给这个世界。

    我们中国急于想在世界树立我们的大国地位，各种世界性的大奖，都是我们竞争的目标。因此在一个时期，我们曾有过浓浓的诺贝尔情结，好像一定要得这个奖。但是，如今在很多年后，人们才发现，这个文学奖包括同样也是诺贝尔和平奖，都是要割我们脑袋，扼杀我们国家的坏东西，完全代表的是西方价值观，完全是他们与社会主义进行角逐的工具，忽然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其实最早发现这个奖是用来进行颠覆别国工具，用来侮辱社会主义制度的工具的，还是社会主义时期的苏联。苏联一共有五人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除了写《静静的顿河》的肖洛霍夫外，其它四人都是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骨干，在获得诺奖后有的被捕入狱，有的被判刑，有的被强制流放，都被列为社会主义的敌人。

    别的不说，今天，我就想跟大家说说其中的一部《日瓦戈医生》，它的作者是帕斯捷尔纳克。为什么说它？因为这部书几十年来对中国作家影响巨大。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作家言必称《日瓦戈医生》，那是一种时髦，不谈这个话题就证明你无知，被认为没学问。就连产生过几个名作家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都以熟读《日瓦戈医生》作为一种光荣和自豪。抛开文学本身不说，这样一部书七八十年代被人为引进中国并被大肆吹捧，本身就有美国的政治背景和周密运作。因为他们已经在苏联成功地利用文艺作品来进行渗透，从而让一代人的价值观发生动摇。后来，这事也屡试不爽，《日瓦戈医生》就是他们成功的政治工具之一。

    对美国人来说，他们企图用他们在苏联用过的同样手段，在中国再度推广和使用。一批在中国现在被吹捧走红的所谓作家，当年在自己的作品里极力模仿《日瓦戈医生》那种味道。从开始的简单模仿，到后来的盲目崇拜，再到最后的思想深处对其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思想认同，这些深深影响了今天中国的一批作家，以至于大批伤痕文学出现，甚至影响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态。

    如今，这批作家的作品，离西方价值观西方文化越来越近。因为在对西方文化观的追捧中，慢慢地就丢失了灵魂，很多作家至今也没有找回自己的灵魂。那些对社会主义，对党的领导，对毛泽东等领袖们冷嘲热讽的什么解读历史的作品，那些嘲讽党的革命史，甚至直接攻击党的重大政策，如土改、抗美援朝等，一度成为一种时尚。我们不能不说，那些年《日瓦戈医生》为代表的一批同类作品，对那个年代的中国一代作家影响至深。中国文学发展到盲目崇拜西方今天这个样子，与《日瓦格医生》这样一大批作品的被跪舔西方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盲目推崇，密不可分。今天，人们一提经典文学，老同志能够记得的还是五六十年代的一批老作品。比如“三红一歌”（《红日》《红岩》《红旗谱》《青春之歌》），还有《创业史》等。这些年一些被作家圈子吹到天上的那些时尚作品，如昙花一现，不仅没给老百姓留下什么印象，而且遭到大众的唾弃和极大反感，甚至被厌恶和憎恨。

    那么我们就来说说，《日瓦戈医生》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呢？

    简单说，这是苏联版的一部“伤痕文学”。作品反映的时间点是1917年的2月革命进而10月革命，再到国内战争，以及国内战争结束后的那段历史。作品写了日瓦戈与妻子冬妮娅以及女护士拉拉之间的爱情故事。说穿了，这就是一个老版的三角恋爱的故事。本来情节并不复杂。但是，就是透过这么一个三角爱情故事，作家却用一个知识分子的不幸遭遇遮蔽和歪曲了伟大革命的历史本质，诋毁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在这部作品中，以十月革命为背景的苏联社会的历史发展看不见了，十月革命给苏联人民以及给整个人类带来的伟大进步看不见了。读者能看到的，只是这样一场革命给苏联社会带来的灾难和破坏，给个人带来的颠沛流离和心酸记忆。这部作品就是写这些的，实际上是在运用文学方法，质疑十月革命这样的伟大历史事件的合理性。这自然与当时苏联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热潮格格不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部格调灰色思想消极内容反动的作品。

    对这样一部作品，有良知的苏联思想界文学界当然不能容忍，于是全国展开了坚决的理所当然的批判。在当时情况下，苏联对这样一部作品的批判，不仅是苏共中央的决定，而且也是广大苏联人民的底层百姓的一致要求，从捍卫十月革命和卫国战争成果角度观察，这个批判无疑是正当的和必须的。被列为禁书也是完全应该的。尽管苏共在理论上已经发生了问题，但国家的社会主义旗帜毕竟还没有倒下。苏共党员中大批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人当时还没有变质，刚刚经历过战争苦难的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是充满发自内心的热爱和向往的。人民不允许这种诋毁社会主义的反动作品在社会流行。

    然而，这个消息，迅速传到美国：“苏联开展批判《日瓦戈医生》”了。美国中央情报局迅速捕捉到了这个情报。在美国看来，苏联大力批判这个作品，那么作品一定对美国有价值。一定可以用《日瓦戈医生》做文章。于是，1958年1月，当英国的情报机关将《日瓦格医生》的书稿做成两卷微缩胶卷送给美国中央情报局时，中情局的特工们如获至宝，这正是他们进行反苏反共活动的急需书籍。于是，一个周密的计划，由美国中情局开始实施。按照计划，首先做盗版书出版，二渠道发行商发行，美国中情局的人员亲自操刀。先让这部书的俄文版在欧美市场流行造势，而后想尽一切办法，将盗版书推广到俄罗斯读者中去。

    一个周密计划开始实施。很快，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操作的两种版本的俄文版《日瓦戈医生》在荷兰出版了。这部书硬皮精装本在荷兰本地印刷。纸皮本的印刷本直接就在美国中情局总部印刷。计划由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直接批准实施，可见这对于美国来说多么重要。美国中情局对于受命于总统的任务乐此不疲。今天，已经解密的美国情报局档案记述了这一行动目的：“对苏联进行文化进攻，凡是在苏联东欧被列入禁书的作家作品，都可以拿来作为我方之用，比如像《日瓦格医生》，还有像其他人的小说、诗歌等等，凡是苏联禁止的反对的，都是我们进攻的武器。”

    历史给了美国中情局一个特别的机会。

    1958年，世界第一届国际图书博览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这是由43个国家参展的图书博览会，在布鲁塞尔足有500英亩的土地。美苏两国均建起了巨大的展览馆，目的在于宣传本国的文化及其生活方式，兜售自己的思想和意识形态。这其中，更让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们兴奋的是，比利时政府为了推销生意，事先已经向苏联公民发放了16000份的签证，这样就有大批苏联人前来博览会参观。为了实施这样一个计划，事先美国人还特别招聘了一批荷兰特务送到了华盛顿培训，负责参与送书的活动。1958年的9月6日，一批包装精美的《日瓦戈医生》已经运到了布鲁塞尔，对小说的分发，当然不能在美国展览馆进行，因为这很容易引起苏联克格勃的注意。

    但是，很巧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盟友就在美国展馆的旁边，即梵蒂冈的“上帝之城”馆内，由流亡的俄罗斯天主教徒，在这座馆内拉起了帘子，借地方办起了自己的一家小书馆。于是一项十分缜密的活动就在这个帘子后边开始了。来自俄罗斯的大批读者，从这里可以悄悄从经销商手里接到免费的蓝布皮《日瓦格医生》赠书。书拿到以后，苏联读者为了回国方便，立即扯掉书皮。于是在这座展览馆里，蓝布封皮几乎铺满了地，因为这样的书是不可能在回国时通过海关检查的。就在现场去掉了封皮及对书进行现场解体以后，把书拆开为若干部分，然后悄悄塞进衣服口袋。这样，一大批俄文版《日瓦格医生》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被带到了苏联。在苏联读者中开始了秘密流传。越是政府列为禁令的图书，越容易受到普遍的追捧，于是，俄文版的《日瓦戈医生》在苏联被广泛传阅。

    然而，按照法规，这是一部真正的盗版书。当年，也就是1958年10月，当瑞典学院向世界宣布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给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作者）时，苏联以政府名义立即宣布，这是真正的反苏挑衅。迫于苏联的巨大压力，帕斯捷尔纳克发表了感谢声明后，却拒绝接受颁奖。帕斯捷尔纳克至死也没有去领他的诺贝尔文学奖奖金，是因为他不愿意离开他自己的祖国。因为他当时面临的，是在祖国和奖金面前必须做出抉择。

    美国人这次成功，似乎尝到了利用小说进行政治渗透的诸多甜头，于是多种多样的袖珍版的《日瓦格医生》在欧美各地广泛流行，各种俄罗斯青年与外国青年联欢聚会的机会，都可能成为美国情报局的特务们向他们赠送《日瓦戈医生》的时机。尽管克格勃的特工们时时都在盯着这类文化交流的往来，但《日瓦戈医生》依然在苏联土地上悄然流行。往往你越是禁止，越能激发读者的好奇心。就像我们过去封禁一些黄色手抄本，当你作为政治事件去查去追的时候，恰恰为这种书的流行做了最好的铺垫和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