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人类战胜艰难困苦的英雄史诗，是世界战争史上的不朽丰碑。而一部长征史，却由于自然环境险恶、军情紧急又特殊，留下的文献档案极少。红一、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甚至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因此，关于红军长征史，今天人们所了解的，绝大多数来源于红军将士的回顾和记述。

　　从长征口述史的概貌看，可主要划分为3大块：其一为毛泽东、陈云等中央领导人口述长征。其二为长征将士群体口述长征史。
 
 
1936年8月5日中革军委主席毛泽东和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给各部队和参加长征的红军将士发出电报和书信，为编辑出版“长征亲历记”征稿。编者从征集到的200多篇文章中精选出100篇，定稿时名为《二万五千里》，作者多是亲历长征的红军中高级将领。1942年正式出版时的书名为《红军长征记》，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编印。其三为新中国成立后撰写发表的回忆文章和传统教育材料、报告，主要有周年纪念回忆文章、将帅回忆录、地方史采访记录等等。目前，当年亲历红军长征的在世老人都已高龄，有关长征的口述史基本上可以说是到了最后“封顶”阶段。这些口述长征的文章已成为历史馈赠给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是研究长征不可缺少的重要基石。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解放军出版社适时推出了《谁最早口述长征——20世纪30年代红军长征史珍本解读》一书。本书编著者陈宇重点解读了20世纪30年代撰写和发表的记述红军长征最具影响的几部著作，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记述长征的首批著作，是宣传和研究长征史的核心文献资料。它们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第一个长征报告——解读陈云《报告》和施平《英勇的西征》；陈云假托军医之口说长征——解读廉臣《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国记者报道红军长征——解读范长江《成兰纪行》和《陕北之行》；系统介绍长征的经典连载报道——解读杨定华《雪山草地行军记》、《由甘肃到山西》；直接见证红军长征的外国人记述长征——解读勃沙特《神灵之手》；国内最早详细介绍长征全程的文章——解读幽谷《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外国记者最早采访长征将士的口述史诗——解读斯诺《红星照耀中国·长征》；红军将士群体撰文回顾长征——解读红一方面军编《二万五千里》。

　　真实性、史料性、权威性，是本书选文的亮点。

　　最早口述长征，意谓着离长征最近，对一些具体史实的描述，可能就更真实而清晰。如本书的开篇之作，陈云同志的中国共产党人向共产国际所作的第一个关于长征的报告，其重要的史料文献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史学界以往对陈云在1935年6月从长征途中的大渡河畔抽身离开红军队伍赴莫斯科的情况，应当说是比较清楚的。然而，对陈云是如何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和红军情况的，报告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多年来一直没有找到文献记载。1996年，我国驻俄使馆的工作人员受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委托，在俄罗斯社会科学院远东所的协助下，终于从俄罗斯国家档案部门保存的有关共产国际档案中，找到了1935年10月15日陈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央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俄文记录稿。2001年第4期《党的文献》，又发表了新近发现的陈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其史料价值的重大仅从解密遵义会议的情况就可见一斑。红军长征路上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但长期以来对这次会议中的一些问题一直模糊不清。直到这次会议召开后的近半个世纪，党史界对会议的具体内容还没有完全弄清楚，核心问题就是鲜见有文献资料。陈云的《报告》，把遵义会议决定的最主要的内容作了介绍，这就是，彻底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最后阶段与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这里所说的“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指的是博古和李德。陈云的这个《报告》，进一步印证了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40年代和80年代作出的两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遵义会议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