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红二十五军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将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进行了袁家沟口等一系列战斗，并最终夺取了反“围剿”作战的胜利，这在中国工农红军的作战史上也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战例。您把这段战史的情况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好吗?

　　答：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边区的第一次反“围剿”作战连战连捷，使鄂豫陕边区的革命烈火愈烧愈旺。蒋介石大为震惊，紧急调动原进攻鄂豫皖苏区的第六十七军和驻郑州的第九十五师开入陕南，会同第四十军、第四十四师和陕军一部，共30多个团的兵力，发动第二次“围剿”，并限令在3个月内将红军全部消灭。我军对敌人发动更大规模的“围剿”早有准备，决定以根据地作依托，针对敌军运动和补给困难等情况，采取“先拖后打”的作战方针，先诱敌深入，再调动、分散、疲惫敌人，打乱敌人部署，然后集中兵力歼敌一部。6月初，我军以地方武装袭扰、牵制敌军，主力自郧西向北，转至外线捕捉战机，经商南奔袭荆紫关兵站，缴获大批弹药物资。当敌军蜂拥增援荆紫关时，我军又挥师西行，诱敌进至根据地中心区的袁家沟口一带。袁家沟口是一条长达10多里的深沟，两侧山高林密，我军在预选战场设伏待敌。7月2日拂晓，陕军警一旅进入伏击区，我军突然发起猛烈进攻。顿时，群山军号响，满谷杀声起，各种火器向密集之敌雨点般扫射，红军各连队勇猛插向乱作一团的敌群。经过约10个小时的激战，歼敌1700余人，俘敌旅长唐嗣桐，缴获轻重机枪40挺、长短枪1600支。我军仅伤亡100余人。袁家沟口战斗后，我军得到了物资和兵员补充，乘胜东进，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致使正准备由西安开往天水的东北军第五十一军紧急改变计划，准备保卫西安。红二十五军威逼西安的行动，不仅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也有力的策应了中央红军北上的行动。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的两次反“围剿”作战中，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使我军由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屡战屡胜，战果也愈来愈大，并能够在一次战斗中歼灭装备精良的整团整旅之敌，其作战实践证明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作战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也标志着红二十五军领导在军事指挥方面达到了比较成熟的程度。

　　问：您刚才谈到,红二十五军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的行动，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北上。请问，您们在孤军远征的情况下，是怎样与中央红军保持联系的?

　　答：红二十五军因为没有电台，自撤离鄂豫皖苏区后就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但是，在长征途中，红二十五军总是千方百计寻求党中央的信息和指示，力图策应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行动。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多次说：“消灭敌人一个团，不如缴获一部电台，以便能够得到中央的指示。”在威逼西安的行动中，我们从报纸上得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动向。当时，蒋介石正在调集几十万大军向川陕甘边地区集结，企图将我主力红军围歼于川西地区。此时，红二十五军是向川西方向转移，还是继续坚持孤军北上，又面临着一次新的重大抉择。恰在这关键时刻，原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从上海经西安到达红二十五军驻地，送来了党中央的文件，并确切证实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和准]备北上的消息。[FS:PAGE当晚，鄂豫陕省委在长安县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省委全面分析形势，认为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的胜利并将要继续北上创建中国西北部苏区根据地，这是目前中国革命发展的新的形势和特点。红二十五军当前最紧迫的战斗任务是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因此，省委决定立即率领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同时确定将鄂陕边、豫陕边两特委合并为鄂豫陕特委，统一领导留下的武装力量。留在鄂豫陕苏区的红军合编为红七十四师，在郑位三、陈先瑞领导下坚持鄂豫陕边区的革命斗争。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的领导，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通观全局、独立自主、坚决果断地作出继续西征北上的这一战略决策，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它完全符合当时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符合党中央率领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也反映了红二十五军全体指战员心向党中央、盼望与主力红军会师的急切愿望。

　　问：红二十五军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离开鄂豫陕苏区，又开始了西征北上的战略行动?

　　答：1935年7月16日，红二十五军4000余名指战员从长安县沣峪口地区出发，离开鄂豫陕苏区，踏上了继续长征的道路。当时，部队进行了西征北上的思想动员，提出的口号就是“迎接党中央”、“与中央红军会师”。我记得徐海东副军长当时在动员大会是这样表达决心的：“我们这次西征北上的行动，就是为了迎接党中央、与中央红军会师，我们这几千人就是牺牲完了也要牵制住敌人，保证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顺利北上，这对全国革命是有重大意义的。”红二十五军经户县、周至，沿秦岭北麓冒雨向西挺进，于7月31日占领川陕公路要地双石铺(今陕西凤翔县县城)，歼敌一部并俘虏敌少将参议一名，缴获了一些文件和报纸。其中，7月22日《大公报》报道说，朱、毛红军已越过6000公尺的巴朗山，向北挺进。综合敌人口供、文件和报纸所提供的情报，进一步证实了中央红军正在北上；而敌胡宗南、马鸿宾等部，均部署于川西北和甘南边境以及渭河沿线和西(安)兰(州)公路上，全力堵截红军。据此，军领导当机立断，决定立即进入甘肃境内，威胁敌人后方，策应党中央和主力红军北上。8月初，红二十五军攻占甘肃两当县城，尔后翻越麦积山，攻占天水县城。天水是胡宗南部的后方基地。我军以神勇的行动攻占天水县城北关，歼敌一部，缴获一批军用物资。这一行动引起敌人极大震惊，急调部队回援。这时，我军又大胆向敌纵深挺进，从新阳镇强渡渭河，攻克秦安县城，威逼静宁，切断了横贯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西兰公路。红二十五军如一把尖刀，直捣敌后方，成其心腹大患。蒋介石从成都行营接连发出5道电令，调兵遣将，堵截、追击红二十五军。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国民党“剿匪”第三路军总司令朱绍良急调驻川西国民党军，一部由四川江油北上甘肃文县，一部东移天水，原准备南下堵截中央红军的一个师和一个旅也不得不改变计划。这样，红二十五军的行动有力地钳制和吸引了大批敌军，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策应了主力红军在川西的行动。

　　问：听说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模范执行群众纪律和民族政策，曾经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您把这个情况给我们讲讲好吗?

　　答：红二十五军西进北上过程中，途经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军领导教育部队一面行军打仗，一面做群众工作，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部队每到一地，都要调查了解社会情况，帮助群众解决困难，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坚决保护群众利益，赢得了沿途各族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8月中旬，我军进入静宁县以北的单家集和兴隆镇等地。这里是回民聚住的地区，军政委吴焕先及时对全体指战员进行群众纪律和民族政策教育，专门规定了“三大禁令”和“四项注意”：禁止部队驻扎清真寺，禁止毁坏回族的经典文字，禁止在回民地区吃大荤；注意尊重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注意使用回民水桶在井里打水，注意回避青年妇女，注意实行公买公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