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70周年。红军被迫撤离苏区而远征，是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造成的结果。但长征本身具有伟大的意义，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长征途中产生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

　　长征中，“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以下简称“毛张周”)中央三人领导体制的确立是极为重要的。这个领导体制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它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开始构建，至1943年3月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正式担任中央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张闻天正式退出中央领导核心之后宣告终结，历时八年之久。它不仅为长征的胜利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政治基础和组织保证，而且也为后来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长征初期，毛张王“中央队三人团”构成了政治局内反对“左”倾错误的中坚力量，为新“三人团”取代旧“三人团”准备了条件在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就已被“左”倾错误推行者排除了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权，仅保留了一个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头衔。1934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为负责筹划战略转移的重大事宜，中央书记处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政治、军事大计由博古、李德分别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

　　毛泽东同张闻天原先素不相识，在中央苏区的革命实践中才有所了解。长征开始后，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一路行军，一起宿营。这时，最高“三人团”忙着指挥部队出征，把毛张王撂在一边，这给毛张王提供了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的机会。其间他们的话题集中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及其经验教训上，三人在思想观点上取得了共识，毛泽东影响了张闻天，张闻天又影响了王稼祥，这就逐渐形成了“中央队三人团”。在这个“三人团”中，毛是核心人物，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王稼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闻天是三人中职务最高的，为政治局常委，处于中央核心领导层地位。他们的结合，构成政治局内反对“左”倾错误的中坚力量。正如张闻天所言，由于毛、张、王走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

　　二、遵义会议取消了旧“三人团”，推动了新领导体制的演进，会后不久，成立了由周毛王组成的新“三人团”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会上，周恩来作了副报告，张闻天作了“反报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值得关注的是，据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手稿记载：“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指李德——引者注)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从这段原始记述中可以看出：毛张王的“提纲和意见”，是遵义会议上的主导意见，并得到周恩来等多数与会人员(除博古、李德、凯丰外)的“完全同意”，代表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正确主张。纵观遵义会议的全过程，笔者认为，有两位关键人物的发言起了关键作用：一是张闻天的“反报告”，在政治上、军事上起了拨乱反正的导向性作用。二是周恩来的举荐发言，在组织上起了重新考虑军事主帅的决策性作用。周恩来在作了副报告、听取了张、毛、王、朱等人的发言后，“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283页)。遵义会议决定：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