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通道会议”是长征初期战略转兵的首个重要会议，是我党实事求是、自我革命，确立毛主席领航，从失败走向胜利的光辉典范。可是，会址至今仍是未解之迷。运用史料调查法与实地考察法相结合方式，通过考察敌我双方电文、长征亲历者回忆文献、当地老人口述、行政地域和文物及史学专家考证等40多份证据史料。逻辑清晰地还原会议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构成完整的证据链，证实会议是在通道县境内牙屯堡镇外寨村吴文用厢房里召开的。

    【关键词】红军长征；通道会议；会址考证

    关于长征初期“通道会议”会址之辨，始见于1971年7月7日《邓颖超同志关于通道会议问题询问周恩来同志的答复》。而通道会议见诸史册，是陈云1935年2、3月间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首提“通道”以及1935年秋他署名“廉臣”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1]一文再次提到；1959年9月刘伯承的《回顾长征》，也提到了“通道”。以上记载是迄今为止关于通道会议或通道转兵最具权威性和真实性的史料，并非有人说的“子虚乌有”。通道会议没有留下记录，会址也一直存疑。目前位于通道县老县城县溪镇“恭城书院”的会址，“是1994年，还没有完全调查清楚会议会址，要举办纪念活动了，总得确定一个地方”的情况下匆忙指定的，从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2002年7月20日与通道县委党史办主任姚奉彪的对话得到证实[2]。此后20余年里，例如1999年5月出版的《通道县志》、1996年8月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893—1949）》、1996年9月贵州人民出版社的《长征大事典》、2007年1月出版的杨少波编著的《通道转兵》等，对会址都持“恭城书院”说。这一结论制约了对这段重要历史的研究与交流、协同区域红色资源（包括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开发与利用。事实上，目前会址之争就是“城外”与“城内”之争，即牙屯堡镇外寨村吴文用厢房与老县城县溪镇“恭城书院”之争。笔者根据所收集到的文献史料，并多次实地调查走访，所获资料相互印证，认为会址是在吴文用家中厢房里召开的。

    一、从红军电文中考察“通道会议”会址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通道县委党史部门在省、市长征调查办组织下，前后两次近15年，已理清了中央红军长征是从湘、桂边界按左、中、右三路“甬道式”进出通道的。军委两个纵队在中间，一纵在前二纵在后。右路一军团二师、十五师和九军团，二师五团抢先占领通道县城。左路三军团。中路军委一、二纵队及一军团的一师和军团部。李德、博古、周恩来、朱德在一纵；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二纵。后卫五、八军团，沿着三军团路线行军。红军以前后左右对军委纵队形成护卫之势，是从通道县以南地域“即避实就虚径趋贵州黎平之府”的[3]。从中央档案馆获取的（1934年12月10日至14日）进出通道所发的8封电文史料显示，证明了这一史实。

    第一封：12月10日23时《朱德关于各军团、纵队十一日西进的部署》：“……一军团主力及九军团应占领通道及东南与以南的地域，向绥宁、靖县两方派出侦察部队，向城步来路派出警戒，……三军团向南警戒，其先遣部队应前出至团头、头所地域，侦察通播阳所及黎平的道路”。十一日，“军委一纵队拟进至流源、二纵队进至辰口。”

    第二封：12月11日18时：《朱德令一、九军团集结通道》A、“…军委一、二纵队及五、八军团，则由流源、辰口、麻隆（马龙）塘之线继续西移”。

    第三封：12月11日20时《一、九军团十一日继续西进之部署》林聂并报朱，罗、蔡、陈、刘、彭、肖：…乙点之（四）、“军团直属队后方部队及一师今日经双江进到距黎平六十里之牙屯堡宿营。”

    第四封：12月12日1时《一、九军团十二日行动部署》林聂致电朱主席、罗、蔡、陈、刘、彭、肖：丙：“据调查由金殿往播阳所、洪洲所到黎平共一百一十五里，牙屯堡往洪州所到黎平二百里，由金殿往通道到黎平一百八十五里”。

    第五封：12月12日6时《我一、三军团入黔路线得注意集结兵力》朱令林、聂：“甲：我军西进路线一军团应经崖鹰坡、新厂、马路口入黔；”，“三军团应经团头、播阳所入黔。望以此分界线自定前进路线”。

    本日凌晨,军委二局破译了国民党军第一兵团总指挥刘建绪部署截击红军的密电，内容为在通道县以北的绥宁地区构筑封锁线，防止红军“北窜”。此日博古、李德仍坚持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十一日，两个纵队分别从广西龙胜龙坪和广南寨（作者注：两地距差约16华里）各自向西北方向运动：军委一纵从龙坪出发，沿红一军团主力路线（拟进至）湖南省通道县平溪、流源地域宿营(作者注:平溪、流源、下乡、两江、地连、芙蓉、金殿原属湖南绥宁县管辖，1951年11月划入通县)；军委二纵从广南寨出发，经南斜走盘胖翻凉伞界，过传素（进至）湖南省通道县辰口宿营。然后两路纵队再分别从流源和辰口“继续西进”。十二日，一纵队由流源→下乡→两江（临口河与双江河汇合处）→地连→到芙蓉、金殿、外寨（牙屯堡）一带宿营。(作者注：除外寨属通道管辖外，牙屯堡属贵州黎平县洪州司飞地，1951年8月划归通道管辖)；二纵队由辰口→马家坝→红香→芋头→到外寨（牙屯堡）宿营。值得注意的是：两个纵队由于在广西龙胜县平等镇的龙坪和广南寨宿营地就存在距差，到了流源和辰口两地距差拉大到约40华里。12日上午，假设两个纵队在同一时间出发，但到宿营地——通道县外寨（包括牙屯堡）地域时，一纵比二纵要远，到达时间相对较晚；而二纵则从辰口→马龙塘→马家坝→红香→芋头→走太平山南麓千年古道→老寨到外寨（包括牙屯堡）地域时，二纵比一纵要近，到达时间相对较早。因此两个纵队领导白天不在一起，在芙蓉不具备开会条件。

    第六封：12月12日19时半《军委关于我军十三日西进及进占黎平的部署》：“各军团、纵队首长：……军委一、二纵队拟进至播阳所以北地域”。

    第七封：13日21时《朱德令各军团十四日进入贵州的行动部署》：“军委一、二纵队进至洪州司老地塘地域，并定于十四时全部通过播阳所。”

    第八封：14日17时《朱德关于我军将于十五日夺取黎平、锦屏等地的行动部署》：“军委一、二纵队在洪州司、小寨地域休息，并进行一、二纵队合编与改编。”[4]

    上述电文史料证实，军委两个纵队西进路线是一条不规则直线：即刘廷（流源）→辰口→麻（马）隆（龙）塘→双江→芙蓉→金点（金殿）→牙屯堡→播阳所→洪州司→小寨→黎平（包括一纵从流源→下乡→两江→地连→芙蓉→金殿→外寨和牙屯堡）。这与陆定一的《长征大事记》（作者注：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后，在志丹县由杨尚昆提供材料追记的）伍云甫、张南生12月12日的行军日记相一致。军委选择“径趋”线路的主因：一是尽快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避实就虚径趋贵州之黎平府”。“实”指北面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形成的“口袋阵”；“虚”指贵州王家烈部兵力薄弱，是“双枪兵”不经打。不去湘西，折向贵州，可避实就虚破敌“口袋阵”；二是西进路线为直线近道，时效快，为军事常识所决定。

    再看12月11日18时30分电文：“军委一、二纵队及五、八军团则由流源、辰口、麻隆（马龙）塘之线……继续西移”，这一句没有点明继续西移所到地点。那么，军委一、二纵队12月12日晚，是在哪里宿营，次日又是从哪里“拟进至播阳所以北地域”的？从12月11日20时林聂并报朱的电文：“军团直属队后方部队及一师今日经双江进到距黎平六十里之牙屯堡宿营”分析。12日1时，林聂又报朱主席等：“由牙屯堡进至洪州司（五十里）”。“由金殿往播阳所、洪洲所到黎平共一百一十五里，……由金殿往通道到黎平一百八十五里。”距离分析，由金殿到黎平，比金殿往通道（作者注：应指通道老县城县溪镇）到黎平近70里，因此，红军选择了近道西进入黔。金殿到黎平牙屯堡地域为必经之地，从行进速度和时间上看，12月12日傍晚，军委一、二纵队已基本到达芙蓉、金殿、牙屯堡（外寨）一带宿营。由于两个纵队所在的军委领导，在傍晚已基本走到了同一地域，才具备开会条件。

    再回头考察第六封电令：首先，以军委之名签发这份“万万火急”电令，签发时间是12月12日19时半，因此，这一时间被史学界论定为“通道会议”召开时间的重要依据。其次，这份电令是“通道会议”唯一一份珍贵史料，它“直接反映了会议的主要精神”[5]。电令以军委之名签发，证明是会中经军委领导集体研究后所作决定。再次，电文信息量大，有当时敌我双方军事态势、会议时间、签发地域（电文中四次出现“牙屯堡”这一地名及通道境内东南与以南11个地名）等信息，更重要的是全军上下执行了这份电令，改变了原定行动计划。此电证实，红军不去湘西，转兵入黔了。

    电文指出：北有湘敌与陶广重兵向通道进逼“企图阻我北进”，南有桂敌“有拟由林溪进至团头”之消息。为此，军委的军事行动部署是：右翼一军团主力二师和九军团及十五师，向北方向的靖县派出警戒，向西方向的马路口及黎平继续侦察；左翼三军团：以迅速脱离桂敌之目的，进入牙屯堡、团头、头所地域，并向南方向的林溪、古宜警戒；后卫五、八军团：后卫改前锋“应赶进至土溪、元现地域”向北方向加强防范，增设土溪、元现两道防线，防止敌军一旦攻占北边的通道县城后，向南击截我军。笔者认为：这般缜密的军事部署，其目的就是确保处在中路军委两个纵队主力及中央领导的绝对安全。

    如此缜密部署，是否可断定军委首长就在牙屯堡地域呢？且看13日落实“通道会议”精神的工作轨迹，就一目了然。据调查，除张闻天、王稼祥、博古没有明显史料记录外，其他与会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李德及警卫员等，都同时出现在牙屯堡（包括外寨）：

    1、朱德在牙屯堡通向贵州边境的一块油茶地里（距外寨村约350米），亲自向中央警卫团干部战士作民族政策报告[6]。中央警卫团是隶属军委直接指挥的一支重要战斗部队，主要任务就是保卫党中央及首长的安全。

    2、毛泽东在吴文用家中的厢房里接见“苗族游击队”，听取侗族敌情侦察员情况汇报，并带头执行民族政策，不吃苗家鱼塘敬神的鱼[7]。

    3、周恩来在牙屯堡“四周环树和竹林”的周家祠堂开会，亲自部署红一军团一师三团肖锋部抢占黎平城的光荣任务。会后他随部队经义冲、黄柏、龙寨塘西进播阳、洪州、黎平[8]。

    4、李德在牙屯堡以西地域约3华里的十二盘山悬崖边跌马，使整个行进队伍受阻，惊动睡在担架上的周恩来，随即他和警卫员魏国禄前去做安抚工作[9]。

    通过对红军八封电文内容梳理和考察，以及对“通道会议”后，军委首长抓军事部署落实工作轨迹考察，认为军委一、二纵队的出发地点、行军路线、经过地域和宿营地、转兵方向、军事部署等史料证据与史实相吻合，具有客观、关联、合法性。因此，“会址”的大致方位也就可以确定下来了。

    二、从敌方电文中考察“通道会议”会址

    国民党少将参议胡羽高编写的《共匪西窜记》记载：“通道县长蒋嘯凡筱电：……有赤匪千余，分向四乡及牙屯堡方面逃窜……章（亮基）陈（光中）陶（广）三师，元日在岩门铺倒水界临口下乡、菁芜州……陶章两师，由牙屯堡双江口向湘黔边境追击，……追剿军总司令键筱亥电：十二月十一日，朱毛主匪窜菁芜洲、牙屯堡。……匪先头分两（路）溃窜抵菁芜洲、牙屯堡。”[10]

    《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内部印刷的贵州社会科学丛书）载：“敌方记载中央红军长征在贵州大事记”称“十二月十一日，朱毛主匪窜菁芙洲、牙屯堡。”[11]

    《苏州日报》1934年12月15日载：“残匪现分二路逃窜，大股窜至下乡一带，一部至广南、长安堡、双江口，窜抵牙屯堡……”

    敌方电文、报载都提到“朱毛主匪窜菁芜洲、牙屯堡”，与红军电文互为印证：牙屯堡一带是军委一、二纵队及军委领导经过地或宿营地，即会址只有落在牙屯堡一带地域，才符合这一史实。

    三、从回忆文献中考察“通道会议”会址

    （一）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一文写道：“红军由广南寨西北进，即为两河口与牛皮山，地处桂湘交界,由此下山西通湘之通道，北通绥宁，南通三江。当时薛周两纵队及湘军大部集中于城步、绥宁、靖县、会同等县以阻红军北上与贺龙肖克之红军会合。桂军以一部扼于桂湘边以阻红军南下,并以一部尾追红军。当时红军前锋已占通道县，即避实就虚而径趋贵州之黎平府”[12]。这一记录与刘伯承24年之后所写：“部队在十二月占领湖南西南边境之通道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黎平”[13]的回忆，互为印证。史料证实：会后他们“和第三、五、八军团先头团，从播阳进入阳朝、草坪、经洪州、地青入中朝...红军领导朱德、陈云、刘伯承路经洪州，司令部曾设洪州曾氏祠堂”[14]；十四日“军委一、二纵队在洪州、小寨地域休息，并进行合编与改编”。合编后陈云任纵队政治委员，刘伯承任总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司令员。两河口、牛皮山、通道、绥宁、三江及洪州的地理位置在那里？

    陈云笔下的“两河口”，有人注释为“今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胜各族自治县飘里乡河口村”，“牛皮山”却未注释，而陈云是将两地连在一起写的。据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地、县两级党史部门调查：“两河口”指通道侗族自治县境内的马龙河与坪坦河交汇处的双江河口（即现通道侗族自治县双江镇治地），1934年的《中国分省地图》将“双江”标为“两河口”；牛皮山则指：地处桂、湘两省交界的太平山。而双江芋头至牙屯堡（包括通道外寨）之间自古以来有条一官道，这一带的官商往返“三省雄关”牙屯堡，必须要翻越一座海拨1100米的太平山。当年芋头村青年杨再能两送红军到贵州，走的正是翻太平山横梁界这条路；红军战士范立权（又名小瑞金，后更名吴光明），在跋涉太平山一处悬崖陡峭处跌入山谷摔断了腿，两天后被龙寨村民吴昌朋等背回家中救治。陈云笔下的地理标示具有独占性和排它性，只有落在此处，才与之相吻合。这一条路线，恰好是军委二纵队西进路线之一。

    “西通湘之通道”：指太平山以西湖南省通道县境的老寨、外寨（不包括1951年8月从贵州黎平县划归通道县管辖的牙屯堡、黄柏、地了、头所、二所、五所等飞地）等村；从太平山横梁界下山行走6华里，就到了通道县境的老寨村了。民国九年（1920）重建的老寨寨门旁边，立有光绪二十六年（1903）一块“永定章程”古石碑上，所刻有的“靖州直隶、通道縣”等字样，即为证明。

    “北通绥宁”：指太平山北麓的湖南省原绥宁县芙蓉、金甸（1951年11月从绥宁县划入通道管辖的蓉江乡，包括双江、菁芜洲，现为通道县疆域）；

    “南通三江”：指太平山南麓的广西三江县（1954年10月划入通道县管辖的黄土、长坡、横岭、坪坦、高步等五乡）。

    而黎平洪州则是通道播阳以西，相距20公里的地方。

    （二）伍修权谈道通道会议说：“我和李德、博古、总理、朱总司令在中央一纵队。毛主席、张闻天、王稼祥在中央二纵队，一纵队是指挥机关，二纵队是随军委机构。我没有过县溪浮桥，所以，在通道老县城召开会议是不可能的。在播阳开会也不可能，因播阳离贵州很近，如果在播阳开转兵会议，从时间上讲也迟了。”[15]

    （三）陈昌奉（时任毛泽东的警卫员）说：“毛主席长征没有进通道城，离城还有四五十里路。”[16]

    （四）邓颕超转述周恩来的回忆说：“会议是在城外附近农村某处一家农民的厢房里举行的，当时这家农民正举行婚礼。”[17]

    （五）时任周恩来警卫员范金标回忆说：“大概是进入贵州之前，毛主席、周总理、博古、张闻天等在一起开过一次会，是晚上在总部住的一家老财的堂屋里开的，点着马灯。”[18]

    （六）李德夫人肖月华回忆说：“我们红军政治部走在大队伍的中间，左边、右边都有大队人马通过。1934年12月11日从广西龙平翻座大山，进入湖南通道县，红军进入通道县第二天在一个村子吃过一顿喜酒，可能是个富贵人家在办大喜事——结婚，我们红军队伍快进村时老百姓全跑光，打前站的红军战士进寨点房宿营，有位战士向首长（指毛委员）报告：‘村内有一户人家大办酒席，我们战士是否可以吃’。毛委员说：‘全部酒席都不能动，是不是白军在搞什么名堂，防他们在放毒，等陈昌奉同志来后要他尝一尝，没事可以吃。’那晚，我们红军战士吃得饱饱的，可以说是长征路上‘大会餐’。红军战士经过长时间的行军桶袋里的粮食也已经用尽，这时战士们把粮袋装得满满的，第二天大队人马继续行军，向西贵州省方向前进”。[19]

    （七）《铁流万里》第6卷记载：“12月12日，红军在通道逗留一天，中革军委召集紧急扩大会议，史称‘通道会议’。会议地点在城外一户农民的厢房里，当时这家正在办喜事，红军首长给他们一份不薄的贺礼，因此受到了主人的殷情款待”。[20]

    （八）康克清回忆说：“出了老山界，来到湖南境内，不久走到通道县的一个村子里。这里正好在湖南、广西和贵州交界的地方。早晨，公鸡啼叫，三个省的人都能听到。……这是个十分重要的会议。在群众的强烈呼声、老总和周恩来的推动下，会议破例请毛泽东参加。……他的意见得到与会同志一致赞成，博古和李德也没有反对。从此，红军危急的处境有了转机。这次会议，为以后的遵义会议打下了第一块基石。”[21]康克清随丈夫朱德一起行军，她的回忆证实：12月12日下午，野战司令部到达芙蓉，朱德、周恩来、李德、博古等一纵首长并不在芙蓉宿营，而是匆匆赶到“鸡鸣三省”的村子，于傍晚参加了紧急的“通道会议”。会议应毛泽东的极力要求临时召开，是在“老总和周恩来的推动下，会议破例请毛泽东参加”的，当时毛泽东身体有恙尚未康复，又抄近路先行一步到了通道县境。朱德等人从时属绥宁县的芙蓉、金殿，快马向西急赶约6公里，到通道县外寨毛泽东宿营地参加紧急会议。第二天，朱德总司令在牙屯堡通向贵州的一块油茶地里，亲自向中央警卫团干部战士作民族政策报告的史实，也从侧面得到证实。

    长征亲历者康克清、邓颕超、范金标、陈昌奉、肖月华等讲述的这个村子地理位置，究竟在通道县哪个地方？结合“村内有一户人家举行婚礼”、“鸡鸣三省”的地理位置，便可确认，只有通道外寨村才与之相符。通道外寨（包括时属贵州牙屯堡）地处桂湘黔交界处。老寨、外寨古今均属通道县行政管辖。红军到达通道老寨、外寨的地理特征，正好是与康克清讲述的“湖南、广西和贵州交界的地方、一个村子里”相互印证，也与邓颕超转述周恩来同志的回忆、陈昌奉、肖月华等的回忆相互印证：外寨村的吴文用恰好在红军进寨那天举办结婚喜宴。

    （九）肖锋《长征日记》写道：1934年12月13日“在渠水河畔牙屯堡的一个祠堂里，我们又见到了周副主席。...就召集我们团几个领导开会，亲自交代抢占黎平的光荣任务。周副主席高兴地告诉我们，插向滇东的行动计划，是毛主席在通道会议上提出的”。1983年5月25日，他给通道县委负责人回信写道：“在渠水河畔牙屯堡休息一天…午后一时左右周副主席自长征以来第三次来到我们一师三团…我们一起来到四周环树和竹林的周家祠堂里，周副主席高兴地告诉我们：昨天中央在通道召开了一个政治局会议，毛主席参加了会议。”[22]

    肖锋日记和回信可证实：12月12日晚上，一师三团和军委纵队首长是在牙屯堡、外寨一带宿营的；次日，周恩来告诉三团指战员，昨天在通道召开了一个政治局会议，周恩来所称的“通道”就是与牙屯堡一巷之隔的外寨。这里，首先要弄清牙屯堡和外寨这两个密切相关的地名。1934年的牙屯堡虽然隶属贵州黎平县洪州司管辖，但与外寨同属一个自然村，外寨在东南面是侗族；牙屯堡在西北面是汉族，两村合计面积不足百亩。牙屯堡与外寨之间仅有一条“T”字形街道将两村斜向分开。外寨自古隶属湖南通道管辖，而牙屯堡时属贵州飞地管辖。这里是三省交界之地。外寨村口有两块古石碑，至今还保存完整，一块是清乾隆二十五年所立“永定章程”石碑，另一块是“断案章程”四方石碑，两块石碑上均刻有“通道縣”三个字。中央红军到达此地，乃得知到了通道县境。

    要知道，“通道会议”的主持人是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总政治委员周恩来，他的博闻强记可是出了名的。之所以说是“通道会议”，应该是由此而来吧；也许“通道”二字意味深远，它象征红军就此走出困境，通向胜利之道吧。以至几十年后，周恩来对“通道”依然印象深刻。

    （十）罗明回忆说：红军宿营的“这个小镇有一条‘T’字街，前临河水，听说从这里沿河下，再走几十里就到通道县城了”。[23]罗明随军委二纵行军，“到通道县第二天，就去看望毛主席”。他讲的这个小镇特征与外寨和牙屯堡的街道分界特征以及“再走几十里就到通道县城了”的地理位置吻合，印证了毛泽东在外寨宿营。

    （十一）陈昌奉著《跟随毛主席长征》一书有描述：“主席住的房子看来还很不错，这家也许是土豪吧？”，“房子窗下有一个很大的池塘”、“里边养了不少大鲤鱼”。[24]吴文用厢房下坎是一条青石板路，路坎下有团寨五六口鱼塘，其中最大一口就是吴文用家的。侗苗有每年秋后将鲤鱼种苗，放到村寨附近鱼塘包养过冬习惯。毛泽东与陈昌奉等就住在他家楼上，推窗下望正好能看见养有大鲤鱼的鱼塘。

    （十二）军事科学院战史部二处李绍群处长两次拿着卡片说：“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分左、右、中三路行军，两侧掩护中央，右侧进通道城的先是二师，十一日到达，十二日仍在通道，九军团在二师后跟进，十二日在通道，十五师也到通道城，可能是十三日下午湘军占领通道城。三军团是左侧，五、八军团后卫，中央纵队是从通道以南地区过的。所以说，通道会议没看到原始资料，这个会议可能是在通道以前或通道地区召开的，在通道城召开会议不可能，因为中央军委纵队没有进通道城，会址不要在城里找”。[25]

    将陈云、伍修权、陈昌奉、邓颕超、范金标、肖月华、康克清、肖锋、罗明等亲历者的回忆，战史部二处李处长解说等史料归纳如下：陈云“西通湘之通道”的地理标示、牙屯堡和外寨的地理位置、“T”字形街道特征、外寨（牙屯堡）到老县城县溪镇距离特征等，以及“一家农民的厢房”或“一家老财”或“富贵人家”或“正举行婚礼”，毛泽东等首长正好到达等宿营地域地理位置的独占性和排它性，与电文、会前、会中、会后史料相互印证，逻辑清晰地还原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构成完整的证据链，证实在婚宴后的傍晚，“通道会议”是在这个老财的厢房紧急召开的。

    四、从口述史料中考察“通道会议”会址

    当年目睹红军过外寨的老人均有口述，也留有很多故事。红军那么大的队伍经过时，从不惊扰寨民。前后走了7天7夜，12月17日后，红军才过完。外寨村红色文化爱好者吴河鲆、中国民族日报社记者宋秀亮等的调研文章（作者注：宋的文章《通道转兵，长征的未解迷团》一文，于2003年12月9日在《中国民族报》第8版上发表）都有记载和论述，现将部份老人的口述史料整理如下：

    （一）外寨村杨再隆老人口述：“1934年12月11日（农历11月初5）这一天，外寨村村民吴文用和粟再栾结婚办酒的日子（作者注：依当地习俗，结婚办酒要操办3天），他家有两栋房子，一前一后，前面是他家的空房，后面是住房。1934年12月12日（农历11月初六），在中央红军到达通道外寨时，正逢外寨村民吴文用和粟再栾结婚办喜酒。当天下午，在鸣喜炮、用托盘收贺礼过后，客人们陆续走进正堂，30多桌酒席刚准备上菜开席，突然有人在外高喊：“没嘎蛮骂啰！”（侗语，意为“有穿黄色军服的汉人部队来了！”）全村老少闻讯几乎跑光，只有正在操办酒席的几位亲人和吴文用没听见，来不及逃跑。”

    （二）外寨村杨再高老人口述:“那年，我在绥宁县老黄脚村做零工，民国23年12月初，老黄脚来了很多兵，老百姓都跑了，听说牙屯堡那边也来了很多兵，我也想回家看看。回村到处都是部队我赶紧往家走，因为着急，只顾埋头走路，快到寨门时，听站岗的红军喊道“站住!干什么的。我说回家。红军说‘现在凉亭周围都不许走，你找别的路回家吧。’我回家想了好一阵子，这有点古怪，既喊站住，又没别的意思，凉亭和寨门四处还都布满了岗，不准老百姓出入，看来，一定是当官的在研究什么对策。”

    （三）外寨村吴仓金老人口述:“傍晚，我和几人在凉亭子街头上坐着，有位红军过来对我们说‘老乡们，打扰你们了，请你们找两个人，给我们当向导，带路去播阳’。先问吴付连他不懂汉语，又问我，我答应了。接着我问吴志学‘我俩去行吗’？他也满口答应了。红军带我俩到红军一个食堂吃饭。有个当官的很温和地对我俩说‘我们部队纪律很严，哪时候出发，说走就走，只怕你俩赶不上，就在这里和我们聊一晚好吗?’我俩想想也是，要是真的赶不上，就会误了人家的时间。当晚，我俩就同红军在凉亭角楼板上睡，有位当官的，拿两件大衣盖在我俩身上。第二天，我俩带路上十二盘，一直带到播阳的黄寨。到了地方。一位当官的过来和我俩握手，并递过来路条和一包饭，又从荷包里拿钱塞进我俩手里，作为路费，还再三嘱咐我俩，一定要从原路返回”。

    红军当年杀了吴文宗家的一头猪，给他钱他不要。红军走时人们发现猪头用稻草包好，挂在寨门柱子上。打开一看，猪嘴里塞着一包铜钱。这些钱，吴文宗没舍得用，用小罐装着埋在屋旁的菜地里。1977 年一场大火烧光整个团寨，清理火灾现场时，推土机把这些钱推了出来，几乎全团寨的人都看到了。

    （四）外寨村吴志学老人口述：“我的妻子和吴文用的新娘（作者注：粟再栾，原团头乡地马村人）是亲姐妹，吴文用结婚，我从早到晚都在吴文用家帮忙，再加上这一带的侗族村寨有个习俗，村子里不管谁结婚，年轻人都会去帮忙，亲上亲那就更不用说了。办酒当天，从老寨方向来了好多红军。来帮忙的族人和来贺喜的客人基本上全跑光，屋里只剩下几人，大家想跑，但时间来不及了，就壮着胆子留下来。一会儿，有一个身材高大的红军前来贺喜，我们几个胆大的陪他们喝酒……也许是年轻的缘故，酒席上我们只顾劝酒，没有问及姓名。”

    （五）退休干部龙宪华口述：“据调查，当年红军长征总部就驻在‘一老财家里’。在离开通道时，红军首长赠送一只马灯给这家主人吴文用作纪念。“文革”期间这只马灯被转到堂弟吴文信家保存。1979年上半年，我协助县文物部门向吴文信打了“证明”条，把这只马灯上交县文物单位。后来这只马灯作为红军文物，曾在“通道转兵纪念馆”署名陈展。”

    以上口述史料与陈云、邓颕超等回忆相互印证。几十年来，每年12月12日，桂湘黔周边村民自发来到外寨开展纪念活动。“双十二”成了一种情怀，并已演绎成节庆文化。

    五、从地域和文物考察“通道会议”会址

    牙屯堡、外寨地处三省交界千里官道上，这里自古为湘桂黔军事要冲。明清时期设有“三省雄关衙府”（作者注：衙府亦称“衙门”）和立有“三省雄关牌坊”。这里也有“雄关三省”、“脚踏三省”和“鸡鸣三省”之称。外寨村口的“永定章程”古石碑刻有“查牙屯堡地方原系咽喉要道称名雄关三省”、“毗连县太黎平通道绥宁三县”、“住有湘黔两族”、“黎平河水”、“寨外”〔作者注：侗语称谓，即为外面的寨子，它与老寨（即为里面的寨子）相对应〕等字样即为证明。

    据考证，为控扼交通要道，保证驿道畅通，保西南太平，洪武年间朱元璋设置贵州卫所屯堡，此为兵家必争之地。掌管这个屯堡姓牙，故名牙屯堡。这一历史真实可考，直到清代末屯兵设施尚存。当年屯兵后裔汉族周、宋、裴、孙、俞、颜、余、李、钟、步、戴、史、金、齐等姓氏，至今仍在此地繁衍生息。牙屯堡村“堡中亭”旁“亘古流名”古石碑上所刻“头人”姓氏即为证明。

    “三省雄关衙门”坐北朝南，地处外寨和牙屯堡西南角，堡的下方一条由南至北流向老县城小河（现称牙屯堡河古称黎平河），占地十余亩，衙内木构建筑八栋。四周土城墙，墙厚三尺，墙高丈余。门前九级台阶，宽两丈有余，两侧一对石狮，高六尺，门楣上枋是“三省雄关衙府”匾牌，常有“衙将”值班把守。衙府内设有正堂、偏厅、办公房、营房、后堂、行刑房、刑具房、牢房、档案房、仓库、客房、食堂、马厩等。“三省雄关衙府”是一座威严的城池，因享有朝廷授予的刑事审判权，其管理权限及建筑规模，不亚于古代县衙，因此，备受关注。可惜年久失修，新中国成立之后没几年，其木构建筑就腐朽垮掉了，土墙也倒塌了，名震三省边关的雄关衙府便淡出了历史舞台。城池遗址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被人民公社占用、八十年代至2022年被县粮食局建“国家战备粮库”代管，2023年后被政府建社会停车场使用至今。

    当年长征经过这里时，“三省雄关衙府”城池尚存，便有邓颖超转述周恩来的回忆：“会议是在城外附近农村某处一家农民的厢房里举行的，当时这家农民正在举行婚礼”一说，她所说的“城外”应指“三省雄关衙府”城外、“城外附近农村”应指“三省雄关衙府”城外以东约百米处的外寨村，“一家农民的厢房”应指吴文用家土墙围成的厢房，距离“三省雄关衙府”大约150米。有人转引邓颖超转述周恩来的回忆时，加上“通道”字样，变成“通道城外”；有人虽没有加“通道”二字，却把“城外”误解为县城外；有人将“县境”写成了“县城”，以至偏离了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