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节选）

    这是1935年2月的长征途中，毛泽东在娄山关大捷后写下的著名诗篇。诗中的苍山，正是贵州高原与四川盆地的界山——大娄山。被称为“黔北第一险隘”的娄山关正坐落在大娄山主脉的脊梁上，自古是川黔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关口，喀斯特地貌为其获得“如海”的形容。

大娄山紧扼川黔咽喉
摄影/令狐昌敏

    贵州，是红军长征时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于1934年12月转战贵州，红六军团，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长征经过贵州时间跨度两年多，途径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

    而90年前，这些在贵州奇绝山水里书写少年中国传奇的也大多数是1890年代后出生的年轻人——这样一群特殊年代的90后和00后，在长征这场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伟大壮举中，经历了人生中许多生死攸关的时刻，并不断做出正确的选择，从而改变了这个国家与众多个体的命运。

贵州红飘带应用现代科技，让长征“触手可及”
供图/贵州省委宣传部

    如今，在贵州，你看到的是赤水丹霞、南方喀斯特、乌江天险等世界级景观，而近90年前，这些大山大河，则见证了“雄关漫道真如铁”的热血年代，以及那些难而正确的历史决定的诞生时刻——为什么要去贵州？到底过不过乌江？如何四渡赤水？如果回到历史现场，你会如何抉择？

    在贵州，这些难而正确的决定，
    如何改变中国？

    众所周知，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但实际上红军在这片热土上做的推动历史进程的重要决定远不止于此，他们所经历的也可能比想象得更为精彩。

1936年，红二、红六军团乌蒙山回旋战在此展开
摄影/杨孝

    先看一下整体战略布局：红军长征其实不止一支队伍，当年主要有四个方面军参加了长征，分别是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一度由红二、红六军团合并而成）、红四方面军以及红二十五军，他们的行进路线也各有不同。

    红军长征转战贵州期间，红军中的80后、90后和00后都曾在这片红色沃土上浴血奋战，厉兵秣马，例如中央红军中的80后朱德，红二、红六军团中的90后贺龙和00后萧克。

红军长征在贵州路线图
制图/刘耘硕

    到底要不要绕道贵州？

    早在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前，红六军团就已经开始西征，并于黔东木黄与红三军会师，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后红二、红六军团进军湘西，牵制敌方，策应中央红军长征。

    原本的计划是中央红军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但由于“左”倾路线实施“甬道掩护”“大搬家”式的夺路突围方式，同时抬着笨重机器和坛坛罐罐使得每天行进路线有限。此时蒋介石已经完全知道红军移动路线并沿途设置四道防线。在中央红军奋战突破第四道防线后，兵力损失近三分之二，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历经血战湘江一役后，锐减至3万余人。

位于黎平县的黎平会议会址纪念馆
摄影/陆宇堃

    这该怎么办？是要继续与兵力超过我方五六倍的优势敌军硬拼还是绕道？

    此时贵州桐梓系军阀王家烈主持贵州军政，但桐梓系内部纷争不断，他其实只掌握了贵州部分军队，同时他与蒋介石也矛盾重重，能摸鱼则摸鱼，这大大削弱了他们防堵红军入黔的力量。

    毛泽东此时在湖南通道的紧急会议上，建议改变前进方向，不去湘西，而调头西进贵州，这也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黎平县城的翘角楼是文化融合产出物
摄影/陆宇堃

    黎平县是中央红军进入贵州的第一站。黎平县地处黔、湘、桂三省交界处，是贵州东进两湖、南下两广的桥头堡，也是前来旅游的人们更为熟知的肇兴侗寨的坐落之处。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明清时期黎平翘街就已经成为了繁华街市，许多往来的商贾也将徽派建筑带到这里，形成了今天的“翘角楼”。

    1934年12月18日的黎平会议正是在原为胡氏宅院的仿徽派建筑中召开，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向贵州进军的正确主张，放弃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

图一：黎平会议在原胡氏宅院中做了生死抉择
摄影/陆宇堃

图二：黎平会议后作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摄影/陆宇堃

    当时的红军急需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和开一次正式会议明确长征方向，而遵义地处川黔边境利于腾挪且防守力量薄弱。因此会议提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红军与贵州的绵长缘分也就此开始。

    到底过不过乌江？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进入贵州腹地和乌江南岸。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江，江水湍急，两岸或高山或陡坡，形成贵州的南北自然屏障，自古称“乌江天险”。王家烈派兵驻守乌江，沿江烧毁民房船只，并向蒋介石进言，“必能于南岸收聚歼之效”。

乌江天险
摄影/翁俊华

    红军到底是要突破乌江天险还是在乌江南岸转战？

    猴场会议便是在这个节点召开，会议从1934年12月31日夜开到次日凌晨，成为了我党我军历史上唯一的一次跨年度会议。

猴场会议，伟大转折的前夜
图/视觉中国

    为什么要开这么长时间？因为意见不同啊。李德、博古还是觉得不该过乌江要去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但此时中央红军的背后，国民党两纵队已经尾追至东南面的施秉、黄平、镇远、三都一带，广西军阀也派一个军进到南面的都匀、独山一带，要是扭头回湘西，风险极大。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的坚持下，会议再次否定了去湘西的主张，重申渡过乌江、向黔北发展的战略目标，可以说这次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出了最直接的准备。

    遵义会议到底有多精彩？

    遵义，南临乌江，北倚娄山关，是川黔两省的物资集散地和中转站，历来是黔北的经济、政治、文化、交通重镇，战略地位可见一斑。

遵义会议会址
摄影/吕昌均

    遵义会议在一座灰白相间、中西合璧的二层砖木小楼二楼东侧的会客厅召开。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遵义会议自然是秘密举行，建国后为寻找和认定会址还颇费周章。根据当年参加过红军活动的一些群众回忆以及文件记录的印证，花了整整4年时间，才确定遵义会议是在黔军师长柏辉章的房子里召开的，也就是今天坐落于遵义市红花岗区子尹路的小楼。1958年邓小平回到遵义会址会议室，就立马指着靠里边的一角说：“我就坐在那里。”

    这个被称为“伟大转折”的遵义会议开了三天（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目的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着力解决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

大雪中的遵义会议会址小楼
动图/地道风物视频
《神奇贵州如何开启冬游模式》

    这次会议不像大众想象中的“友好”，反而可以说是激烈的。其中有个反报告十分精彩。什么叫“反报告”？因为毛泽东针锋相对地反对博古报告中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客观原因造成的说法，而是主观的，即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和拼命主义的错误。

    一向以谦逊稳重著称的朱德也对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声色俱厉道，“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跟着走下去”。

    经过三天的激烈讨论，大家的思想基本得到统一。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参会人员雕像
摄影/李惠军

    到底打不打打鼓新场？

    如果说遵义会址边上的近百年槐树聆听了遵义会议的重要时刻，那么遵义苟坝村的一盏马灯也见证了改变红军命运的又一次抉择。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连续取得娄山关、遵义战役胜利，敌方当然坐不住了，急调多路大军再次进击遵义，同时加强乌江防御，防止红军与红二、六军团在湘西会师。

苟坝会议会址匾额，发报机
摄影/陆宇堃

    一封紧急电报引发一个紧急会议。这封电报由林彪、聂荣臻发出，电文很长，部署详细，核心信息为进攻打鼓新场（今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城）。1935年3月10日，苟坝会议便在老式黔北农家三合院，紧急召开，讨论到底要不要进攻打鼓新场。

    当时，打鼓新场地势险要，商贾云集，位居四大场镇之首。林、聂二人之所以建议进攻打鼓新场主要认为这地方只有黔军的两个“双枪”团驻守（一手拿步枪，一手拿烟枪），与红军的多次交战中，黔军从未胜过，可以说既有装备优势也有心理优势。打下这里可以为进军黔西，开辟新根据地打好基础。

苟坝会议的老式黔北农家三合院
摄影/陆宇堃

    这样分析下来，几乎所有人都同意了，而毛泽东觉得形势并没有这么乐观，便提出了不能进攻打鼓新场，但多数人仍坚持进攻，争论很激烈，意见一直无法统一，会议一直从早上开到深夜。一开始毛泽东还有三票支持，后面只有一票，最终会议还是决定攻打，由周恩来起草第二天的作战计划。

    散会后，毛泽东夜不能寐，觉得还是不能打，就立马披上大衣，独自一人提着马灯，沿着黔北山区的田间小路，摸索着来到周恩来的住所，对周恩来说：“不行，危险。”

曾经毛泽东就是走过这条小道去找周恩来分析局势
摄影/陆宇堃

    一方面红军损耗较大，综合来看还是比较比较疲惫的状态，打鼓新场是古镇，有护城河、有碉堡，易守难攻，加上附近有黔军一个师驻守。另一方面红军处境孤立，因打鼓新场西北面的鲁班场、坛厂有国民党中央军；西南面毕节地区有滇军；南面遵义县刀靶水有国民党中央军；东南面川军已经占领遵义；国民党中央军、川军已推进到松坎、桐梓地区。如果冒险开战，一旦进入胶着状态将会把红军带入四面受敌的覆灭境地。

    说服周恩来后，两人一同来到朱德的住处，进一步让朱德信服。第二天便再次召开会议，在三人的坚持下，求战心切的将领们终于同意放弃进攻计划。

如今的播州区苟坝
摄影/莫云均

    在这期间，红军截获了敌军电报，证实了毛泽东的预判：敌军正在迅速向打鼓新场集结，意图围歼红军。这个抉择避免了一次正要发生的重大危险。

    此次会议后，大家也意识到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么多人来集体讨论，在极端紧急的作战中，遇事都要争论，就会贻误战机，让红军难以果断灵活地行动。这也就有了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新三人团”（即三人军事小组），这样既精简、高效，又避免了权力过分集中。

    四渡赤水到底有多“妙”

    1960年，在毛泽东主席与英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指挥官之一蒙哥马利元帅会面时说，四渡赤水是他平生得意之笔。

赤水河穿赤水市而过
摄影/尹刚

    对于蒙哥马利而言，他可能并不能完全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因为纵横驰骋于川滇黔三省的四渡赤水战役规模不大，所指挥的部队只有3万人左右，与三大战役的规模肯定没法比，那么四渡赤水又到底妙在哪里？

    赤水河，即赤水，为中国长江上游支流，由云南发源后，东流至川、滇、黔三省交界处的梯子岩，大娄山山脉横于其中成为赤水河与乌江的分水岭。正是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时代背景让红军得以在川、滇、黔三地中回旋。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概图
制图/刘耘硕

    一渡赤水，避敌锋芒
    从黔北到川南

    红军进占遵义期间，蒋介石最初不明了红军动向，基本上没有采取重大进攻部署。遵义会议期间，蒋介石对红军的“围剿”做了新的调整，除封锁长江，让湘、鄂、川、陕军阀部队继续围剿外，还集中国民党中央军团从四面八方向中央红军袭来。

习水县土城镇的码头，自古就是川黔要道
图/视觉中国

    1935年1月27日，作为左路纵队的红三军团和中路纵队之一的红五军团在青杠坡与尾追的川军展开对攻。红军根据形势增援兵力并击退正面之敌部，但对敌军侦查有误，敌方援军源源不断涌进，已经不可能歼灭在此的敌军。

    这时候红军军委决定：放弃原定在赤水地域北渡长江的计划，改从土城西渡赤水进入川南。1月29日，中央红军主力分三路从猿猴（今元厚）、土城南北地区一渡赤水河，向川南的古蔺、叙永地区推进。

中央红军一渡赤水要图
制图/刘耘硕

    可以说一渡赤水是在战役失利后的无奈之举，由原本的主动变成积极防御措施，但这也使得部队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更能打运动战和游击战。

    二渡赤水，回师东进
    从川南、云南回黔北

    一渡赤水后，蒋介石下达了在川黔滇三省接合部包围红军的计划，声称围歼红军“在此一举”。如何不让蒋介石猜到红军的意图？只有红军自己都猜不到自己的意图。

中央红军二渡赤水要图
制图/刘耘硕

    于是，毛泽东作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回师东进，二渡赤水，再战遵义。当然也不是拍脑袋，自然是因为目前的前进方向受了限制，总结土城战斗的经验后，决定转移到已经造成过敌人过失的黔北，在黔北集中优势兵力，寻找有利时机。

    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分别从太平渡、二郎滩等地二渡赤水河，重入贵州。这“飘忽异常”的行为直接把敌军主力甩在了川南的扎西地区。进攻矛头直指力量较弱的贵州军阀王家烈，后袭占桐梓，攻下黔北门户娄山关，夺取遵义城。也是在娄山关战役后，毛泽东写下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

娄山关间建起了大吊桥——长空桥
摄影/何雄周

    三渡赤水，出其不意
    从遵义茅台又入川南古蔺

    红军频频取得胜利，蒋介石可以说是一整个不满意，一改遵义战役前的“守势防御”为“追堵截击”，疯狂push各地军阀，认为此时是对中央红军的“歼灭良机”。
在围攻之势日益逼近的形势下，“新三人团”决定中央红军离开长干山地区，向西南转移，并在赤水河上游夺取渡河点。当然中间也遇到了不少敌人阻击，但现在的红军走的是不与敌人缠斗的路线，灵活走位。当红军向仁怀、茅台地域转移时，国民党仁怀县长闻风逃跑，也就不战而取仁怀，随后又占领了离仁怀10多公里的茅台镇，并在当地砍伐竹子准备做竹排准备渡过赤水河再次进入川南。

茅台镇的茅台渡口与红军桥
摄影/陆宇堃

    当地居民听闻消息后，帮助红军架设浮桥，有人甚至拆下自家门板帮助制作渡江工具，很快便在赤水河的珠沙堡渡口以及上游的山羊坳和下游的银滩渡口架起了3座浮桥。

    3月16日至17日，红军从茅台镇3个渡口三渡赤水河，再次进入川南。此时的红军虽还未完全打破敌人的“围剿”，但不再是被动地进行移动，而是早有了“四渡赤水”的打算。要脱离包围，必须把人数众多、装备精良的滇军主力调出滇黔边境，再借道云南，渡过金沙江。因此红军故作出北渡长江的姿态，实则做好随时东渡赤水，回师贵州的准备。

中央红军三渡赤水要图
制图/刘耘硕

    四渡赤水，跳出合围
    川南再回黔北冲向云南

    3月21日至22日，红军由二郎滩、太平渡等地四渡赤水河，同时做出佯攻贵阳的态势，诱出滇军驰援贵阳，当中央红军向遵义方向和乌江北岸扑去时，蒋介石还亲自飞到贵阳“督战”，试图将“回窜之匪歼灭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