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湘赣革命根据地逐渐缩小。6月，中共吉安县委率领党政军一路人马，从安塘、登龙、永阳、指阳等地，曲折转移至本县与永新县、泰和县交界的山区村庄，在南岸、双江、牛田一带周旋，同时，遂（川）万（安）泰（和）县委、县政府也转移至此活动。为精简机构，便于统一指挥，两县委政府合并成立“中共吉泰县委、县苏维埃政府”。下设南岸（吉安县）、双江（吉安县）、牛田（永新县）、官陂（泰和县）四个区，配合湘赣省委、省政府和湘赣军区，开展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

    吉泰县作为以吉安县为主的地方机构，为红六军团从永新县城转移至三县交界处，并在此出发长征，搭起了保障后勤物资、人员支持的有力桥梁，为红六军团作为红军长征第二先遣队从吉泰县的南岸、牛田出发，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

    详细情况分解如下。

    一、红八军和红六军团在吉安西区成长壮大

    红八军军部在吉安县天河村成立

    1930年9月，浏阳、茶陵、万载、宜春、萍乡、醴陵等游击队及安源工人纠察队合编为红军湘东独立师，下辖第一团与第三团，当时合计约800人，枪约500支。师长刘沛云，政委谭思聪，参谋长谭家述，政治部主任田可平。1931年2月，由莲花、萍乡、攸县、茶陵等县游击队合编成第二团，并改名为湘东南独立师，当时合计约1500人。10月，改称湘赣红军独立第一师，当时合计约2800人，师长刘沛云、李天柱，政委谭思聪、王震，参谋长谭家述、陈韶，政治部主任陈韶、王震。11月，成立了湘赣红军独立第三师，当时合计约800人，下辖第七团与第九团，师长冯建元，政委甘泗淇，政治部主任袁任远，第七团团长罗发桂、政委刘锋，第九团团长侯梯云、政委赵克强。其中，第七团于1931年1月在吉安县永阳镇成立。

吉安县指阳老居村落款红八军标语：“消灭白匪”

    1932年2月中旬，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湘赣红军独立第一师和独立第三师，并以独立第一师第二团与第三团各一部（主要是原茶陵县的游击武装）组成新独立第一师，在永新县里田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以下简称红八军），全军共2个师约4000人，枪2800多支。当时没有设立军的领导机关，而以独立第一师师部兼军部，独立第一师师长李天柱，政治委员王震兼代红八军军长、政治委员，谭家述兼代参谋长，袁任远兼代政治部主任。

吉安县敖城镇流江村：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 落款：红八军

    红八军刚成立时，名义上编入红三军团建制，但因活动范围主要在湘赣苏区内，所以，红八军实际是由中革军委和湘赣军区双重领导。同时，湘赣军区还先后组建了莲花、安福、分宜、新（喻）峡（江）、宁冈、攸县、萍乡、酃县、吉安、永新红军独立团，受各分区指挥部指挥。

    11月初，红八军在吉安县天河村进行整编，正式组成军的领导机关，军部机关正式成立。军长肖克，政治委员蔡会文（湘赣军区总指挥兼）、王震（代），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王震、袁任远。原独立第一师改为第二十二师，新独立师改为第二十三师，独立第三师改为第二十四师。全军共5000余人。第二十二师（下辖第六十四团，第六十五团，第六十六团）师长李天柱、谭家述，政委王震（兼）；第二十三师（下辖第六十七团，第六十八团，第六十九团）师长杨茂、叶长庚，政委彭辉铭、袁任远，第二十四师（下辖第七十团，第七十一团，第七十二团）师长弋勇，政委胡楚父。

    1933年4月，由吉安、永新两县独立团合编为湘赣红军独立师，师长王自清。7月底，被编入红六军团第十七师警卫团。

    根据中共湘赣省委指示，湘赣军区加强了红八军的组织建设和军政训练，使红八军的战斗力得到进一步提高。为了巩固和发展湘赣苏区，具体规定了各独立团、营和县区游击队等地方武装的战斗任务和配合地方工作发展苏区的方向：吉安县地方武装应向吉安县城逼进，并向泰和方向发展；永新地方武装应向泰和关背方向发展；宁冈地方武装应努力肃清残匪，并与酃县苏区取得联系；安福地方武装应向安福县城逼进，同时应向吉安方向发展，并与北路苏区取得联系；北路地方武装应向袁州及沿赣江各县发展等。其目的，是要通过地方武装配合主力红军行动，把北路苏区、上崇苏区和以永新、莲花为中心的基本区联系起来，使湘赣苏区成为连成一片的巩固的苏区。

    湘赣军区和红八军的成立，对于湘赣苏区武装的发展和战斗力的提高，对于巩固和发展湘赣苏区，对于配合中央红军作战，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红八军在吉安县官田乡林下村东塘自然村的一户民居设立指挥部，肖克在屋内厅堂墙壁上亲笔题词“拥护苏联”四个大字。但该房屋可惜在2021年倒塌。承启堂设立了一所红军医院。

红八军萧克军长在官田东塘题写的红军标语：“拥护苏联”

    红八军的军部总指挥所一直驻扎在吉安县境内，先后驻天河、官田、浬田。在敖城、指阳、官田等地，至今还保留了红八军的落款宣传标语。

——采自《吉安地区志》

    红六军团十七师驻吉安县固江、浬田

    1933年6月，红军第八军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七师，红军第八军番号取消。第十七师归红六军团建制。1933年12月至1934年1月，曾驻吉安西区固江、浬田等地。

    红六军团十七师驻固江、浬田和安福枫田一带，招兵买马，补充兵员、草鞋和粮草。1934年1月26日，从固江、浬田出发，经分宜到九江，破坏南浔铁路，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战斗，牵制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进攻。

——采自《永新县苏区志》

——采自《中共吉安县历史（第一卷）》

“十七师驻固江一带”——采自《肖克回忆录》第十章

    二、吉安西区参加反“围剿”战斗

    西区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中的简况

    1930年12月，正当第一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时候，发生了“富田事变”。事变之后，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红二十军转移至吉安西区，坚持反“围剿”斗争，壮大了队伍，巩固了吉安西区革命根据地。和红七军、湘东南独立师组成了中共河西临时前委和河西总指挥部。红二十军在西区的各个村落留下了大量的红军标语。

    第二次反“围剿”中，敌五十二师李明驻官田时，大肆搜刮人民，官田地区人民携儿带女纷纷躲灾逃难，敌人到处搜刮，鸡鸭鹅全被杀光，猪斩了头、去了肚杂抢了走，牛亦杀死不少。该军士兵骨瘦如柴，全无战斗力。有两个饿得像骷髅的士兵在田心村实在腥臭难闻，走不动了。前军已到官田、夏派，两个当官样子的下来架了两人上路，在田心村官田岭石板坝处活活打死，将尸抛入江中，后该师在黄陂全师覆灭。在第二次反“围剿”中，红七军、红二十军和湘东南独立师取得了永阳战斗和横江渡战斗的巨大胜利。

    第三次反“围剿”中，县红色独立团巧打小胜。敌五十九师陈光中驻官田，后到遂川，经永阳三叉仚口，县红色警卫团裴生龙领兵截其尾巴，缴枪30多支。接着湖南军阀邓尔卓在西区待了三个月，张朋良又率靖卫团反扑。那时红军一部分在梅花放出“家住井冈山，冒钱请来担”的风声，张朋良闻风追到梅花山地界，庄源村肖奇昌也伙同前往，不料张朋良被红军打得狼狈逃窜，肖奇昌被村民捉到，用新篾器团箕斩出一个洞套上他的脖子，3个人将团箕旋转，名曰“鬼换磨”，肖奇昌死于非命。张朋良败退后，妄图东山再起，到衡阳去搞钱反共，在上飞机后，一个地下党员飞行员在飞上蓝天后跳下降落伞，张朋良机毁人亡，结束了罪恶可耻的一生。邓尔卓在泰和、万安总攻井冈山时被打得溃不成军。

    红军在谷村武云山麓与敌军大战，当地人民检子弹壳7、8谷箩，谷村烈士陵墓就是那时牺牲的60多位战友。在第三次反“围剿”中，西路红军又一次取得了永阳战斗的巨大胜利，并取得了横江战斗的胜利。

    第四次反“围剿”，肖克率部白雷江战斗大获全胜。公秉藩驻白雷江，邓尔卓扎马家洲，彭伟仁扎横江，宋汗文驻牛田关背，共5个师，红军十七、十八师在肖克率领下，从中间突破，在白雷江过河与敌激战七昼夜，红军制造化装敌兵三个团分别增援友军三个团“激战共匪”的假报告，选派刘智（安塘人）传令到公秉藩指挥部，当敌三团人马分别增援到火线上时，红军猛然扫射，见人就打，不上三个小时，把公秉藩前线七个团打得猝不及防，缴械5000余支，军品30斗，乘胜冲击牛田，活捉宋汗文，将靖匪一鼓全歼，大获胜利。

    宋汗文为公秉藩姑表兄弟，宋母找公秉藩施法赎回宋汗文，公秉藩亲派卫兵送军用品、西药、手枪、食盐等厚礼来湘赣省，并带投降信一封，愿意联合蒋光鼎、蔡挺偕二师与海南岛胡汗谋、李济深，再联合川军刘文辉等7省军阀，与我党代表进行反蒋合作，等等为条件。蒋介石恐慌万状，派贾卓洞、李焕章、李忠祺等经福建、海南等说和离间破坏，无果。此即“福建事变”发起。后蒋介石派军队攻陷福州，福建事变失败。

    当时由莫斯科受训回来的安源煤矿工头刘士杰派到湘赣省任特委，见官加三级。刘士杰指责张启协、王首道是改组派，并且公审斗争，张启协与之争辩，再以右倾机会主义为害革命的罪名斩杀了省保卫局长谭平山（后由吴德锋任代局长）。因张、王亦曾到莫斯科集训，刘无权处理，刘又诬肖克与公秉藩说定投诚，破坏军机，将肖克抓到安福与伪县长宋汗文一同关禁。该伪县长愿赎罪立功，将反动武装全部投诚，并建立县苏维埃政府。但刘士杰认定此人是真正反革命，假投降，真反共。一个早上，将其及跟班全部斩杀。公秉藩得到消息后，更加愤慨，大起复仇之念，会合陈光中、彭任林、邓尔卓、刘文辉加紧第五次疯狂围剿。

    为迎战国民党的第五次疯狂围剿，不久，肖克被放回到湘赣省，率部往湖南作战。何善远（赞虎）当时在十七师任连长，他们攻下沙市，活捉李曲，缴枪逾万，连打几个胜仗。

    在反“围剿”中，蒋介石实行经济封锁，苏区财政困难，一块银圆只买得半斤盐，盐贵如金，后来连二两也买不到了。人民用土砖熬硝盐、豆豉盐、咸菜水、咸蛋水度日。

    在整个反“围剿”中，西区人民和全苏区人民一道，备受反动派的残酷屠杀，极力摧残，纷纷参军参战，组成担架队、宣传队、洗衣队、运输队，源源不断支援前线。曾经多少人流离失所，离乡背井；多少人倾家荡产，多少人悲惨地失去了自己的亲人，他们前赴后继，不怕牺牲，艰难困苦，大力支前，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国民党对湘赣苏区的三次“围剿”

    1931年11月中旬，国民党军3个师分别由吉安、吉水、泰和、万安等地出动，进占吉安县永阳、永新县城、莲花县城等城镇，另2个师由攸县、茶陵向苏区推进，对湘赣苏区进行第一次“围剿”。

    湘赣苏区红军积极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广泛动员和组织群众，实行坚壁清野，灵活地进行游击战。12月初，以伏击手段，在永新浬田以东全歼国民党军第十四师1个营及永新县保安队。不久，独立第一师由上犹、塘江一带返回永新文竹，同独立第三师会合。

    随后，西进至莲花地区，迫使进占莲花地区的国民党军撤回萍乡。

    1932年1月后，湘赣苏区红军在湘赣军区总指挥张启龙、政治委员甘泗淇和红军第八军代军长李天柱（独立第一师师长）、代政治委员王震（独立第一师政治委员）指挥下继续进行反“围剿”作战。至3月，苏区失地全部收复。

    国民党对湘赣苏区进行的第二、三次“围剿”，发生在中央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期间。

    配合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连续作战取得胜利

    1932年5月，国民党反动派就开始准备对各根据地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次“围剿”，敌人采取的战略是逐次转移重点，实行各个击破，即首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得手以后，再转移兵力完成对中央根据地的包围，转入“围剿”的第二阶段，对中央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达到围歼中央红军的狂妄目的。

    为此，蒋介石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在准备对我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发动“围剿”的同时，又组成以何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指挥江西、广东、福建以至湖南的国民党军队，牵制削弱中央苏区红军的力量，配合北线作战，并为大举进攻中央苏区作准备。

    为配合粉碎蒋介石发动的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和对湘赣苏区的第二次“围剿”，湘赣苏区军民居安思危，已早作了准备，1932年3 日，中共湘赣省委召开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通过全省3个月（4至6月）的革命竞赛条约，展开大规模的根据地建设运动。为配合中央红军的作战行动，红八军进至遂川以南的藻林地区，积极展开活动，牵制敌人。6月20 日，中共湘赣省委召开第二次执委扩大会议，检查总结三个月革命竞赛情况，并通过政治决议及冲锋季（7至9月）竞赛条约。

    同月，吉安县独立团在指阳游击队配合下，攻打石坑靖卫团，一鼓作气攻下石坑，俘敌数十人，敌团长被抓。

    8 月1 日，湘赣省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永新县城召开。大会通过了《扩大红军与健全地方武装》等五项决议案，选举袁德生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启龙、谭余保为副主席。 同月，在湘赣省军区的部署下，吉安、安福两县独立团及固江、永阳、指阳三支游击队共500人枪，原计划攻打泰和三都圩靖卫团，后在泰和县南江口与国民党正规军一部遭遇，激战数小时，毙敌50余人，缴枪30余支。尔后，几支队伍会攻驻扎在泰和石山的国民党正规军一个团。这次战斗，虽然未给敌人以重创，但使敌人对根据地的游击战争产生极大的恐惧。

    10月20日，湘赣红军第八军和红军独立五师在吉安、公略县地方武装配合下，在泰和县早禾市击溃敌军二十八师的进攻，俘敌200余人，缴获步枪200余枝，迫击炮1门，水机关枪1挺。

    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正式开始前夕，中共吉安县委、县苏政府积极贯彻落实湘赣省委、省苏政府四次会议精神，吉安县各地迅速掀起扩红热潮，村与村、乡与乡、区与区、县与县之间，展开声势浩大的扩红竞赛。不少乡、村党团书记、苏维埃政府主席带头参加红军。有些区、乡、村赤卫队、少先队，都是整连整排地参加红军。在扩大红军的同时，还重视整顿地方武装，使之更趋战斗化。18至40岁的青壮年男女统一编成赤卫军，每人都有一件武器，每5 人配有一副担架，直接参加战斗或担任战勤任务。

    红八军发动天河毛田坑和官田梅花山战斗

    1932年11月，肖克派红八军一个营在毛田坑打了一仗，消灭了伪安福县的一个靖卫团。团长罗典被击毙，副团长李子云被捉。肖克部队还在白泥村委会的罗坪村住过两夜，住在原肖惟为家，在一个祠堂里议事、发报等。

    同年11月初，红八军在天河村进行整编后不久，与地方武装紧密配合，在吉安县官田梅花山痛击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2个团及1个靖卫团。

    11月13日，红八军从湘东南撤退至湘赣根据地中心区域，集结、隐蔽于永新左坊一带，待机歼敌。11月15日，国民党军五十二师一五四旅进占吉安县敖城。11月16日，红八军开始向东行动，首先插至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一五四旅后方吉安县官田梅花山一带活动，企图迫使该敌后撤。因该敌未动，红八军又迂回北进，准备袭击安福，调动该敌。20日，红八军由西江经江口、莲花坪、市田到合东，21日，又由合东进至洋溪。同日，安福县城之敌到严田骚扰。22日，红八军攻击严田，不料敌人已于21日晚撤至利田。据此，红八军立刻进攻利田。利田之敌约一团，凭借坚固工事据守。红军强攻不下，杀伤敌人百余人，即撤出战斗，向洋溪转移。

    红八军这一行动，使敌后方受到威胁。26日，敌人一面命令利田守军坚决拦阻红八军向安福前进，一面将进到吉安县敖城的第一五四旅撤回官田。此时，官田之敌有五营、一旅部、两团部。在这种情况下，军长肖克认为，官田之敌已经进入苏区纵深地带，红军进攻该敌是有充分把握的。于是，29日，红八军立即放弃袭击安福的计划，回头攻击官田梅花山。红八军前卫部队与敌接触后，整个部队迅速展开，第二十三师、第二十二师分别从正面、左翼攻击敌人主力，一部在右翼钳制敌人，经两小时战斗，将敌击溃，缴获步枪40余枝，毙、伤敌300余人。

    吉安县官田梅花山战斗后，红八军开至永新高桥，转入训练。伤员运至林下村东塘自然村祠堂中治疗。

    至今，官田乡梅花村上梅花自然村后的盆形岭东北山峁上，还留有红军哨所和战壕遗迹。

    红八军攻打三都圩

    1932年，红军攻打泰和三都圩，经过吉安县知导乡。由于被河流阻止，又无船只渡河，一时无法过河，正在犯愁的时候，全乡男女都来支援红军攻打三都圩，个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大家你背一根木头，我驮一块门板，一起动手，不一会儿就架起了临时浮桥，在敌人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渡过河流，胜利攻破了三都圩，缴获大量财物等战利品。

    在吉安县西区广大人民群众和地方武装的积极配合下，湘赣省委、省苏政府和湘赣军区部队，不仅取得了湘赣苏区反“围剿”的胜利，且策应了中央红军取得了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

    三、牵制国民党掩护红六军团顺利长征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

    1933年，为了反击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和对湘赣苏区的第三次“围剿”，6月13日，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电令精神，湘赣省军区总指挥蔡会文在永新县城发布命令，红六军团成立，由红第十六师、第十七师和第十八师组成。红六军团受中革军委和中共湘赣省委双重领导，制定了赣江西部游击计划，确定了基本任务、活动范围、游击区域及战略战术措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反“围剿”作战，为保卫湘赣革命根据地发挥了巨大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11月，蒋介石调动100万国民党军在对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同时，以西路军6个师和1个补充中队为主，加上地方武装，共10万人，向湘赣苏区发动进攻。

    红六军团和湘赣地方武装一道，与国民党军展开了一系列的战斗，消耗敌军。先后发生了梅花山战斗、潞田战斗、永新战斗、沙市战斗、金华山（松山）战斗等战役战斗，这些战斗虽然有输有赢，但红军指战员的意志越战越坚定，精神始终不垮。

    由于受王明“左”倾路线的严重影响，实行大部队兵团正面作战，红军死伤惨重，根据地步步沦陷，范围越来越小，党和红军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这时，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负责军事指挥。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使红军陷于被动地位；在进攻遭受挫折后，又采取消极防御方针，实行分兵防御、“短促突击”，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这样，战局的发展对红军日渐不利。

    11月，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将领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并派代表同红军谈判合作。这对红军打破第五次“围剿”是一个有利的机会。但“左”倾领导人继续把中间派看成最危险的敌人，不肯在军事上同第十九路军进行配合，结果使红军坐失良机。蒋介石在打败第十九路军后，完成对中央根据地的四面包围。

    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这次全会不顾敌强我弱和第五次反“围剿”的不利形势，宣称中国革命进入到“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阶段，把“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推向顶点。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中央书记处，博古仍为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

    “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的恶果，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4月中旬，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广昌。经过18天血战，广昌失守。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根据地腹地，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万多人撤离根据地，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

    红六军团踏上向西长征之路

    随着中央苏区形势的日益紧张，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派遣红七军团以第一抗日先遣队名义北上牵制敌军外，还命令红六军团作为第二抗日先遣队离开湘赣苏区向西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并创立新的苏区。同时，任命任弼时为中央代表，并由任弼时与肖克、王震3人组成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为主席。接到中革军委的电报后，红六军团进行了积极准备和动员。

    1934年5月，湘赣省级机关转移到牛田后，中共湘赣省委驻双源村吉昌兴木行，省苏维埃政府驻岭上村善居堂，省军区驻岭上村三声堂，省军区供给部驻岭上村诗书义知府，省军区医院驻岭上村承庆堂大祠，红军学校驻香翁祠，任弼时驻悟道草舍。吉泰县机关也搬来牛田，但不久，省苏政府机关和吉泰县机关包括吉泰游击队，一起转移至吉泰县南岸村。7月8日，红六军团进到牛田村后，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与指挥部驻牛田街上生茂号货栈。全军团几千人分别驻扎在永新的牛田、龙河、霞溪，泰和县的津洞、碧江洲方圆30余公里的村庄里，指挥机关均设在吉泰县牛田村。

    1934年7月23日，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给湘赣省委、省军区发出“关于红六军团转移到湖南创立新苏区问题”的训令。红六军团指挥部电台译电员彭富九在吉泰县牛田村收到训令后，立即送呈任弼时、萧克、王震等领导。训令认为：“敌人正加紧对于湘赣苏区的封锁包围，特别加强其西边封锁与包围”；“六军团继续留在现地区，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之危险，而且粮食及物资的供给将成为尖锐的困难”；“为保全红军有生力量及捍卫苏区，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到湖南去开辟新区”。训令对红六军团的领导机构和人事作了安排。

    红六军团及地方党委，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等的领导下，紧张地进行了突围西征前的充分准备：组成了红六军团最高指挥机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代表、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萧克、王震为军政委员会委员，领导红六军团突围西征。

    为了迷惑和牵制敌军，还于8月初以独立第五团一部伪装成军团主力，在牛田、津洞、万安一带佯动。

    湘赣省党政军成立新班子

    由陈洪时（后叛变）、谭余保、彭辉明等组成湘赣省委新的领导班子。陈洪时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谭余保任中共湘赣省委副书记、省苏政府主席，萧行麟任省苏政府副主席，彭辉明任湘赣省军区司令员，刘发云（后叛变）任省政治保卫局局长，王用济任共青团省委书记，旷金媛任省委妇运委员会书记，领导坚持在湘赣根据地工作。

    秘密组建了红六军团领导班子。萧克任红六军团军团长，王震任红六军团政治委员，李达任红六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

    任弼时主持召开全省政治工作会议，进行总动员，作了题为“争取新的决战胜利，消灭湖南敌人，创造新的根据地”的报告，精辟地分析了目前形势，传达了任务，号召全军上下团结一致，不怕流血牺牲。报告坚定了战胜敌人的信心与决心，稳定了军心与民心。

    壮大了红六军团的军事力量。红六军团在牛田、龙河、霞溪、津洞、碧江洲地区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加紧整顿训练，依靠当地党组织和政府动员、组织青壮年参加红军。7月下旬，在吉泰县牛田新组建了一个团，有1200多人编入红十八师五十四团，实行了行军、侦察、警戒等训练。地方行政机关进行精兵简政，充实部队。此时，红六军团总人数达9758人。

    筹备各种物资保障后勤

    在部长徐杰领导下，供给部依靠吉泰县等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筹集粮食（大米）14万斤，每个战士有干粮30斤。修理枪械，补充弹药，以连为单位检查所有枪支，7天内检修完毕；赶造一批手榴弹、大刀，造了子弹15万发。采集西药和草药，地下交通站派员深入敌占区采购所需的药品与器械；动员战士上山采集各种草药。准备雨具、草鞋，规定每个战士必备一件雨具；规定每个战士打草鞋5双以上。动员妇女为红军战士碾米做干粮、洗衣、缝补衣物。妥善安置了伤病员，首先以连为单位做好调查摸底，编制名册上报军团部，最后将60多位重伤员安置在当地群众家。

    1934年8月7日，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9700余人，从吉泰县牛田等地出发，离开湘赣苏区，开始突围西征，揭开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序幕。

    红六军团西征是中央及中革军委领导下的一次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行动，牵制、调动了大批敌军，缓解了中央苏区的压力，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于1934年10月24日在黔东印江县木黄与贺龙、关向应、夏曦领导的红二军团胜利会师。10月26日，在四川和贵州交界的酉阳县南腰界召开了会师大会。红军二、六军团的会合，为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奠定了坚实基础。

    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历时80多天，跨越敌境5000多里，历尽千辛万苦，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牵制和打击了强大的敌军，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反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红六军团突围西征，比中央红军长征早出发两个月，在战斗中发展和锻炼了自己，探明了沿途敌人兵力的虚实，查明了地形道路、民情、气候、物产，实施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于沿途布下了革命火种，实际上起到了为中央红军长征进行侦察、探路的先遣队的作用。   

    留下中共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和湘赣省军区司令员彭辉明等继续坚持湘赣苏区的革命斗争。湘赣苏区各地大面积相继失陷后，党政军机关转入山区，坚持开展游击战争。

    省委、省军区从永新、莲花一带边区转入武功山。湘赣省政府先驻吉安西区南岸村，后移驻官田天平山，天平山是主要据点。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领导的吉泰游击队，白天埋伏在敖城、官田一带山上，晚上下山袭击国民党军的碉堡、据点。后转移至武功山，与省委、省军区汇合。

    四、吉安西区最后一块革命根据地

    中共湘赣省吉泰县委、县苏的成立与解体

    1933年10月，国民党调集近10万军队，进攻湘赣革命根据地。随着反“围剿”的失利，吉安县苏区局势十分危急。在敌强我弱悬殊太大的情况下，不与敌人硬拼。中共湘赣省吉安县委、县苏机关及独立团、游击队1000余人，于1934年6月，趁夜撤离清江，迁永新牛田。独立团负责护送，湘赣军区也派出短枪队接应。由于夜行军，行动不一，到牛田时，队伍只剩下几百人。后转移到泰和与吉安县交界的禾水两岸，坚持游击活动。这时，泰和县党政机关也退至牛田。不久，为了统一领导，中共湘赣省委决定撤销吉安、遂万泰两县县委，在吉安县南岸成立中共吉（安）泰（和）县委，何杨生任书记，后彭仁昌。下辖双江、牛田、官陂、南岸4个边区区委。6月，在中共吉泰县委成立的同时，在吉安县南岸成立吉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周新平。下辖南岸、双江、牛田（永新）、官陂（泰和）等4个区苏维埃政府。县苏机关迁驻永新牛田小安。

    湘赣苏区主力红军十七师、十八师从吉泰县牛田出发，西征北上后，国民党反动派军队趁我红军北上抗日之机，调集了大批反动军队，向永阳、敖城、官田一带进攻。大部分地区被敌人占据。留下的部分干部和地方武装，在西区一带继续进行革命活动，牵制敌人对我红军的追击。国民党反动派趁机进攻吉安县委、县政府所在地，展开了四面包围，5次围攻，步步紧逼。在高山岭上，用堡垒政策，蚕食苏区，使吉安县苏区的各级机关和部队实难正常办公和行动，只得跳出封锁线，将各级人员深夜开往牛田关背，组织临时吉泰县委，与湘赣省委接上联系。

    党为了领导人民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各机关团体被迫转移到前岭南岸一带。县委成立后，一方面领导游击队常常扰乱敌人后方，一方面继续在那里建立新的苏维埃政权。不久，就以南岸为据点，建立了南岸、官陂、双江、牛田四个区委，并且经常深入到白区宣传革命的好处，帮助建立村政府。这时大部分地区被敌人占领，钱粮、给养等问题，发生了极大的困难。有些同志找不到饭吃，就吃野菜充饥，甚至一连几天都找不到东西吃。可是，很多共产党员在这些困难面前，仍然坚持斗争。

    6月3日，各级政府都潜伏在山上继续作斗争，每区都组织游击队，加上吉泰独立营，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从6月到8月，叫作打游击时期，相互没有联络，得不到任何援助，敌人不时地搜山、烧山、引诱、威赫、捉墩家属、亲友，实行各种封锁。革命同志用种种方法，克服困难，戴平昌说，我们白天背着枪在山上休息，夜晚突击敌人，向堡垒射击扰乱敌人。

    一个晚上转移七次，使敌人捉摸不透，由于人民爱护自己的游击队，为游击队送油盐柴米、带路通讯、打听消息，使得游击队得到了支援。谢元吉等时常帮助游击队，虽然反动派打他、罚他，说他勾匪、窝匪，他对游击队的支援仍然没有停止。游击队与群众的密切结合，坚决开展反投降斗争。县委书记彭清声叛变并带反动派搜山，游击队即于夜晚包围竹山村其家，未捉到彭，随手杀其父、弟、妻3人。游击队没有子弹，他们用玻璃瓶子装沙土和炮药，作大炮用，把弹壳珍藏起来装沙土炮药当子弹继续地用几次，得不到饭吃，游击队就吃芋头、青菜几天，许多同志在战斗中被捉，有的叛变了。于是，把游击队编为独立营，撤到永新后，官田地方的军事斗争基本结束。此后，就潜伏在山上，以便与上级取得联系。此时的状态是，或躲在山上，或潜入百姓家中，或散藏起来，叫作“打埋伏”时期。到10月，大多数同志回家，斗争告一段落。

    同年12月，由于国民党军的烧杀掳掠，经济封锁，中共湘赣省吉泰县委、县苏维埃政府被迫解体。

    吉泰游击队坚持战斗到底

    吉泰县牛田村坐落在永新东南的山区，有10个自然村，300余户人家，1200多人口，地势险要，物产丰富，所产草席闻名吉安地区。牛田又是吉泰县辖区中共牛田区委、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党和群众基础很好。

    由吉安县和遂川、万安、泰和县合并的吉泰县，辖双江、南岸、牛田和官陂四个区。红色苏区跨吉安县、泰和县和永新县交界的三角地域。永新的牛田关背，它是个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山冲地方，一条冲可以直通井冈山，在地理上属于罗霄山脉中段。

    从吉安县吴陂（即今敖城镇前岭）进去到双江，双江走几十里山路到牛田，约百余户的村庄，牛田过去10余里就是关背村，约20户左右，尽是砖房子，关背过河经过小沙就是江背村，江背那边有个官田村，10多户，尽是眠砖房子。往北走可以到达永新石灰桥，往右走可达永新象形，那村有80户左右姓贺，往东南可通桥头、碧溪，吴陂过去还可以到达南安。

    1934年5月28日，吉泰县成立吉泰游击队。吉泰游击队是由吉安、泰和两县各区游击队在牛田小湾集合而组成的。有二三千人，枪200余支。在牛田、关背、化干洲、早禾市等地活动。主要解决粮食、经济问题。10月到武功山，干部东跑西跑散了。后来，吉泰游击队又改称遂万泰游击队，约150人左右，有好枪80余支。刘静山同戴贺祥奉命来到这个游击队，受到战士们兴高采烈的欢迎。不久，县保卫局亦迁来了。西区苏区一切财力、人力全力支援战争，打土豪要归公，乡政府决定贪污30元现洋的就杀头，贪污3块银圆的坐班房。

    永新那边的敌人就是贺作新团，约80条枪，双江进去高公高严团有枪500多支。

    一到那边，很少看见青年人，一打听才知都被迫当守望队去了，还组成马刀队。贺、高二团到处散发反共传单，到处宣扬“共产共妻，共产共财”“共产党来了鸡犬不留”等反动宣传，所以当地人民很害怕共产党，不了解共产党游击队。

    为了争取群众，开展工作，必须铲平贺作新。这天，吉泰游击队开进贺作新家，贺作新携全家春插外出走了，刘静山在贺作新家里搜查到一只新鸟铳，把铳砸烂，丢入江中去了。在贺作新小庄刚坐下来休息，不想山上石头纷纷向游击队员掷来，战士们大喊：“老袁，自己人，不要受敌人的骗。”一会儿，这些人都散了。在草坪吃中饭时，有个60多岁的老大娘看到游击队战士衣服破烂，大锅菜里没有油盐，便将咸蛋罐水提出来给他们尝尝，当时的咸蛋水是十分宝贵的，看到人民群众和自己子弟兵心连心，没有哪一个人舍得喝，眼泪都湿满了每个人的眼眶。

    那高公高严出身地主，招兵买马，有枪500多条，又借得泰和县1000多精兵相助，不但不把吉泰游击队放在眼里，还和湘赣省独立五团激战了五天四夜。刘静山、戴贺祥带了游击队抄小路，包围了高公高严的村子，10多户尽是眠砖房子，高公高严家早搬走了，栏中只剩得一头黄牛，牵了牛宰了当菜吃了。本来要烧了他家的房子，因邻居共居，就不烧了。搜得一些毛线新布匹，每人打草鞋用了，老百姓很可怜，红军来了说红军好，白军来了说国军好。

    贺作新、高公高严恼羞成怒，一面坚壁清野，一面移民并村，妄图卡死游击队，一连数月不来挑衅，群众也没有看见。同志们有病没药治，头发长了没人剃。后来连吃也搞不上来了，只好挖老百姓的芋头当饱。写上“某年月日，红军过此，借芋××斤，革命胜利后持此付款。”字样，或者夜间打点野兽充饥，或是挖野菜、地菇、捉蛇吃，摘野果，打菩萨泥当饱。战士们每个人都瘦得像个猴子，白天夜里还不时有还乡团、马刀队频繁骚扰，也确实使人十分担惊。

    一次行军突然从灌木丛中钻出两个高大家伙，照着一个队员就一勾刀劈下，幸亏后面的人枪上了刺刀，连忙枪上一架，队员闪身一马刀，结果了这马刀队员的狗命。又有一次游击队在吃饭，突然山上丛里敌人射来一发冷枪，一队员端着饭碗当场牺牲。这牛田关背，山峦入云，派哨是两个人背靠背，哨口在半天云中，换哨时要防止敌人偷听口令。这些国民党特务或者身披野兽皮子，或打扮叫化子、算命的，突然向你射击，在这些崎岖的羊肠小道上，敌人用看脚印、打草结、看露水霜雪印记等，放地铳、地砣等办法，跟梢游击队。战士几天几夜没饭吃是常事，偶尔打上个把土豪，就是交上好运了。游击队战斗在敌人后方，这日子并不比长征好过到哪儿去。

    一天，一个50多岁的大伯担饭进仚去，游击队员把他叫住，一打听，才知送饭去与贺作新等人吃。原来贺作新妄想困死游击队员，除了移民并村，派兵防守，凡乡中稍有姿色的妇女辄被土匪奸淫。贺作新又另筑一巢，那大伯在前当向导，一直走了10多里山路，都是羊肠小道，才听得公鸡啼叫，他们赶快叫大伯跑走。一近前，里面大得如马路，新盖的杉皮棚，大大小小10多个，烟火袅袅，弹琴吹调。游击队刚一出现在谷口上，里面就有人大喊：“土匪来啦！”霎时，匪徒们如惊弓之鸟纷纷逃命上山，游击队大队人马火速冲锋进去，顿时枪声大作。他们边打边退，游击队仗着人多枪多，硬是阵阵排枪，把这伙人打得溃不成军。接着冲进棚，牵了一头大黄牛，捉了两谷箩鸡，约30来只，宰了一头肥猪，刘静山用锄头砸烂一只箱子，拿到3件新衣服。为了毁敌巢穴，刘静山下令放火，大火通天，把这些杉皮棚尽烧成灰。后来碰上一个走私的，派一个战士用2件新衣换了四两盐，另一件撕成条条打草鞋，穿了一个月。

    吉泰游击队不久与独立五团会合，与高公高严等大战于南安，政委戴贺祥在作战中胸部中弹牺牲。在场的每个人眼泪都扑簌簌淌了下来，他们化悲痛为力量拼命反击，第一梯队倒下去了，第二梯队再攻上去，硬是把敌人打得丢下满地尸体逃走了。

    在牛田关背伤了痛了没有药医，牺牲了如果退却，或是在高山密林里，尸体就只好供野兽或自己腐烂。2个战士牺牲在一个高山坳中，后来找着了，却剩下一副骨架子了。叛徒康苏连（泰和曾家人）诈称为部队搞盐，投敌引敌，包围红军独立团，吴其文等3同志壮烈牺牲。不久，吉泰游击队又收编为公安大队，大队长由裴禹金担任，和敌人周旋。为了减少拖累，那时中央下达了25号文件“凡不利于革命者，都可以先斩后奏。”只好将一些重案犯处决一批，轻的释放。

    杨仕贵（仕和弟），共产党员，曾任警卫团营代理营长，在牛田关背时任排长，在一次坚守炮台、阻击敌人的战斗中，敌众我寡。援兵又为敌所阻截，杨仕贵指挥全排打退敌人10多次冲锋，最后拆炮台上的砖和敌人战斗，敌人用煤油倒在干柴上，烧开炮台门冲入，他们用枪托砸，火越烧越大，杨仕贵等高呼：“共产党万岁！革命万岁！”和战友们一个人抱住一个敌人投入火海，全排战士壮烈牺牲。为红色湘赣省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后来，这个公安大队或是被强敌打散，或是被敌人围俘，其余一部分跟着谭余保转战武功山区，直到国共合作改编新四军才结束艰苦卓绝的游击生涯。

    湘赣省苏维埃政府等十八个单位驻吉安县南岸村

    湘赣时期，南岸村所属的礼溪乡归永新县六区政府所辖。湘赣后期，永新县的牛田和吉安县的南岸都是吉泰县管辖的一个区，处于两县的交界地区。

    1934年4月28日，中共吉安县委、县苏从清江搬迁至安塘村，待了两个多月后，转移到永新牛田。6月，湘赣省委机关也转移到牛田。为了统一领导，中共湘赣省委决定撤销吉安、遂万泰两县县委，在吉安县南岸成立中共吉（安）泰（和）县委，何杨生任书记，后刘仁文、彭仁昌。下辖双江、牛田（永新）、官陂（泰和）、南岸4个边区区委。有党员130余名。团委书记曾热正，青妇党委书记吴伏秀、青妇团委书记曾仁珠。吉泰县工会委员会委员长周洪章，青工部长吴正发，雇农工农主任肖金苟，秘书长刘工祥，裁判长王德怀。工会分会：店员手艺工会主席邓效林，人民农工会、劳力运输工会主任，青年部吴振发，女工部游贵英，组织部长周洪章（兼），宣传部部长彭振和，文化教育部长刘子科（兼）。机关人员一到南岸，吉安县游击大队（原吉安县独立团、营）就改为吉泰游击队。

    7月，南岸村来了一支部队，并驻扎下来，这支部队叫“湘赣省吉泰县游击大队”。同时，来到村里驻扎下来的还有很多机关，一共有省、县、乡18个，2000多人，把南岸、杨雅、大坞等村落都住满了。18个单位为湘赣省政府、吉泰县政府、兵工厂、吉泰游击队、组织部、裁判部、宣传部、政治部、军事部、共青团、妇女会、难民团、六区政府、商店、医院、礼溪乡政府、肃反部、财贸部。村大祠堂尹氏宗祠驻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小祠堂驻吉泰县政府、省财政部，尹德善家驻暗杀团，尹炳基家驻裁判部，尹金民家驻肃反部，尹秀元家驻医院，尹介福家驻枪炮队（吉泰游击大队），尹忠宝家驻商店。还在糯米坑设立红军后方医院。在南岸村的周围，现在都还能看得到战壕、碉堡等痕迹。村里的大祠堂，以前请原国家主席董必武写过对联，可惜后来遭破坏毁了，只留下残迹。

    湘赣省政府从永新搬过来，吉泰县政府是由清江搬过来的，后来，又转移到永新再到天河再往官田的天平山。时任湘赣省省委书记的是陈洪时，省主席为谭余保。吉泰县领导是彭仁昌，清江村人，后被叛徒陈文光出卖，在湖南郴县被杀。

    为配合主力红军红六军团向西长征，中共湘赣省委率领吉泰边区人民立即投入了反“进剿”斗争。独立一团和永新游击队在永新的周家坊歼敌一个团；独立三、五团在吉安县的赤陂歼敌一个营等。与此同时，江西省代理书记曾山率领江西省军区一、二、三团和公略等六县挺进队，在河东一带与敌周旋，牵制进攻西区湘赣之敌。

    10月，在南岸村的鸡公山和南岔岭，吉泰游击队400余人，150余支枪，配合泰山兵工厂木鼻子厂长，一起作战，与国民党七十二师的一个团和当地保安队，展开阻击战。但因敌强我弱，游击队败走永新。南岸村的机关搬来时，正是第五次反“围剿”红六军团撤走后，留下的地方政权和部队转移到南岸的。原还有两支湘赣省地方红军部队，独立红四团和独立红五团。红四团团长李宗保在湖南叛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