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著名的立夏节起义（也称商南起义）胜利95周年。1929年5月6日（农历三月二十七）立夏节当夜，时为河南省商城县南部地区（现属安徽省金寨县西部地区，以下简称商南地区)，在中共商（城）罗（田）麻（城）特别区委领导下，爆发了民团起义与农民暴动相结合的多点联动武装起义。该次起义是继黄麻起义后，鄂豫皖边区爆发的又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起义胜利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2师和商城县临时革命政权。到当年8月，初步创建了豫东南革命根据地。立夏节起义之所以大获全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组织对统一战线工作的成功运用。虽然当时尚未明确提出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但在实际斗争中，商南地区党组织充分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敌人，最终取得武装起义的胜利。

立夏节起义旧址丁家埠大王庙

    第一，党组织紧紧抓住农民这一革命的主力军，充分依靠和发动群众

    农民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商南地区地处鄂豫皖三省结合部，封建剥削历来严重，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自古以来，这里的人民就有反抗压迫的斗争历史和光荣传统。1925年1月，中共四大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指示各地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商南地区党组织在四大精神指引下，积极组织农民协会，在农村中掀起了农民运动的高潮。

商南地区党组织创始人、立夏节起义领导之一詹谷堂

    1926年春节期间，笔架山农校学生、共产党员蔡兴芳在家乡双河香炉石一带，通过串门、拜年等机会，向穷苦亲友讲解农民受剥削压迫的原因，宣传农民团结翻身的道理，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不久，组建了农民协会小组，一个多月内发展了40多名会员，并成立了农会委员会。到1926年春，在詹谷堂、袁汉铭、周维炯等共产党员领导下，商南地区南溪、斑竹园一带纷纷建立起乡、村农民协会。1926年6月，共产党员詹谷堂、王风池等率领2000多农民，手拿镰刀、斧头、土枪等在南溪集会，举行游行示威，进行反帝反封建、减租减息宣传，大长了农民群众的革命士气。商城县民团头子周凤山带团丁前来镇压，当场捕去会员10余人。詹谷堂等据理力争，1000多名农协会员将民团层层包围。周凤山慑于群众声势浩大，担心事情闹大，被迫释放全部被捕的农协会员。10月，北伐军一部途经商南地区，部队中的共产党员，深入群众，宣传北伐和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意义，支持农民协会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农民群众参加农会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到1927年初，商南地区大部分乡、村均建立了农协组织。4月，在斑竹园成立了商城县农民协会筹备处，会员一度发展到1万余人。10名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中，中共党员占5人，其余均是农民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和社会进步人士。各区、乡农协组织负责人，也大多是中共党员。农民协会的广泛建立，党组织的有力领导，减租减息斗争的普遍开展，使整个商南农村出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革命景象。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在党组织领导下，商城县、区、乡农民协会均成立了自卫军（队），镇压土豪劣绅的反抗，抵御地主武装和军阀的进攻。农民协会的蓬勃发展，农民自卫军的组建，为后来的武装起义奠定了组织和思想基础。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商南农民运动虽然遭到镇压，不得不转入地下，但在八七会议特别是党的六大召开后，在党组织领导下，农民运动很快又发动起来。在上级党组织指导下，商南党组织对原各区、乡的农民协会进行整顿，吸收原来一些农会组织因地主投机分子混入而造成损失的教训，对会员重新登记，明确入会条件必须为雇农、佃农、自耕农、半自耕农、手工业者及个体劳动者，并明确了农民协会的具体任务，加强了对农协的组织领导。经整顿，商南地区农协会员由原1万余人精简到6000多人（其中新发展1000余人），使得农民协会组织更加精干、纯洁。各地农协均建立了保卫地方治安的农民自卫军，有力揭穿了豪绅地主散布的共产党、农民协会“勾结土匪、抢劫煽乱”的谣言，整个商南地区农村又逐渐形成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喜人局面。

    1928年春，商南大旱，秋季作物严重减收，广大群众生活更加困苦。商南地区党组织抓住时机，依托农民协会发动“抗租、抗债、抗粮、抗税、抗捐”等“五抗”斗争，减轻了贫苦农民当年冬的租课及赋税负担。1929年春，针对农民大多断炊，而豪绅地主乘机屯积居奇、烘抬粮价的情况，党组织又发动农民协会组织农民，向地主豪绅进行“借粮、均粮”的斗争。当“借粮”受到抵制时，农协会组织纠察队强行搜查。河坪大地主丁继洲，家有陈粮300多担，当农协会到他家宣传借粮时，他狂横地说：“借贷自由，别说我没有粮食，就是有，我不借你们也没办法。你们再闹下去，我就要到县政府告你们强取豪夺、图谋不轨！”并唆使家丁阻止农协会会员搜查。农协会会员一气之下，将家丁痛打一顿，并将搜出的200多担粮食分个精光。对少数对抗借粮的劣绅，农协会还成立了摸瓜队，将他们秘密镇压，吓的地主老财到处跑反，有的地主主动找到农协会减租减息，以保护性命。

    农民协会的不断壮大，农民群众的纷纷觉悟，使得地主豪绅十分不安，不断勾结民团向农民武装进攻。一次，白沙河民团头子卢迎宾带领20多人枪偷袭关王庙农民协会，共产党员赵瑞祥率领50多名农民自卫军在倒头坳打伏击，敌人半数被歼，自卫军缴枪11支。农民们兴高采烈，把倒头坳改称为“胜利坳”，名称沿称至今。经过大革命斗争的洗礼，农民革命立场更加坚定，斗争策略和斗争艺术都有了很大提高，成为日后武装起义的主力军。

立夏节起义策源地——穿石庙

    第二，党组织积极开展士兵运动，直接掌握了一批革命武装

    立夏节起义的重要特点，是民团起义与农民暴动相结合的多点联动武装起义。武装起义之所以非常顺利，主要暴动点甚至未发一枪，便将民团士兵争取了过来，关键在于党组织已在民团中做了大量的士兵工作，掌握了一定的兵权。否则，起义不可能如此顺利。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各派系为争权夺利，纷纷扩充武装势力，各地民团急剧膨胀，为共产党人打入民团、争取和掌握士兵、组织武装起义提供了机会。当时，商南地区有5支民团，其中以驻丁家埠杨晋阶民团实力较强，有2个中队（相当于排）、6个班人枪，另外，一些豪绅地主还成立了所谓“护庄队”，拥有数量不一的枪支。1928年5月，商南区委在吴家店太平山穿石庙召开会议，决定乘各民团都在积极扩充势力之机，派遣一批党、团骨干打入民团，开展士兵运动，团结教育那些出身贫苦的团丁，先利用同乡、亲戚等关系，以结拜方式，秘密成立党的外围组织“兄弟会”，再从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控制和掌握民团武装，为起义积蓄力量，适时组织士兵哗变或起义。

大王庙暴动主要领导人周维炯

    1928年冬，首先由商南区委委员周维炯、漆德玮等通过商南开明绅士漆树仁的关系，打入商南地区最大的杨晋阶民团。由于周、漆二人均是漆树仁的亲戚，加之都曾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生，因而一到民团，便倍受杨晋阶器重，很快委任漆德玮为中队长，周维炯为班长兼军事教练，由二人全权训练民团。周、漆二人抓住机会，在训练中身体力行，使民团的军事素质很快有了提高。一次，商城县长李鹤鸣来商南视察，杨晋阶请李鹤鸣观看民团打靶，成绩优秀，受到李鹤鸣的奖赏。李鹤鸣还专门接见了周维炯和漆德玮，夸奖他们是“青出于蓝”的“民国栋梁”。李鹤鸣的视察，使周维炯、漆德玮的声望大大提高。不久，李鹤鸣以加强县城防御的名义，调周维炯、漆德玮率领一个中队人枪去县城参加县民团。杨晋阶虽不情愿，但也不得不服从。周维炯和漆德玮考虑到县民团对掌握全县敌情、开展工作更加有利，但如果都走了，丁家埠民团工作就无法开展。经过请示商南区委，决定由漆德玮一个人去，士兵从全民团中抽调，周维炯则继续留在丁家埠民团。漆德玮以保卫商南安全为由，向杨晋阶提出上述意见。杨晋阶按漆德玮的意见在民团中抽调10人，由漆德玮带领参加商城县民团，周维炯留下来继续担任军事教练。周维炯利用一切机会和贫苦士兵谈心聊天，与他们交朋友，以烧香结拜方式组织“兄弟会”，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先后发展汪术朝、田继美、姚弟甫、罗绍灼、王玉田、严运生、徐开模七名团丁为党员，并在当地农民中发展曾昭烈（曾泽民）、曾昭银、曾昭乐（曾昭潞）、江家礼四名党员，建立了丁家埠秘密党支部，周维炯任书记。漆德玮打入县民团大队后，当上中队长，发展了10余名党员，成立了党支部，并在城关建立秘密联络点，与县委保持联系，还设法为秘密农民武装购买了一批枪支弹药。

    与此同时，共产党员汪永金、廖业祺打入吴家店竹叶庵民团，郑延青、阮绍宏打入禅堂民团，徐进生、周厚玉、华尔忠、周发商、戴德富等也分别打入各处民团。他们都在民团中组织“兄弟会”，从中发展共产党员，成立党小组。共产党员赵瑞祥在和区以“保卫家乡”为名，出面组织民团并自任队长，直接掌握了这支武装。

    商南党组织通过卓有成效的兵运工作，到1929年春，已在各处民团中秘密发展党员40余人，“兄弟会”成员达70余人。商南地区一共200余人的民团武装，党组织掌握了约半数，控制枪支百余支，为举行民团起义创造了条件。

    第三，党组织积极团结上层人士，灵活利用各种社会关系

    商南地区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知名人士较多且影响较大。商南党组织在开展革命活动、组织武装起义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团结利用社会上层人士，充分利用好各种社会关系。如，鄂东特委派到商南地区领导立夏节起义的特委委员徐其虚、徐子清，正是利用了和商南大绅士徐郎山的同宗关系，才来到商南进行秘密革命活动。当时，很多重要会议就是在徐郎山家里召开的。商南区委机关，一度设在曾任过河南省长葛县县长、开明绅士漆树仁家里。

    1928年，商城县当局为了加强对商南地区的控制，派周凤山带20余人枪，到商南地区李家集组建团防局，一度对革命活动威胁很大。为拔掉这一钉子，商南地区党组织利用团防局在商南地区“维持治安”、收费收款，与当地地主豪绅不可避免地产生利益冲突这一矛盾，从侧面向士绅漆树仁、徐郞山等进言，建议将周凤山挤走，由商南人出面组建自己的武装，实行“商南自治”。果然，漆树仁等以周凤山团防局纪律败坏、扰民有余等为由，向商城县政府频频告状；党组织还和徐郞山“配合”，由农协会员装扮成团防局士兵，“绑架”了徐郞山儿子以敲诈勒索，徐郞山则以此为由大作文章。无奈之下，商城县政府只得将周凤山所带人枪调回，将该团防局撤销，并责成由商南地区重新组建民团武装。得知这一消息，商南佛堂坳大地主柯守恒（建有护庄队）积极活动，依靠自己和湖北麻城民团团总郑其玉的连襟关系，想以护庄队为基础，由自己来组建民团，以便今后独霸商南。为了防范柯守恒“上位”，也为了防止今后郑其玉势力插入商南，漆树仁便向李鹤鸣推荐，由自己的亲信杨晋阶组建了丁家埠民团。商南党组织乘机派周维炯（漆树仁外甥）等利用和漆树仁的亲戚关系，顺利打入该民团，并掌握了一部分权利。漆德玮（漆树仁侄儿）能够打入商城县民团大队，也是漆树仁和李鹤鸣是老朋友、极力引荐的结果。

    柯守恒没有达到由自己组建民团的目的，对漆树仁怀恨在心。他以和麻城民团搞联合演习为名，将漆树仁家的6支护庄枪枝骗去，漆树仁多次讨要，他总是以枪支在郑其玉处为由，拖延不还。周维炯为了壮大丁家埠民团实力，掌握更多的革命武装，决定强行索回。一次，柯守恒带着6名护庄队员，扛着6支枪到亲戚家喝喜酒，周维炯得知后，便带了几名民团士兵也赶来“喝喜酒”。席间，乘柯守恒不备，突然将枪支夺去。柯守恒虽然不满，却也无可奈何。夺回6支枪后，周维炯又劝告漆树仁，与其枪支放在家里被人惦记，不如献给丁家埠民团以增强商南防御力量，同时还能博取好名声。这样，丁家埠民团又得到6支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