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们常有这样的经历：有的事，仅隔一夜，印象便很模糊；有的事，虽过多年，记忆仍很清楚。彭德怀同志对我的一次教诲，已经三十年了，当日情景还依然在目。

（孙犁与本文作者林呐）

    一九四九年春，为了全歼盘踞在晋中一带的国民党阎锡山匪军主力，北京前线我军挥戈南下，直抵太原附近。时值华北战场上最后一场激战的前夕，我有幸拜访了前线指挥彭德怀副总司令。

    那时，我是新华社二十兵团分社的记者。当我准备到十八兵团采访时，我们兵团政治部主任李志民同志又给我加了一项任务：请彭总为二十兵团《战场报》书写报头。因为当时彭总与十八兵团住在一起，由我代办是比较方便的。我想，这还不容易!于是就慨然接受了。

    路上，本来应想些采访的问题，实际上却不能。因为在那崎岖的山路上，除了隐约的炮声外，唯有山涧里和丛林中的鸟叫声。常说：“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在这幽静的道上认真一想，觉得问题还不少：大战即将开始，彭总有时间舞弄笔墨吗？仓促出发，连介绍信也没带，凭什么去拜访呢？他要执意不写怎么办呢？更不用说他很可能不在司令部了……如此等等，走到十八兵团时，还没想出头绪。

    十八兵团驻地是个普通的山村。岭上岭下大约二百户人家。墙上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写着“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等大标语。村边的树林里，几个司号员在练功。干部、战士们来来往往。我哪有心观看这战地景色，只想尽快知道彭总的情况。

    在十八兵团政治部里，问到了彭总的消息，因此，听完了十八兵团宣传部长任白戈同志对我的采访意见后，就向他说明我的另一任务。任白戈为此特地给彭总写了一封信，我持着这封信,怀着极大的喜悦去拜访彭总。这时已是下午三点了。

    二

    远在土地革命时候，许许多多的传说，使我成了彭德怀同志的崇敬者。几年之后，我又成了他所指挥的八路军中的一名新兵。自从晋东南地区声讨大汉奸汪精卫大会以后，十年来再没有见过他。现在，当踩着坎坷的街石，即将看到仰望已久的彭总时，该是多么高兴啊，然而我的心却象村外的山峦似的不平静：当他正在为捣毁阎匪老巢而忙碌时，怎忍前往打扰他呢！可是，又岂能半途而罢呢！在犹豫中走了一段下坡道，踏过一条干河沟，然后拐进一条短街上。这地方比别处稍静一些，若非偶尔有军人走过，是不会感到这儿住着部队的，更不会相信太原前线我军司令部就扎在这里的。又走了不远，见道北的一家门口，一边肃立着一个卫兵。一望而知，我的目的地到了。走到跟前时，一个卫兵彬彬有礼地迎过来轻声问询。我将介绍信递给他，他看了一下就放行了。我表示过谢意后，慢慢走了进去。

    这是一所普通的院落。北屋、东屋各三间，全是块石砌基，土坯垒墙的平房。西墙下的木桩上拴着两匹高头大马，一匹枣红色的，一匹土黄色的。北屋窗前的石榴树上，结了许多嫣红的花蕾，院子里清洁肃静。既不见人，也不闻声，这哪里象个指挥部呀！就在这时，北屋里传出来打电话的声音，于是我怀着惊喜的心，朝北屋走去。

    北屋中间放着一张方桌。上面立着一支白蜡烛，两个搪瓷碗，桌子周围有几条木凳，几只文件箱。通过敞开的隔山门朝东间屋里望时，见满墙军用地图上面，插着许许多多的红蓝小旗，一望而知是太原前线敌我攻守形势的标帜。地图前的长桌上安放着一架穿着皮套的电话机。正在接电话的是个青年，又是北方口音。回头望望西间屋子，房门紧闭，悄无声响。奇怪，莫非真的不凑巧！

    片刻之后，打电话的青年走出来，我把信递过去，他看后，很客气地说：“请你稍等一下，彭总很快就会回来的。”转身倒了一瓷碗水放在桌上，我们谈起话来。他是一位参谋，姓陈，名字已不能记忆了。

    三

    陈参谋非常热情，当他了解我的来意后，谨慎地说：“看看吧，也许问题不大。”我想：难道彭总会叫我碰钉子吗？他固然特别忙，倘若把一切都准备好了，使他能够提起笔来一挥而就，即使再忙也是可以的吧！于是我就询问有没有纸张笔砚，当我知道一应俱全时，别提多高兴了。应我的要求，陈参谋把一方圆形石砚放在桌子上，我急忙注水磨墨，寂静的室内发出嚓嚓的响声。

    墨未研成，陈参谋就说：“回来了。”朝外瞧时，见一位身着褪了色的黄土布军装的首长，已走到院子中间，他系一条牛皮腰带，脚穿黑色圆口布鞋，身材短而略胖，他那浓眉毛，大眼睛，厚而稍突的嘴唇，给人一种严肃威武的感觉。我立刻放下墨站起来，向走进来的彭总举手敬礼。彭总还没站定，陈参谋就把我带来的信递过去，彭总看完后，他又代我说明了来意，我自然也说了一遍李主任和大家的愿望。这时，彭总的令人敬重的脸上才略有点笑意。并把我拉到他坐的凳子的另一端，然后轻轻地问道：“为什么要我来写呢？”

    对于彭总可能提出的问题，我大都考虑过，唯有这个问题没有准备。只好边想边说：我们兵团的同志们，凡是知道彭副总司令到太原前线来的，没有不高兴的，可是你还没有来得及到我们兵团去哩，大家见不到你，看见你写的报头也高兴啊！……当我正在寻找更充分的理由时，已发现他的表情有点不以为然了。不过，并没料到他又问我：“你知道我会写字吗？”

    请听，这是多么好笑的话啊！我怎能不知道他会写字呢？他大概看出来我要搬证据了，接着说：“我小的时候是个放牛娃，只念过一两年旧书，字认的没有几个，更提不到会写了。在湖南当团长的时候，我们那个副团长就不知道我认得字。有一天发现我在写信，惊得他跳起来喊叫：‘呀！老彭呀，你怎么一下子变成圣人啦！’”

    我笑了，在东间屋里工作的陈参谋也笑了。我心想：他说的也许是事实，但目的还是为了拒绝我的请求，或者仅是一种谦虚话。于是贸然说：“我见过你的题辞，快写吧！你看，我已把墨研好了。”他当然发现了我那急切的心情，只是很难判断我那证词的真伪，于是高声爽朗地说：

    “实事求是，说一次也没写过是不对的，在延安时，那里建了个烈士纪念塔，要我题辞，我想，不管我的字写得多么丑，都是应当写的，不然就对不起为革命而牺牲的战友。此外就再没写过。”

    听他这么一说，倒觉得有点希望了。我说：“为了鼓励指战员们的情绪，也是应该写的吧！”说着，就把砚台往他跟前推了二寸，但是他却把希望推了一丈。郑重地说：

    “毛主席、朱总司令都是大知识分子，字也写得好，为了鼓励同志们的情绪，应当请他们写哟！”

    我紧接着说：“现在毛主席、朱总司令都不在这里，还是请你写吧！”于是又把砚台推了二寸远，并把笔帽取掉，将笔靠在砚台边上。只见他慢慢收起笑容，沉思了片刻后说：

    “你所以要我写字，显然不是因为我的字写得漂亮，而是因为我是副总司令，这就不好。职务只是革命工作的分工。我自己是知道自己的，革命前不管他了，革命后虽然作了些工作，但也犯过一些错误，功过相抵，还是个零。不谈写字了吧，还是谈谈你们的工作吧！”

    万没料到他竟提出这样严肃的问题，而且并非客套，这就不得不使我一时语塞了。接着他到东间屋里去了，只听得他和陈参谋说了一句简单话后，便拿着一个苹果和一把小刀走出来，递给我说：“没有别的招待你，吃，不要客气！”

    我接过苹果和小刀，没有说话，也不知该说什么。只觉得现在坐在我身边的，不是指挥千军万马令人敬重的大将军，而是久别重逢的师长和父兄。虽然如此，我怎么好意思吃他那可能是仅有的一只水果呢！只好连小刀一起放在桌子上，开始了新的话题。

    四

    新话题是彭总从我的工作谈起的。他说：“记者要把眼光放在工农兵身上。没有工农兵便没有历史，没有工农兵便没有战争的胜利。当然，没有指挥也是不行的，但战争能不能打胜，关键在于战斗力，在于工农群众的积极性，所以一定要注意把战士写好。”

    他的话无疑是正确的，在衷心敬佩的同时，我暗暗地思忖：他虽然在谈记者工作，但这跟请他写字似乎也不是毫无关系的，于是，我把话题转到读者对文章的评价问题。他说：“我了解一点打仗的事情，并不懂得写文章的事情。以我的看法，文章写不好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一条是由于没有正确地反映事物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关系。主席不是说过吗？事物的必然性常常是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的。比方说男人与女人要结婚，这是必然性，但哪个男人和哪个女人结婚却是偶然的；再如共产党员和共产党员是要见见面的，但这一个和那一个共产党员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见面——象你和我今天的见面，不是偶然的吗！有些同志在文章中只注意了事物的必然性，忽略了事物的偶然性，这样看起来就千篇一律，没有意思；就象‘蒋军必败，我军必胜’这个道理，不是尽人皆知的吗！你注意写他的失败，而不注意去写他为什么和怎么样失败的，那就不大行，或者很糟糕……”

    我边听边想：写文章还有这样深奥的哲理呢？

    彭总说到这里，发觉我听得入神了，就指指桌子对我说：“你怎么不把那个苹果吃掉！又不是叫你看的！”

    我说：“听你谈写作比吃苹果还有味哩！”

    他说：“这样说不好，论文章我是外行嘛！”说着就把苹果抓过来，用小刀一圈一圈地削起皮来，一条长长的红色果皮从他的手上拖到膝盖上，屋子里立时弥漫着阵阵果香。刚刚削完，他就把苹果送到我的手边。可是我怎能去吃彭总亲手削的苹果呢？我接过来，又慢慢地放到桌子上，为了使他不要再为我操心，就说:“先放一下，一定吃！”其实，当他聚精会神削苹果的时候，我就想，耽误他的时间已经够多了，写报头的事总没有解放太原重要吧！可是我就这样空手而归吗？这时，我又从记忆中发掘出一条根据，满有信心地说：

    “我想起来了，你还在赵树理同志的《小二黑结婚》上题过辞呢!”

    他哈哈笑道：“你不说我倒忘了。文章要写得好，我以为写出后还应耐心改，不要急于登报印书。在晋东南的时候，赵树理同志把他的《小二黑结婚》初稿拿给我看，我看后觉得很不错，但也还有些缺点，要修改；后来他又改了很多次，才定稿出书，大家的反映还不错嘛！所以我就给他写了两句话，大概是称赞他的刻苦用功精神的吧!”

    东屋里电话铃响过后，陈参谋走来请彭总接电话。接过电话后,他对陈参谋说：“请他们过来,要到前方去一下。”陈参谋去摇电话机，彭总走到地图跟前凝神地察看着。我意识到，我必须走了。当我向敬爱的彭总敬礼辞行时，他回过头来，紧紧握着我的手说：“请向李主任问好！”我再次敬礼后，转身走了！刚到院里，又听到屋里喊道：“苹果，苹果。”我转身看时，见彭总立在屋门口，手里举着他亲手削的那个苹果。我心里一激动，嗓子成了哑巴，只是向他摆了摆手，连一声感谢的话也没有说出来。

    思悠悠，念悠悠，睽违彭总三十秋，教诲铭心头。

    怨悠悠，恨悠悠，功过颠倒亲当仇，怒气冲斗牛。

    喜悠悠，乐悠悠，念载沉冤一笔勾，功绩垂千秋。

    丝悠悠，竹悠悠，鞠躬尽瘁志未酬，颂歌响九州。

    一九七九年一月于天津

    摘自《风霜集》

    林呐同志：

    你好！给你写这封信一则是老战友的问候，二则是老战友的建议。说老战友的建议，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意思，是三四个人的意思。前天，邓锡田同警备旅另一老战士宋国亭来看我，忽地提起了彭德怀副总司令，大家都觉得这是个真正的伟人，真正的大英雄，真正的无产阶级的英勇战士。他被冤枉死了，现已平反，但我们一致认为（还有在冀的河北省文联张朴同志）：彭是应该好好写点文章追悼他的。这时，我忽的想起在抗战末期，你曾面见彭总，请他为“火线”小报题报头的那件事。题字没有取来，你取来了彭总的印象，把这印象说给我们听，我们都极为感动，很受教育。至今想来，“言犹在耳”，你当时是很富于激情的。我想，你一定可以就这一点，写出一篇散文来。于是，我们一致“决议”，要我执笔给你写封信，请你把这一次的与彭总的会见——倘还有其他材料及感受，当然更好——写成追悼文章，拿给报刊发表，以使全国人民在三十余年后的今天，同领彭总的教益。邓锡田说你很忙，但我们全都相信，为了彭总，为了今天的人民，你会义不容辞的把此文很好的完成的。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现在保定市文联工作（文联到成立，还没有房子，就仍住群艺馆）。一切都好。我们好多年不见，各有苦情账，总是彼此怀念，互相关心着的。不通信，心却相通，消息也大致知道。如今形势大好，各自都忙起来了。但愿不久能有机会相聚，那时畅谈，其景何如！

    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

    紧紧的握手！

    徐光耀

    1979.1.3深夜